廣州十三行與中西繪畫藝術交流?

    摘要：清代中期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廣州十三行在引進西方繪畫藝術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並對嶺南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十三行 西洋繪畫 外銷畫 嶺南畫派

 

       廣州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成為中外貿易、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廣州十三行在繪畫藝術方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西洋繪畫傳入中國的重要通道，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並對嶺南繪畫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

       一、十三行與西洋繪畫傳入

       公元14世紀以後，歐洲成為“文藝複興”的發源地，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在清代以前，文藝複興的重要成果西洋繪畫就通過廣州非正式進入中國。如意大利耶穌會土羅明堅(Michel Ruggieri)於1580～1583年間(明萬曆八年至十一年)將西洋宗教美術作品帶入廣州，“在他的會所裏還陳列著許多別樣的新奇物品，例如聲調悠揚的新樂器，意國的美術印刷品，不特令人奇異印工的美妙，裝訂的富麗，內中盡是聖母事跡及信德奧理的插圖，琳琅滿目，美不勝收”。①這些作品用西洋透視方法作畫，人物生動，栩栩如生，吸引不少民眾和廣州畫家參觀。②羅明堅還將天主教宗教畫印刷品擴散到肇慶等地③，成為明清時期在中國內地傳播西洋繪畫藝術的第一人④。明代晚期西方傳教士阿爾法羅(Pierre Alfaro)、利瑪竇(Matteo Ricci)、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等人皆通過廣州攜帶宗教性質的西洋繪畫進入中國。⑤這些美術作品是非正式流入中國的，主要是用於宗教傳教的陪襯，影響是有限的。

       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國力鼎盛，清代社會對美術的推崇和收藏嗜好也達到極致，推動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發展與輝煌。而同期歐洲“文藝複興”運動方興未艾，也影響清代朝野開始接受西方繪畫藝術，使清代繪畫呈現出多樣性與創造性的傳承與創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實行“一口通商”政策，隻保留廣州與西方國家海路的貿易職能，直至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也成為西洋繪畫進入中國的正常通道。粵海關即從官方渠道進口了“油畫”、“玻璃鏡鑲玻璃油畫”等西方繪畫作品。⑥如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廣東官員進貢到宮廷的“洋貨”類貢品中就有“風琴畫、洋畫片、洋油畫⑦等。乾隆年間兩廣總督兼任粵海關監督李侍堯進貢的貢品中就有“洋油畫小掛屏一對”。⑧乾隆朝文人沈複遊曆廣州後稱：“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構與洋畫同。”⑨說明沈複已經觀看過以十三行商館為內容的西方繪畫作品。十三行商也成為中國欣賞西洋繪畫較早的群體。歐洲傳教士馬爾科姆(Howard Malcom)1840年造訪十三行商伍秉鑒住宅後稱：“除了華麗的中式燈籠，(室內)還懸掛著不同規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燈。意大利的油畫、中國的掛軸、法國鍾、日內瓦的箱子、不列顛的碟子等裝飾著同一個房間，並點綴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蠟製水果模型和造價不菲的白鑞製品。”⑩

       清廷規定：所有到達廣州的外國人，遇有願進土物及習天文、醫科、丹青、鍾表等技，情願赴京效力者，在澳門則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則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縣，隨時詳報臣衙門代為具奏請旨，送護赴京。(11)廣州十三行也成為西方人士進入中國的必經中轉站和管理機構，眾多西方繪畫人才通過十三行進入清宮者不絕於途，著名者如熱拉蒂諾(Gerardino)、馬國賢(Matteo Ripa)、德天賜、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中西美術交流進入繁榮的時代。

       1707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乘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經澳門到達廣州，在廣州學會了中文，作為畫家進入了北京宮廷，最先把西方銅版畫傳入中國。在北京他參觀了之前來到中國的意大利畫家熱拉蒂諾的油畫室，為此馬國賢認為“熱拉蒂諾是把油畫藝術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馬國賢回到意大利後，創辦了歐洲最早的培養中國留學生的中國學院，為1792年英國馬嘎爾尼訪華提供了兩名能講純熟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中國學生作為翻譯(12)，為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13)。

