琺琅彩瓷產生的曆史背景及藝術特色

　琺琅彩是康熙時期創燒的名貴釉上彩瓷品種之一，因其將銅胎畫琺琅彩料畫置於瓷胎之上，故稱為“瓷胎畫琺琅”，以別“銅胎畫琺琅”。因畫琺琅彩料昂貴，燒製數量有限，又因琺琅彩瓷專為清宮皇帝、妃嬪玩賞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故彌足珍貴。
朱家溍先生考證：故宮的“磁胎畫琺琅”原藏端凝殿左右屋中，共有四百件，另有乾隆款瓷胎洋彩61件和很多銅胎畫琺琅未列在四百件內。“磁胎畫琺琅”和“瓷胎洋彩”之名來源於這些裝瓷“匣蓋上刻填色品名”。

過去古玩行將瓷胎畫琺琅稱為“古月軒”，實將乾隆時期胎體輕薄，釉汁潔白，彩繪精細，題有詩句的琺琅彩瓷器稱作“古月軒”。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記有：“乾隆以古月軒聲傳為最巨，所繪及於極工致中饒極清韻之致”。
琺琅釉是一種低溫燒成的以硼酸為助熔堿劑的矽鹽玻璃料，這種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質加入不同的金屬氧化物呈色劑後形成不同的顏色。
琺琅彩和中國傳統釉上彩在化學成份上差別很大，科學分析表明：琺琅彩中含有硼，而中國傳統釉上彩的彩料中，五彩與粉彩都不含硼，它的基質是含有少量氧化 鉀的鉛玻璃。琺琅彩中含有砷，而中國傳統釉上彩或釉下彩料中，除康熙以後的粉彩都不含砷。琺琅彩中的胭脂紅為金紅，金紅在清代康熙以前沒有。琺琅彩中的黃 彩為銻黃，粉彩中的黃彩亦為銻黃，而康熙以前五彩的黃彩，低溫色釉中的黃彩都屬鐵黃。琺琅彩與粉彩在化學組成上有著一定的聯係，但與五彩則差別較大。
清代琺琅彩瓷康熙時期為初創階段，雍正乾隆時期達到成熟，它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

康雍乾“瓷胎畫琺琅”產生的曆史背景

1．歐洲畫琺琅的傳入和康雍乾皇帝對瓷胎畫琺琅的喜愛
康熙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準許商民出海貿易，歐洲商船不僅把中國瓷器、絲綢、茶葉等運到歐洲，也將法國的琺琅器、意大利的玻璃器等歐洲工藝品帶到中國。
金屬琺琅器可分為掐絲琺琅，鏨胎琺琅、畫琺琅（又稱為銅胎畫琺琅）三種。金屬琺琅器大約在13世紀末由阿拉伯地區傳入中國，明朝就大量製作掐絲琺琅器物。而富有西洋色彩的畫琺琅器，“明末清初之際，西洋教士到中國傳教，即可能攜入此類藝術品”。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傳教士洪若翰（Fontaney）從寧波往法國寫信，信中說清王朝朝野上下對遠渡重洋而來的西洋畫琺琅情有獨鍾，要求運更多的琺琅器及琺琅畫來，作為饋贈中國官員的禮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G.Castiglione）亦攜來一箱琺琅器來到中國作為贈禮之用。

法國傳教士白晉（Jochim Bouvet）在所著《康熙帝傳》（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記有康熙帝向往西洋科技，對天文、幾何、倫理、哲學、醫學、音樂、藝術之愛好，他接受天主教教義，也接受傳教士帶來的西洋科技儀器及藝術品。
西洋畫琺琅傳到中國，康熙皇帝對琺琅器的酷愛而生產畫琺琅瓷，打造精美禦用工藝品，遂又邀請了法國畫琺琅藝人進入清內廷琺琅作。康熙十九年（1680） 在內務府下設置了造辦處，初期設於養心殿，專門為宮中製作家具、服飾及金玉珠寶等器物。有琺琅作、如意館、做鍾處、玻璃廠、輿圖房等，銅、陶、玻璃及瓷胎 畫琺琅都在研製之中。製作琺琅的材料由法國商人、傳教士帶到中國，康熙朝以進口料燒製名貴的銅胎琺琅器，此外由於康熙晚年的銅料緊缺，導致銅胎琺琅為主要 原料銅料吃緊，以瓷代銅為最佳的解決辦法。
瓷胎畫琺琅康熙三十五年（1696）首先創燒成功。民國時期郭葆昌則認為畫琺琅“肇端於康熙二十 年（1681）後臧應選督造之時，器之彩色、繪畫、款式悉照康熙禦製銅胎琺琅彩的作法，顏料亦用西來之品，故定名為琺琅彩，又名瓷胎琺琅，宮中檔冊，則書 瓷胎畫琺琅，乾隆八年改書瓷胎洋彩”。
楊伯達先生研究認為：“清代第一代畫琺琅匠師可能是由掐絲琺琅、料器、彩繪瓷等工匠們轉業來的。……康熙畫琺琅不僅是我國畫琺琅的鼻祖，而且也是成熟了的標準畫琺琅”。

