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外銷瓷：陶瓷收藏最後的價值窪地！

明萬曆 青花山水人物碗

明萬曆 青花花卉軍持

明清外銷瓷的曆史

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瓷器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永樂、宣德時期，鄭和七下西洋，進一步促進了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外銷瓷不但大量輸出到亞洲、非洲各國，而且自明代晚期開始傾銷歐洲諸國。清代鴉片戰爭以前，外銷瓷的主要市場有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和歐洲，特別是歐洲市場。18世紀前期，歐洲的英、法、荷蘭、丹麥、瑞典等國被允許在廣州設置貿易機構，使中國瓷器在歐洲的銷售量達到曆史上的高峰。明、清時期的外銷瓷主要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許多瓷器的裝飾圖案是依照外商從歐洲帶來的樣品由中國畫工精心摹繪的，題材大致包括紋章（又稱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碼頭風景、動物花卉、魚草、博古等紋飾。在廣州生產的“廣彩”瓷即屬於這一類。

明清外銷瓷拍賣的中西價差

往年價值30萬元左右的廣彩大碗，現今價格已經超過50萬元。行情一直在穩步上升的外銷瓷，近年來越來越受收藏者關注。

2012年10月29日，直徑59.5厘米的清代廣彩“廣東十三行”圖大碗在中國嘉德秋季拍賣中順利拍出，此碗估價25萬至35萬元，現場成交價51.75萬元。這一價格也是中國內地公開拍賣廣彩瓷器的最高成交價。

廣彩瓷器是清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外銷瓷，這隻碗外壁所繪的“廣東十三行”是廣彩瓷器的典型紋飾，類似紋飾的瓷器一直備受外銷瓷收藏者追捧，其交易價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類大尺寸的廣彩碗，多被西方人士在集會時用來盛酒或其他食物，許多留存下來的畫作中屢見其被使用的場景。此碗的估價已代表了近年一級市場上的實際行情，但最終拍到了50餘萬元，說明已經有不少收藏者涉足到了往年不被重視的外銷瓷領域。

拍賣預展時，大碗雖陳列在展櫃下層，但巨幅尺寸仍引人注目，碗外壁豔麗的色彩和豐富的紋飾，與清代景德鎮粉彩器風格大異。有收藏者認為，明清官窯彩瓷動輒幾百萬、上千萬元，這“龐然大物”拍到50餘萬元業內人士已覺得價高了，是否可以說，外銷瓷是中國古代陶瓷收藏中的最後一塊價值窪地？

外銷青花瓷行情漲幅明顯

查閱蘇富比、佳士得、中國嘉德等公司的外銷瓷拍賣圖錄可知，明清青花瓷在曆次拍賣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清代粉彩瓷器，價格也數這兩類瓷器較高。明清外銷青花瓷中，價格較高者多為嘉萬至乾隆時期製品。這裏從2001年以來的拍賣中略舉幾例。

2001年，明清外銷青花瓷的拍賣價格已過百萬元。當年11月13日倫敦佳士得的拍賣中，高41.2厘米的明末清初青花水注估2萬至3萬英鎊，保存基本完好，拍至9.175萬英鎊，可謂當年最貴的外銷青花瓷。水注的造型應仿自西亞金銀器，器型、青花的紋飾西亞風格都非常濃鬱。

2006年外銷青瓷價格大漲，7月10日倫敦寶龍上拍一對高達103厘米的清康熙青花龍紋帶蓋將軍罐，估10萬至15萬英鎊，拍至21.84萬英鎊。這類大瓶的價格一直不低，1999年時，一件缺蓋、高89厘米的龍紋將軍罐，在巴黎市場上的估價達三四萬歐元。有行家認為，此種將軍罐，極有可能是當時歐洲皇室、貴族及上層社會青睞的神秘“龍騎兵瓷瓶”，這對瓶與德國德累斯頓茨溫格宮所藏的龍紋瓶器型、紋飾風格完全一致。程庸先生在茨溫格宮見到這類瓶，稱為“近衛花瓷”，為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帝侯、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1670－1733)所藏，“其特殊遭遇不僅給永恒的曆史提供片羽吉光，還是一個標誌性的物證”。程庸指出：“‘近衛花瓶’曾是普魯士威廉一世的舊藏，18世紀早期，他為了得到薩克森州的選帝侯奧古斯都二世600人的近衛騎兵部隊，將宮廷所藏的許多瓷器(包含這類瓶子)獻給了他。一戰之後，德國投降，因銀子緊缺，‘近衛花瓶’為德國承擔危機，其中一些被拍賣用作戰爭賠款。有一個瓶子被來自瑞典哥德堡的富翁詹姆士·凱勒收購。一晃眼，過了近一個世紀，前些年這個瓶子重新浮現在凱勒家族後人出售的藏品中，令所有看重記憶的人唏噓不已。此瓶造型特殊，配寶珠鈕蓋，整器上下分十層畫意，頸部繪花卉、變形蕉葉、錦地紋，中心以四麵開光繪嬰戲和刀馬人物，無論繪畫，還是製作工藝，皆屬上品。”