       1715年，一位27歲的意大利傳教士和畫師經過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達廣州，在十三行商館學會了中國語言和禮儀，給自己起了郎世寧的中文名字，進入北京宮廷供職，成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宮廷西洋畫師。(14)郎世寧在清宮畫院處供職一生，將西方油畫的肖像畫技法帶到了中國，為清朝皇家繪製了大量賞心悅目的藝術精品，如1711年(康熙五十年)郎世寧所作油畫《純惠皇貴妃半身朝服象》，簡稱《純惠貴妃象》，堪稱“東方蒙娜麗莎”，體現了精湛的畫技，創造性地發展了中西合璧的全新肖像畫風格，影響清代畫壇。郎世寧還用繪畫記錄了清廷的重大曆史事件，尤以銅版畫《平定西域戰圖》將紀實繪畫推向了高峰。

       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準噶爾部叛亂獲得輝煌勝利。為了給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動的形象資料，乾隆帝決定用繪畫形式記錄這次平叛戰況，請在宮中任首席畫師的郎世寧帶領法國畫家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亞耶穌會士艾啟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羅馬耶穌會士安德義(Andre)等人，根據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部、大小和卓木等叛亂勝利的史實繪畫而成16幅凱旋圖組畫。乾隆皇帝為了珍藏此組繪畫，下旨雕刻成銅版畫加以保存，送往法國製作，交由兩廣總督李侍堯負責。(15)李侍堯接旨後，則轉交給十三行商完成。乾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總商潘啟與其他十位行商聯名與法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合同，委托法國製作《平定西域戰圖》組畫。乾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將所製《平定西域戰圖》銅版及各印200張銅版畫經廣州上繳清朝宮廷，曆時11年之久。當組畫全部製成送抵紫禁城時，參與畫稿的郎世寧、王致誠二人已去世，未及見到作品。(16)北京和巴黎相隔萬裏，是十三行商將這大膽的設想變為現實，在紫禁城與巴黎之間搭建了藝術橋梁。

       《平定西域戰圖》這套組畫用西洋繪畫形式描繪中國的曆史場麵，既有很高的藝術品位，又具獨特的史料價值，被視為200多年前東西方藝術合作的經典巨作，今天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依舊珍藏著這套畫作。可見，清代中期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廣州十三行在引進西方繪畫藝術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西繪畫藝術的融合與交流，推動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傳承與創新。

       二、十三行與中西繪畫交流

       十三行不斷從國外引進西方繪畫人才，廣州成為中西繪畫藝術交流的通道，也為學習並掌握西方繪畫藝術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西方繪畫與中國傳統繪畫畫種、作畫工具、表現手法不同，而且在繪畫理論、透視要求、構圖方式、光暗表現上有很大差別。早在十八世紀中期，廣州畫家已經開始掌握了西方的繪畫技巧。瑞典奧斯克學會會員彼得·奧斯伯克在乾隆十六年(1751)以傳教士身份隨瑞典東印度公司輪船“查理斯皇子”號抵達廣州，他觀察到，“若幹年前中國人繪畫的技藝不高，但近年來因得以見識歐洲藝術家的造詣，他們在這方麵已大為進步——尤其在透視學上，從前他們對此是一無所知的。”(17)美國首航廣州“中國皇後”號船長山茂召在其日記中評價廣州的繪畫藝術，說中國的畫工和畫匠雖然缺乏創造性，但卻有很強的模仿能力，總能把西方的畫描繪得惟妙惟肖。為此，山茂召還特意在十三行訂購一批中國的瓷器，那些器皿內繪有“中國皇後”號的標記、廣州十三行風光等圖案，這些都出自於廣州工匠的巧手。19世紀初，美國畫家曾為航行廣州的美國塞勒姆市“友誼”號商船畫了幅水彩畫，廣州瓷器畫家將此畫畫在一個直徑10英寸的瓷盤上，不僅描繪了“友誼”號的全貌，準確標上船舶的英文名字，而且畫中遠處還隱約地出現三艘小船，顯示運用了西洋繪畫的透視技法(18)，說明廣州的繪畫技術在吸納西方繪畫技巧中得到發展。