雍正 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設了六品庫掌一人，又奏準造辦處立庫，將琺琅處、炮槍處、輿圖處、自鳴鍾處俱並造辦處管理。造辦處人員擴充，由長年居住在圓明園最受雍正帝信賴的怡親王管理。雍正時期有清宮造辦處、圓明園造辦處燒琺琅器。
雍正元年至二年期間，平定青海軍功第一大臣的陝川總督年羮堯，頻頻得到珍貴的琅琺器賞賜。雍正二年禦賜年羮堯的新製琺琅管雙眼翎二枝，單眼翎十枝，年羮 堯在謝折裏寫到：“臣伏視琺琅管製作精致，顏色嬌麗，不勝愛羨。”在此謝折的後麵雍正硃批有：“琺琅之物，尚未暇精製，將來必造可觀，……。”
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內務府的造辦處便召募各作匠藝人13名，欽命怡親王負責主持，由精通工藝的郎中海望，員外郎沈崳，唐英等人專門負責管理。參與畫琺琅的有金昆、戴恒、楊振基等畫院畫家。
康熙畫琺琅料全部由外國進口，雍正朝製作琺琅器數量猛增，進口料已供不應求，於是雍正六年二月諭旨怡親王“試煉”琺琅料，努力使琺琅彩料本土化生產，雍 正六年七月十二日獲得成功。由於彩料豐富，紋飾常常同時使用二三十種顏色繪製。琺琅料是在玻璃廠燒煉的。雍正七年又陸續生產大量的琺琅料，使得雍正琺琅作 的生產進入了中國本土原料與中國文化全麵結合的繁榮時期。
朱家溍先生研究認定，雍正一朝畫作、琺琅作聚著當時最強的陣容。楊伯達先生認為， 由於清代皇帝非常喜歡琺琅，琺琅處也掌握了一批畫家或畫工，繪畫水平較高，琺琅作也有畫琺琅的畫家在內行走，也稱為“畫院”。意大利畫家郎世寧亦曾於雍正 八年（1753）受邀為琺琅彩瓷作畫。

雍正時翰林院待詔戴臨專任寫字並兼任在瓷胎畫琺琅器上寫字，戴臨為武英殿待詔，檔案記載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臨在瓷胎畫琺琅器上題寫詩句。
雍正八年、十年（1732），雍正皇帝見琺琅瓷繪“畫得甚好，燒造得亦甚好”，分別傳令獎賞譚榮等兩位畫匠，可見雍正對琺琅彩瓷的珍視。
雍正一朝由於銅料危機而頒布了禁銅令，宮中銅器製造較少而多用其他材料製作，雍正瓷胎畫琺琅得到了巨大發展。強調內庭的恭造之式，追求瓷器的工藝質量，強調精細文雅之風，致使雍正禦窯廠的瓷藝及琺琅作的瓷胎畫琺琅工藝高超、質量上乘。

乾隆乾隆時期是清朝政治經濟最盛的時代，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乾隆存世的四萬餘首詩文當中就有近兩百首詠瓷詩，最早上溯遠古三代下至明代，而以詠宋瓷 詩文最為常見。乾隆雅好古陶瓷原因之一是陶瓷質脆易碎，難於保存甚於三代銅器，故十分珍愛。乾隆十九年（1774）《詠官窯瓶子》詩有：“珍逾夏商鼎，少 貴似晨星。”乾隆五十七年（1792）《題陶器弦紋壺》詩注：“若陶器質脆不能耐久，間有存者，實以罕見珍”。製作完美無瑕的陶瓷是聖人至德的顯現，乾隆 皇帝一直以“盛德聖王”而自居，在陶冶上賦予更加濃厚的政治、比德，寓意及象征意義。他非常重視瓷器質量的完美，多次要求瓷藝精益求精。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雍正帝逝於圓明園，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七日就有製作琺琅器的記載。清宮檔案記載，乾隆皇帝本人也喜親自過問琺琅的製作，乾隆六年曾諭江西造瓷器處調瓷器匠人進京，補充繪畫人員，又令太監將琺琅料送造辦處存貯。
據清宮檔案造辦處匣裱作日記檔載，宮中“磁胎畫琺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陸續配製楠木匣，匣內糊囊，珍藏在乾清宮”。可見乾隆帝對瓷胎畫琺琅的珍愛之至。
清宮“瓷胎畫琺琅”的產生和發展，深受歐洲銅胎畫琺琅的影響，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的龐愛，極力推崇、籌劃研製生產，其製作達到巔峰，它是中歐文化藝術交流的產物。