同年7月12日，倫敦蘇富比上拍高23.7厘米的明嘉靖青花葡萄牙文瓶，“大明嘉靖年製”款，估5萬至7萬英鎊，拍至25.44萬英鎊。這件玉壺春瓶經截口後，重裝銀口，肩飾兩圈葡萄牙文，腹部通體繪山水異獸紋，應是早期葡萄牙人由景德鎮運往歐洲市場之物，不排除是葡萄人定燒之物。類似的青花葡萄牙文瓶，還見有腹部繪纏枝花卉紋飾，底青花書“萬福攸同”款者，價格多在10萬英鎊左右。同場上拍的明萬曆外銷青花長頸瓶也拍到了22.08萬英鎊的高價。有專家認為這類瓶多銷往歐洲市場，此瓶高30.5厘米，口部有傷，長頸上繪山石花卉，圓腹兩麵分別繪藕節蓮花圖，中心以藕節組成開光圓開光，內繪紋飾似是一種標誌圖案。類似器型多在歐美市場拍賣，多數口部有傷殘，殘損程度決定價格的高低，長頸有殘者成交價多在二三萬英鎊。行家指出，“當年這兩件外銷瓷器的高價成交，已經預示了外銷瓷價格長漲的新空間”。

外銷粉彩瓷精粗價差大

清代外銷粉彩瓷在歐美市場的存世數量極為可觀，視質量的精粗程度，價差極大。不少定製的紋章瓷、人物故事紋飾瓷等高級陳設瓷一直價位較高，而普通的日用瓷器價格低廉。內地拍場上紋章瓷、日用瓷較少，常見人物故事紋飾的高級陳設瓷，價格上漲雖然緩慢，但比較穩定。

1996年北京翰海春拍上拍一對清光緒粉彩人物瓶，估6萬至8萬元，高89厘米，盤口外撇，瓶通體繪折枝花卉紋、八寶紋，頸部、腹部、足部開光繪六組人物故事圖，頸部左右兩側分部貼塑一對金彩雙獅戲球耳，肩部亦各貼塑一對金彩昂首向上的異獸，開光紋飾以粉彩加金彩繪就，整體風格富麗典雅，類似品並不多見，拍至6.6萬元。

2001年紐約佳士得春拍，一對高127厘米的清代粉彩花卉鳳凰紋大瓶，估4萬至6萬美元，拍至9.62萬美元。大瓶保存完整，器型壯碩，配有西式銅鎏金獸足型底坐，更添氣勢。瓶蓋上飾常見的獅鈕，肩部下留白，瓶腹通體繪一幅花卉雙鳳紋，色彩豔麗，具有典型的中國工筆花鳥畫的韻味，粉紅彩的運用在尤其突出，牡丹花瓣甚至畫出了陰陽向背。

與歐美市場相比，中國市場外銷粉彩瓷價格還有相當的上漲空間。2009年雲南典藏秋拍，一件清雍正錦地粉彩開光山水花鳥紋獅鈕八方蓋瓶，高43厘米，是外銷瓷的常見器型，繪工精細，但成交價僅31.36萬元。而2003年紐約市場上，佳士得秋拍的一對類似器型的花鳥、人物紋飾瓶，拍至16.99萬美元，單件的成交價也超過8萬美元，是中國市場的一倍有餘。相對而言，中國內地外銷瓷收藏尚處在起步階段，成交價較低。

常見的外銷粉彩瓷器以盤、碗、壺等日常用器具代表性，近年來紐約、倫敦市場上成套的外銷粉彩餐具價格見漲。2009年1月21日紐約佳士得上拍一組估價6萬至8萬美元的清代外銷粉彩餐具，由各式盤、碗、奶杯、湯盆、盅、燭台等組成，拍至23.05萬美元，可見日用器行情也很可觀。

外銷五彩瓷精品少見

相比青花、粉彩瓷，外銷的五彩瓷器數量較少，多為明末清初以及清代中晚期製品，康熙晚期粉彩創燒以後，雍正、乾隆時期五彩瓷產量遠遠小於粉彩瓷。外銷五彩瓷拍場上的高價成交品不多，這裏列舉兩件。