       由法國代製的《平定西域戰圖》銅版畫是廣州十三行承辦並經廣州上繳北京宮廷的，故一些廣州雕刻工匠得以學習而掌握銅版畫的技術。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年間(1775～1820)，北京宮廷再將乾嘉年間的幾張戰圖製作成銅版畫時，已不用送到法國製作，而是由在北京的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指導來自廣州的工匠成功製作成中國自己的銅版畫。

       中西繪畫藝術在廣州交流的最典型代表作是十三行外銷畫。十三行的外銷畫興起於18世紀中期，19世紀初達到鼎盛。所謂外銷畫，就是由廣州畫家滿足來廣州外國人士的愛好，采用西方的繪畫方法、畫筆、顏料作畫，帶有風俗、風景寫生或紀念旅遊性質的商品繪畫，主要銷售到歐美社會，因此稱之為外銷畫，種類有布本油畫、象牙油畫、玻璃畫、紙本水彩畫、通草片水彩畫、水粉畫和瓷器燒造畫、壁紙畫等。

       十三行時期最有名的外銷畫家是關喬昌(又名啉呱)和關聯昌(又名庭呱)兄弟。19世紀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長期居住，在澳門、廣州、香港等地作畫，還招收廣州學生傳授西方油畫技法。關喬昌兄弟1825年成為錢納利的學生，學習和掌握了西洋畫方法和技術。其後兄弟二人在十三行商館區內開設畫室，專繪大量外銷畫。他們兄弟所繪的肖像畫極為生動，所作的廣州風景畫栩栩如生，具有獨特的魅力，大大滿足了來粵外國商人的好奇心理和審美情趣，甚得外國商人青睞，使畫作銷路大暢，生意興隆，被稱為中國最傑出的外銷畫家。關喬昌五十二歲時作自畫像，成為1986年12月香港郵政總局發行四枚“19世紀香港人畫像”郵票之中的一枚(麵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麵值五元者是錢納利親手所繪十三行商胡興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麵值一元三角的中國婦女人像，亦是錢納利所繪。

       關氏兄弟的外銷畫市場很興盛，他們廣招學生，培養了一批外銷畫工匠，臨摹關氏畫作或複製西洋畫家作品出售。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一帶就有近三十間畫店，這些畫家共同構成了十三行時期廣州外銷畫的創作隊伍，為當時外國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銷畫商品，繁榮了十三行外銷畫市場。關氏兄弟還結合了十三行商的商業手段，為招攬外銷畫生意，在英文《廣東郵報》刊登廣告：“可以向讀者保證，如果他們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訪問地球之前的有限時間內永生，毫無疑問，最好是為母親、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們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隻要十五塊錢，罕見的傳真。”(19)

       19世紀西方醫學取得飛速發展，尤以外科、產科、眼科先進，成為最先進入中國的醫科。美國海外布道會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駕(Peter Parker)牧師以專業醫生資格前往中國傳教。(20)道光十五年(1835)伯駕來到廣州，得到行商伍秉鑒的支持，免費提供十三行內新豆欄街部分房屋，創辦了眼科醫局，時稱“新豆欄醫局”，這是廣州最早的眼科醫院中山醫科大學的前身。關氏兄弟曾為伯駕醫院中的110名患腫瘤病人畫像，這批畫像直至今天還保留在英國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和美國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成為研究中國油畫及醫學史的珍貴資料。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開設畫鋪的外銷畫家關作霖(英文名Spoilm)，也頗負盛名。(21)他曾用西洋水彩畫筆法為行商潘有度繪肖像，1800年被美國人普羅雄登斯購買收藏。保留在波士頓由私人收藏的關作霖傳世作品中，還有其在廣州為從夏威夷群島遠航廣州而來的酋長作的肖像。(22)

       廣州的十三行夷館是廣州的外銷畫家們十分喜歡表現的題材，已經能夠熟練地掌握構圖透視、光暗投影以及色調對比，無論是珠江中來往的中外船隻，還是江岸上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鱗次櫛比的西式樓房，都表現了充滿中西曆史文化進程反差對撞的強烈的視覺對比，反映了外銷畫掌握西方畫種技法的進步。(23)