2．“康雍乾盛世”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臻於高度的成熟，物質文化和藝術均取得了輝煌成就。
康熙帝在位61年，在完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後，集中精力孜孜求治，行“寬仁之政”，采取寬賦等係列政策措施，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產，使清代社會逐步走向政治上國家大一統，封建經濟高度繁榮，傳統文化集大成之勢的“康乾盛世”。
雍正帝更加提高儒家地位，尊崇孔子。提倡教育，興辦官學，熱衷於各類書籍的編修。編修的《欽定古今圖數集成》是現存清代官修的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部類書。
清高宗乾隆帝在位60年，文治武功頗有成就，集中國封建社會的文明積累之大成。乾隆皇帝完成了古代聖賢所訂定的為政最高標準——國富而民庶。清高宗乾隆皇帝自命十全老人，對書籍的愛好和藝術收藏達到了狂熱的地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均主張吸收外國文化藝術和科學。清宮中珍藏有遠渡重洋而來的法國裏摩日琺琅器、座鍾，意大利玻璃器等歐洲著名的手工藝品。歐洲藝 術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宮廷生活、建築、製瓷業影響深遠。康熙四十八年開始興建的圓明園，是聞名世界的“萬園之園”，集西方建築學之大成者——西式建築，吸收 歐洲建築藝術風格。故宮博物院珍藏的《雍正行樂圖冊》中，雍正皇帝裝束十分多樣，或身著漢族衣冠，作文人裝扮，摹仿曆史或傳說中的名人，有竹林撫琴的阮 籍，東方朔偷桃，題壁的蘇東坡。最為奇特的是，頭戴西洋卷曲假發，身著西洋服飾，儼然歐洲人的裝扮，反映出西洋風俗文化對清代宮廷的巨大影響。
清代時期，歐洲畫家、藝術家郎世寧、王致誠、蔣友仁等，供職於清宮畫院，對當時的繪畫藝術影響較大，尤以郎世寧（1688—1766年）最為著名，意大 利米蘭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耶穌會士的身份來華，取中文名郎世寧，曆任康雍乾三朝宮廷畫師，死後乾隆帝特賜侍郎銜，供職時間最長。其繪畫“凡 名馬、珍禽、奇花、異草，輒命圖之，無不奕奕如生，設色奇麗，非秉貞等所及”。
國泰民安是藝術發展的基礎，康雍乾的盛世，使得畫琺琅製作也 同其它工藝品一樣達到登峰造極之境，銅胎、瓷胎及玻璃畫琺琅器，形製齊全、紋飾優雅，製作精致。清宮瓷胎畫琺琅的研製和生產本質上是清代君主禦用品，象征 著帝王趣味愛好和特權身份，反映了康乾盛世社會條件和時代背景。
清代前期文化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相當高的，集曆史之大成及中西文化全麵結觸，瓷胎畫琺琅在清代康乾盛世這個特殊的社會條件下發生，成就於此，也消失於此。它不僅代表了中國陶瓷藝術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畫琺琅藝術的中西合璧之作。

3．康雍乾發達的製瓷業
明清時期，江西景德鎮以豐富的自然資源，良好的交通條件，嫻熟的製瓷技藝，在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刺激下，成為全國的製瓷中心。
清代康雍乾年間，瓷器的生產狀況已從清初順治的恢複階段轉變為高度發展時期。帝王本人的愛好和關注，使製瓷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清代廢除了降籍編役製， 采取督陶官製度，對刺激製瓷技術進步和創新新品種有重大影響，促進了瓷業的繁榮發展。康熙時期的“臧窯”、“郎窯”，雍正時期的熊窯”、“年窯”，乾隆時 期的“唐窯”，代表了康雍乾時期的製瓷業水平。
胎薄體輕、釉質潔白瑩潤為特征的白釉瓷是瓷胎畫琺琅成功的關鍵，康雍乾發達的製瓷業為禦用瓷 胎畫琺琅提供了優質的瓷器。清宮檔案記有“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親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係年希堯燒造……”。寂園叟撰寫的《陶雅》有：“雍正官窯 大小盤、碗白勝霜雪，既輕且堅，……”的讚譽。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仍珍藏有許多雍正白釉瓷器，可能是當時製作琺琅彩瓷的備用品。