2000年香港蘇富比春拍，一對高47厘米的清康熙彩繪動物花卉紋棒槌瓶以16.54萬港幣成交。棒槌瓶是康熙典型器型，口部、足部白釉無紋，瓶頸部為魚籽地開光花卉紋飾，肩部繪錦地紋開光蝴蝶紋，腹部通體以山水花卉、動物紋飾為地，再以四組方形開光、兩組圓形開光繪花卉、動物紋，紋飾雖然繁密，但通過開光、留白加以區隔，絲毫不顯零亂，畫工精細，施彩趨青綠、淡雅一路。

拍場上最著名的外銷五彩瓷器，要數英國伊麗莎白一世收藏過的明代萬曆五彩花果錦鳥圖瓜棱提梁蓋壺，高24.8厘米，2007年現身香港蘇富比春拍，因其造型特殊，收藏傳承清晰，估價800萬至1200萬港幣，拍至1656萬港幣。據傳聞，此壺被古董經紀公司Littleton & Hennessy Asian Art代歐洲藏家競得。此壺獨特的瓜棱造型，後配裝的銀飾，以及顯赫的收藏出身，都說明其經曆不同一般。此類壺的造型在萬曆五彩瓷器中尚未發現同類器，五彩紋飾風格相類者見有瓶、罐等器物，199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曾以73.5萬港幣拍出一件高15厘米的明萬曆五彩群貓紋花瓣式蟋蟀罐，色彩濃鬱，對比強烈。

紋章瓷備受歐美藏家推崇

外銷瓷的收藏首推紋章瓷，它是帶有一個皇室、貴族家族、團體、機構或者是私人標誌的訂燒瓷器，被收藏者譽為外銷瓷中的官窯製品，燒製成本高昂，當時的產量就非常有限，留存至今數量更是稀少。紋章紋飾見於各種瓷器器型，常見者多為盤、碗、瓶、杯、壺等器型。上世紀80年代，紋章瓷精品在倫敦市場上的拍賣成交價就在數萬英鎊。英國李克·奧克奧爾和妻子瑪莉·尼克爾大約在1740年至1743年間在中國定燒的五彩描金花卉英國紋章紋大盤，1986年前後拍出了6.43萬英鎊的高價。 一件高25厘米的清代粉彩描金紋章杯當時也拍到了4.18萬英鎊。

2006年倫敦佳士得秋拍，以62.4萬英鎊高價拍出一件清乾隆外銷粉彩紋章鯉魚蓋碗，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關注。鯉魚型蓋碗長47.6厘米，是典型的仿生紋章瓷，工藝精湛，釉彩上乘，可謂乾隆外銷瓷的經典之作。拍前估20萬至30萬英鎊，已屬高價。這樣的仿生紋章瓷的樣式並不多見，這也是價格高昂的原因所在。

類似製品價格一直較高，2007年巴黎佳士得春拍，也是一件清乾隆時期的外銷粉彩紋章鯉魚蓋碗帶盤拍出高價，蓋碗長46厘米，盤長50厘米，盤心繪鯉魚紋，估25萬至35萬英鎊，最終拍到了74.88萬英鎊。此類外銷鯉魚蓋碗多為乾隆時期製品，無紋章紋飾者價格多在五六萬英鎊。

外銷瓷相關資料

中國曆代銷往國外的瓷器。瓷器出口在中國古代輸出品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中，起著橋梁和鈕帶的作用。陶瓷貿易的主要線路：一是沿著著名的絲綢之路，從陸路銷往中亞細亞。波斯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區。另一條從海路自廣州繞馬來半島，經印度洋達波斯灣，遠到地中海及非洲的埃及，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在過去的千餘年裏，中國陶瓷通過各種渠道輸往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澳洲的許多地區，對這些地區的物質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公元九世紀初的唐代，瓷器已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從考古資料看，從東亞的朝鮮、日本、到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斯裏蘭卡、中東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到非洲的埃及等國都發現大量晚唐、五代時期的瓷器。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後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泉州相繼設立市舶司。南宋趙汝適《諸番誌》一書中列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有三十個國家、地區或地點用瓷器進行貿易，最遠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地區。朱或《萍洲可談》記述當時陶瓷出口盛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可見陶瓷在當時對外貿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銷，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在近32年的時間內，七次遠航，足跡遍及亞洲、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今天的索馬裏和肯尼亞一帶，大大促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當時中國的青花瓷和青瓷很受歡迎。在這些外銷瓷中，不少是專為外銷而特製的產品，其造型和圖案紋飾有些是根據國外客戶的要求而設計的。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後，隨著歐洲瓷器的發展和日本瓷器的崛起，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敗與社會動亂，尤其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瓷業趨於衰落，瓷器外銷亦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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