       外銷畫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瓷器燒造圖，稱為廣州彩瓷，簡稱“廣彩”。雍正年間，隨著西方對中國外銷瓷器需求的擴大，景德鎮部分釉上彩繪瓷器逐漸運至廣州河南加工生產。景德鎮的釉上彩瓷藝術，加上廣州銅胎瓷琺琅燒青藝術，同時仿照中國錦緞紋樣繪製花卉圖案，並融合以西洋的水彩、素描、銅版、肖像畫等繪畫風格和刻繪技巧，最終鍛造成了一種具有新的裝飾藝術形式的廣州彩瓷。一名外國商人參觀廣州烘瓷廠後記載：“我們參觀了製瓷的一係列工序。我們看見在一條長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們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繪各種花紋，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紀的人進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進行，甚至有六七歲的兒童參加。”(24)

       當時的廣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畫，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樣板作畫，所以又稱為“客貨”。圖案多為歐洲中世紀的城堡、教堂、花園風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後來又兼采中國的繪畫技藝，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藝，其筆法既有中國繪畫傳統風格，又有西洋畫風采，充分展現中西合璧的特點。廣彩大量采用西紅(金紅)、法藍(水清)、水綠、茄色(紫色)、湖水綠(鶴春)、牙白、二綠、雙黃等，同時采用氧化銅、氧化鈷等外國琺琅顏料，形成了顏色以薄、豔、亮見長的特色。(25)這些繪製有外銷畫圖案的“廣彩”，現在流存在英國、法國、荷蘭、瑞典等西方國家的博物館、藝術館者千萬計，其中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燒造圖，是乾隆年間(1736～1795)廣州畫家繪製的外銷畫作品。這套廣州外銷畫的圖冊，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貝爾從廣州十三行購得(26)，是研究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畫十分珍貴的參考圖像資料。廣彩反映了廣州畫師學習西方工藝美術風格，不僅造就出當時中國外銷工藝美術作品的輝煌，而且豐富了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內容和形式。

       中國畫家以十三行商館為題材的畫作，不僅有油畫，而且還有水粉畫、水彩畫、鋼筆畫、玻璃畫。早期的作品在技法和材料上還繼續采用了中國傳統的繪畫材料，如水粉畫絹本手卷。香港藝術館收藏有18世紀晚期中國畫家所作的題為《市舶司回府》的絹本水彩畫，此畫可能是一長卷畫的部分，全卷描繪珠江河道上自黃埔船塢至廣州商館的景色。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卷全長26英尺的相類內容完整畫作，創作時間約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東印度樓曆史博物館藏有長度相約的另一卷。這一類型的長卷畫準確地描述了珠江沿岸的變化、舫標(碉堡、古塔、寺廟、稅關、洋行、岡巒)和距離，在當時對於未曾熟習路線的外國領航員來說，起了導航圖的作用。這些畫作被外國人帶回國之後，很多被分割開來獨立裝裱成裝飾品，有些更分成十二幀之多。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畫家鋼筆畫《商館區一景》，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刻畫得十分精致，效果類似銅版畫。(27)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還收藏有中國畫家作於嘉慶十年(1805)的玻璃畫《廣州商館區》，廣州博物館也收藏有《清十三商館》的玻璃畫。玻璃畫在13世紀晚期發源於意大利，17世紀由傳教士傳入中國，道光三十年(1850)後，這種繪畫方法在世界各地逐漸式微。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收藏的這幅玻璃畫是由居於波士頓的美國商人托瑪斯·拉姆購回美國的，對廣州十三行商館的景致刻畫入微，是一件成功的美術作品，又是寶貴的曆史資料。

       通草又名通脫木，五加科子喬木，莖中的髓顏色潔白，有絲絨的質感。把這種植物樹心切成薄薄的切片，薄而半透明，可以用來作畫，所謂通草畫就是指繪製在這種材質上的水彩畫。“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周遊東方時，獲贈十幾本、300多張通草畫，至今仍保存在俄羅斯皇家博物館中。而在英國、瑞典、美國等歐美國家，上至皇家宮廷、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下至尋常百姓人家，通草畫帶著濃濃的舊時廣州記憶依然為人們所著迷。”(28)

