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藏之道石渠寶笈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是專門記錄清朝宮廷收藏繪畫、書法和緙絲藝術品的著錄書。該著錄書是由乾隆皇帝下令編纂的，所以在書名前冠以“欽定”二字，以示不同尋常。

　　清朝的宮廷收藏於乾隆時期達到鼎盛，從傳世前代書畫藝術品的角度而言，可以說已經被這位皇帝“一網打盡”，遺散在民間的已如鳳毛麟角、十分稀少了。而《石渠寶笈》、《秘殿珠林》這部著作就是截止於乾隆朝宮廷書畫藝術品收藏集大成的記錄。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兩書雖然合稱，但內容還是有區別的。前者專門記錄曆代一般題材的書畫作品，而後者則專門記錄宗教題材的書畫作品。兩書各分為初編、續編和三編。

新版《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

　　《秘殿珠林》初編的編纂工作始於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二月，成於一年後的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五 月，參與編修者有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四人；《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始於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二月，成於第二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 年）十月，參與編修者除上述四個人外，又增加了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等五人。《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續編的編纂工作始於乾隆五十六年 （公元1791年）正月，成於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五月，參與編修者有王傑、董誥、彭元瑞、金士鬆、沈初、玉寶瑚、圖禮、吳省蘭、阮元、那彥成 等十人。《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三編的編纂工作始於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二月，成於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六月，參與編修者為英 和、吳其彥、黃鉞、姚文田、張鱗、顧皋、朱方增、吳信中、龍汝言、沈維鐈、胡敬等十一人。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兩書初編、續編、三編的編纂，前後經過了七十四年的時間，可以算是我國收藏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工程。

　　《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著錄的“三希堂”法帖：

 

王珣　《伯遠》帖

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王獻之　《中秋》帖

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渠寶笈》各編均按照書冊、畫冊、書畫合冊；書 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合軸九類區分。每類中又按照作品之珍貴程度分成上、次兩等。上等者將作品的質地、尺寸、款識、印章、題跋等一一記 錄；次等的作品記錄則內容稍簡。入目的書畫作品在書中還分別注明收貯的處所，如：乾清宮、養心殿、三希堂、重華宮、禦書房等，以備點查。凡是經《石渠寶 笈》著錄的書畫作品上，就會加鈐清宮收藏的印記。

　　《石渠寶笈》初編共四十四卷，續編共四十冊，三編共二十八函、一百十二冊，可謂洋洋大觀。全書編就之 後，由專人用工整的楷書繕寫成朱絲欄抄本，裝冊分函鄭重保存，深藏於宮中，外人無從得其詳。清朝滅亡後，於民國初期的1918年涵芬樓曾經將《石渠寶笈》 的初編和二編石印出版，此為最早刊布的這部著錄書的出版物；後來又有有正書局石印本、開平譚氏影印本等；至1969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又將《石渠寶笈》三編 影印出版，並且加上了索引，得以使公眾了解該書的全貌和方便使用。

　　眾所周知，晚清和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居住紫禁城時期，宮廷中製度鬆弛，後又加上溥儀以賞賜之名，將原先 宮中所藏珍貴文物（包括書畫作品）轉移出去，或變賣、或藏匿；偽滿洲國崩潰時，溥儀攜往長春的大量書畫作品又遭厄運，至使《石渠寶笈》一書中著錄的許多作 品散佚，流落民間。所以，此後有人專門比對《石渠寶笈》原書，將這段時間裏佚失的書畫作品編成《故宮已佚書畫目錄四種》（1934年）；《故宮已佚書畫聞 見錄》（王以坤編、1953年）；再後又有馮華編就《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索引》一書出版（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方便研究與查找。這些都可以視為《石 渠寶笈》和《秘殿珠林》的後續產品。

　　《石渠寶笈》這套著作的價值隨著近年書畫拍賣市場的活躍、紅火，也日益飆升，引起了除研究者之外的人們 的關注。收藏家們把它作為一個巨大的礦藏，不斷加以發掘。拍賣的書畫作品，凡是經過《石渠寶笈》著錄的，似乎像是上過了保險那樣，身價馬上就不同了。 2004年元月深圳雅昌藝術網再次將這部名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的書，分為12 冊出版，就是順應了社會的新需求。

　　《石渠寶笈》的價值確實是有目共睹的，具有很高的使用頻率，一般來說，凡是經過此書著錄的作品都應當是 很珍貴的，具有很高的藝術、曆史和文物價值。但它又不可能是絕對保險的。現在看來，《石渠寶笈》一書中對作品作者的認定、對作品時代的判斷、對作品真偽的 鑒別，都不是百分之百準確的，這已是被當代許多研究者所證明了的。再有，收入《石渠寶笈》一書中的清朝書畫作品隻是當時畫壇中的很少一部分。諸如出於政治 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朱耷）、髡殘、弘仁的畫幅是見不到的；又如出於藝術門派的因素，“金陵八家”和“揚州八怪”之類的作品也是不能進入該書的； 出於政治和藝術趣味的雙重考慮，明朝宮廷繪畫的作品亦很少被《石渠寶笈》所收載。例如，近年曾見於拍賣市場的一幅明朝宮廷畫家何浩的作品《鬆圖》卷，而在 《石渠寶笈》中就將何浩此人作為宋朝的畫家了，其時代的判斷出現了明顯的差錯。另外，清朝很多供職宮廷的職業畫家的作品，大概是由於對編著者來說是司空見 慣，太熟悉不過的，所以收入該書的也隻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當多的畫幅失載。比如王翬等畫家合作的十二巨卷《康熙南巡圖》以及郎世寧所畫的“雙胞胎”《平 安春信圖》軸，兩幅作品就都沒有被《石渠寶笈》所記錄，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所以筆者認為廣大的研究者和收藏家們在借助《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時，需要避免以下的誤區：凡是經過 《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作品，就毫無疑問一定是價值連城的珍品；反過來說，但凡沒有被收入《石渠寶笈》中的書畫作品，就無足輕重。關鍵還在於書畫作品本身 的真偽和質量。當然，進入《石渠寶笈》一書的書畫作品，無論如何，起碼已經有近三百年的曆史了，大家關注這一點，也是非常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