       十三行時期，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貿易交往日益頻繁。來華商人在廣州大量采購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商品，這些商品暢銷西方市場，引發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和對中國物品的強烈喜好，掀起了一場波及西方藝術、文化、建築、裝飾等諸多領域的“中國風”，這種藝術風格在歐洲社會前後持續了一百餘年。

       歐洲人有用壁畫裝飾牆麵的傳統，掛毯、刺繡、錦緞、天鵝絨及淺浮雕的皮革製品等都是裝飾牆體的主要材料，由於這類材料價格昂貴，是隻有上流社會才能擁有的奢侈品。17世紀到19世紀，廣州壁紙開始輸入歐洲，其絢麗的色彩、精美的畫麵、完美的工藝，以及濃鬱的東方情調，贏得了歐洲社會各個階層的青睞，廉價精美的中國壁紙逐漸替代了歐洲昂貴織物的飾牆材料，成為歐洲社會上下通用的室內裝飾品。17世紀末一位作家在《世界報》中寫到：“中國壁紙在豪宅中極為流行，這些房子裏掛滿最華麗的中國和印度紙，上麵滿繪著成千個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來的人物、鳥獸、魚蟲的形象。”1732年瑞典“腓特烈國王”號首航廣州，大班柯林·坎貝爾在記載采購的回程貨物中就有大量壁紙。另據1775年的一份檔案記載，一艘到達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商船，一次就裝載了2236件中國壁紙。

       廣東省博物館現收藏一件18世紀清代市井風情圖外銷壁紙，水粉紙本，廣州畫匠繪製，這是中國博物館界收藏的唯一一件中國外銷壁紙的實物。由於這類壁紙專供外銷，中國當時未留下任何文獻記載與實物資料，致使這段關於廣州傳統手工藝的輝煌曆史漸漸淡忘於人們的腦海中。這件珍貴藏品的征集，不但填補了國內收藏界的空白，也為學術界加深十三行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明。(29)

       三、十三行商與嶺南繪畫

       十三行商是清代中期從事海外貿易的富商群體，最著名行商家族為“潘、盧、伍、葉”(30)。十三行商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儒化色彩濃厚，雅好琴棋書畫，部分行商及其後代具有較高的書畫造詣，熱衷繪畫藝術，對嶺南繪畫影響巨大。

       伍氏行商伍秉鏞辭官後“日以詩畫自娛，畫尤工……間潑墨作大小幅，輒題詩其上。”(31)伍元華、伍元蕙是書畫愛好者、鑒藏家，善畫能詩。(32)伍延鎏善山水，筆氣磅礴，仿吳仲圭、清湘老人。中年後，專寫墨梅，因自號梅盦。自繪梅譜十六幀，諸家筆法均備，名人題詠甚眾。(33)伍德彝是伍秉鑒第五代子孫，為居廉入室弟子，畫則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無一不精；字則篆隸楷草，無一不妙。又善詩詞，允稱三絕，尤工古籀篆刻。張之洞督粵時，嚐至其家，燕賞其畫。迨五十賜壽，所有禮物均璧，獨受其所繪九如圖，大為欣賞。番禺梁鼎芬采李白論畫句雲：“輕如鬆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羞滋”，謂其畫景得輕濃二字之妙。因以名其館曰鬆苔，並號鬆苔館主。著有《鬆苔館詩鈔》、《浮碧詞集》若幹卷。嚐謂：書畫一道，勿扭於一隅，須多見多聞，多讀多寫，集各名家之大成，一爐而冶之，方可出人頭地雲。德彝晚年失明，猶能以指畫扇頭冊頁。(34)

       更重要的是，1835年伍氏行商擴建伍家花園，核心區域萬鬆園是接待西方商人和嶺南名士的場所。萬鬆園收藏了大量書畫精品，在此廣交名流，是嶺南書畫界交流聚會的中心，促進嶺南書畫的作用非同尋常。

       潘氏行商潘正煒自幼勤學善書，宗蘇東坡(蘇軾)、米元章(米芾)筆法(35)，尤工楷書，善書畫(36)。潘恕工詩詞，善畫；潘飛聲既是詩人，也是書畫家。除了自身的書畫造詣，潘氏行商更主要的貢獻也是在書畫的收藏和交流方麵。潘有為時代已開始注重書畫收藏，到了潘正煒時代，突飛猛進，數量激增，成為了清代最負盛名的書畫鑒藏家之一，建聽帆樓，自號聽帆樓主人、聽帆樓居士。他精心鑒賞、研究藏品並撰書立著，其傳世的著作有《聽帆樓書畫記》，從其藏品所精選，共收錄精品書畫180餘種，有數十位名人雅士為其書畫題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

       還如顏氏行商後人顏穀昭好蓄古書畫(37)，行商葉廷勳篤嗜書畫，“聯詩讀畫，殆無虛日”(38)。葉廷勳之子葉夢龍等皆習有父風，少年習畫，精繪事。(39)其後葉氏家族更將商業資本轉向文化藝術領域，窮其畢生精力，打造了一個輝煌的書畫鑒藏王國——“風滿樓”。正是這些行商在繪畫領域的貢獻，促進了嶺南畫派的形成與發展。

       嶺南畫派創始人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簡稱“二高一陳”，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重要流派。嶺南畫派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也與十三行商有密切關係。

       嶺南畫派的奠基者居巢、居廉與武氏行商關係密切，收伍德彝為徒後，便進入了伍家的賓客圈，不僅伍德彝，連他的父親伍延鎏、叔父伍金城及弟伍樂陶也成了居廉書畫交遊圈中的主要成員(40)，映射出行商畫界相得益彰的關係。居巢、居廉不僅名聲愈顯，也能賞閱其家藏書畫，眼界愈高。1899年10月，居廉曾與伍德彝、容仲生、陳壽泉、崔詠秋、劉玉笙、葛紹棠、張澤農、吳春生、李桂馨等聚於潘家的萬鬆山房，共同繪製了《花果》畫卷。在居巢、居廉畫中，可以看到類似西方繪畫立體、明暗的表現法，因此十三行外銷畫應該對二居及高劍父繪畫風格一定的影響。(41)

       高劍父自幼拜嶺南名家居廉為師，後拜同門師兄伍德彝為師，成為一生事業發展的契機。“居師及門中有伍德彝(懿莊)者，為嶺南望族伍紫垣(崇曜)之後，富於財，家藏名貴古畫甚豐，年長於先生廿餘歲(或雲十餘)。先生以家貧無能購古畫，乃以同門之誼，由容祖椿之介，求伍氏借閱。伍允焉，但以先行正式拜其為師為條件。先生亟欲多讀多臨名家作品，以期精益求精，竟肯低首降心、折節向同輩師兄執贄行三跪九叩拜師大禮，並向其家屬行禮如儀。每路遇必肅立路旁低首請安。伍乃許其留宿於其鏡香池館之浮碧亭中，觀摩所藏。”(42)除了掌握中國傳統畫技和觀摩書畫精品，伍德彝還介紹高劍父結識嶺南名流世族如吳榮光、潘仕成、張蔭垣、孔廣陶諸家，於是盡得宋元各家傑作之秘奧，而畫學得以突飛猛進。(43)高劍父在萬鬆園結識澳門商人伍漢翹，得其資助就讀嶺南學堂，方有機會向旅居澳門法籍美術教師麥拉學習了西洋木炭畫，對其後來將中國水墨畫與西洋畫技法結合有一定影響。(44)高劍父在萬鬆園結識日本畫家山本梅崖，與山本在廣州述善小學共事，山本教授高劍父日文，有利於高劍父在日本發展。高劍父在萬鬆園認識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廖仲愷，二人過從甚密。何香凝與廖仲愷結婚後欲學習書畫，廖仲愷向高劍父學畫後再轉授何香凝。1906年高劍父東渡日本，在東京陷入困境，幸遇廖仲愷幫助，方度過難關。高劍父留學日本時寓居廖宅，還經常施教何香凝。何香凝後來也因此被視為嶺南畫派畫家，高劍父後來加入同盟會，積極參與革命，皆與廖仲愷在萬鬆園結識關係密切。(45)

       可見，十三行商對嶺南書畫的投入及美術造詣為嶺南繪畫做出貢獻，萬鬆園、聽帆樓等行商園林成為孕育嶺南畫派的搖籃，嶺南畫派的領軍人物得益於行商的扶持，接觸並學習嶺南乃至中國的書畫精品，奠定了日後嶺南畫派的地位。在萬鬆園，高劍父還廣泛接觸了嶺南書畫界和政界的傑出人物，開拓了眼界，提高了境界，為高劍父最後走出嶺南，在國際繼續發展，對嶺南畫派和辛亥革命都做出重要貢獻。

       注釋：

       ①[法]裴化行：《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誌》，蕭浚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76～277頁。

       ②門多薩撰：《中華大帝國史》，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50頁。

       ③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上海：《東方雜誌》，第27卷第1期。

       ④湯開建：《明清之際天主教藝術傳入中國內地考略》，廣州：《暨南學報》，2001年第5期。

       ⑤參見胡光華：《傳教士與明清中西繪畫的接觸與傳通》，北京：《美術觀察》，1999年第10、11期。

       ⑥梁廷枏總纂，袁鍾仁校注：《粵海關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頁。

       ⑦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印：《清代廣東貢品》，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第14～15頁。

       ⑧董建中：《李侍堯進貢簡論》，北京：《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⑨沈複：《浮生六記》，卷四，《浪遊記快》，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⑩Howard M.,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EdinburgChambers,1840,p.48.

       (11)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廣州荔灣區檔案館合編：《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8頁。

       (12)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36～37頁。

       (13)萬明：《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論略》，北京：《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2期。

       (14)湯開建：《澳門——西洋美術在中國傳播的第一站》，北京：《美術研究》，2002年第2期。

       (15)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朱傑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46～47頁。

       (16)(35)潘剛兒、黃啟臣：《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3～84、207頁。

       (17)彼得·奧斯伯克：《中國及東印度航旅》，第1冊，福斯特譯(英譯本)，1771年，第242～243頁。轉引自香港市政局編印：《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22頁。

       (18)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的文化交流》，轉引自廣州曆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廣州市荔灣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十三行滄桑》，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第107頁。

       (19)張濤：《廣州外銷畫——中國西畫藝術市場的濫觴》，銀川：《收藏界》，2007年第10期。

       (20)Charles Henry Robinson,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p.35.

       (21)清宣統《續修南海縣誌》，卷21，《關作霖列傳》。

       (22)王鏞主編：《中外美術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4頁。

       (23)胡光華：《中國明清油畫》，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64頁。

       (24)轉引自陳伯堅、黃啟臣：《廣州外貿史》(上)，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年，第320頁。

       (25)林明體：《嶺南民間百藝》，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177頁。

       (26)江瀅河：《清代廣州外銷畫中的瓷器燒造圖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為例》，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27)香港市政局編印：《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第153頁。

       (28)許珍：《百年古畫銷歐美，千裏通草綠羊城》，廣州：《廣州日報》，2010年3月21日。

       (29)轉引自白芳：《清市井風情圖外銷壁紙》，《十三行與廣州城市發展》，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

       (30)(34)黃任恒：《番禺河南小誌》，卷9，《雜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937頁。

       (31)(32)(33)汪兆鏞：《嶺南畫征略》，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第18、178～179、290頁。

       (36)林亞傑主編：《廣東曆代書法圖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頁。

       (37)《顏氏族譜》，卷三，第35頁；謝蘭生：《常惺惺書畫跋》，卷上，第20頁。

       (38)葉官謙修：《葉氏族譜》，民國十三年刊，第146頁。

       (39)《顏氏族譜》，卷三，第35頁。

       (40)(44)李健兒：《廣東現代畫人傳》，香港：順風書店，1941年，第19、9頁。

       (41)莊素娥：《十九世紀廣東外銷畫的讚助者——廣東十三行行商》，《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年，第533～578頁。

       (42)(43)(45)簡又文：《革命畫家高劍父——概論及年表》，台北：《傳記文學》，1973年第2期。

（轉引自：《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