康雍乾“瓷胎畫琺琅”的藝術特色

清代宮廷名貴的瓷胎畫琺琅瓷生產曆史很短，延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瓷胎畫琺琅各具特色。
康熙邵蟄民撰《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記康熙窯有：“單彩、三彩、五彩等瓷均盛於此時。質細而色耀, 釉備而畫工，稱之盡善盡美，實無愧色也”。康熙時期的瓷胎畫琺琅的製作較為精致。
此時期瓷胎畫琺琅生產的顏料、工藝、裝飾紋樣風格均仿自銅胎畫琺琅，而銅胎畫琺琅則在工藝上借鑒西方畫琺琅的技術，畫麵則是傳統的景泰藍圖式，顯示了清廷藝術受外來工藝的影響。
瓷胎畫琺琅多仿銅胎畫琺琅器皿，均為小件器物，有瓶、盒、盤、碗、杯、壺等，其中碗的數量較多。瓷器胎土淘煉精細，質白縝密，堅硬純淨。釉質細潤，緊密 熔於胎骨之上，渾然一體，有“堅白釉”、“粉白釉”、“硬亮青釉”之讚譽。瓷胎畫琺琅胎體多用景德鎮製作的“裏有釉外無釉”的素胎。此外，宜興也進禦陶胎 器物，清宮也研製宜興胎畫琺琅。
康熙畫琺琅彩瓷仿自銅胎畫琺琅的色地風格，有黃地、紫地、藍地、紅地、絳紫等色彩作地，以各種顏色的彩料雙 勾技法描繪纏枝牡丹、月季、蓮花等花卉圖案，且有花無鳥，更不見有山水人物。花心內篆書“萬”、“壽”、“長”、“春”等吉祥字。所繪花卉以牡丹花最多 見，飽滿而富麗堂皇，象征天下富貴的盛世。宜興胎畫琺琅器，亦多飾以花卉，有四季花、菊花、牡丹為飾。
琺琅彩繪製技法受清初惲南田、蔣廷錫 宮廷畫家影響采用沒骨畫法，繪製花卉仰俯有致，極盡妍麗，充滿生機，展現出宮廷畫匠嫻熟的繪畫技藝，技法獨特，立體感強。寂園叟《陶雅》讚歎康窯有：“花 卉，翎毛畫法精絕，一空前古。……陰陽向背，偏反穠豔，生香活色，純合乎西法，亦殊非後世所能幾及”。
康熙琺琅彩器多用藍色或胭脂色琺琅料書“康熙禦製”四字楷書款，外圍以雙方框或雙圓圈。紫砂胎畫琺琅器底款用黃色琺琅料書寫，字體結構嚴謹，筆法勁健。
康熙黃地琺琅彩牡丹紋碗（圖一、圖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高7.6厘米，口徑15.6厘米，足徑6.1厘米。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外壁黃釉地上琺琅彩繪纏枝牡丹紋。器內壁施白釉，外底藍料彩雙方欄內書“康熙禦製”四字雙行款。
該器以康熙銅胎畫琺琅纏枝牡丹紋碗為模本，造型端莊，胎薄體輕。所繪四朵富麗的牡丹花俯仰盛開，其間點綴數朵各色小花，極盡妍麗，充滿生機，立體感強。 花朵碩大飽滿，枝蔓纏繞，寓有“年年富貴”吉祥之意。繪製細膩工整，具有圖案畫的裝飾效果，彩料瑰麗純正，為康熙琺琅彩瓷中屬鳳毛麟角之珍品。
此碗為康熙琺琅彩瓷的典型器物，故宮博物院收藏有相似形製的康熙琺琅彩花卉紋碗（圖三）。

雍正雍正早期瓷胎畫琺琅承襲康熙的藝術風格，表現在造型、色地花卉圖案、禦製款式等方麵。
雍正七年，由於造辦處琺琅技術的突破，一種新的在高白如玉的精細白瓷上繪琺琅畫的風格大量出現，院畫風格山水花鳥為主題的確立，由繪畫、詩句、引首、印 章、款識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和諧完美，濃縮在瓷胎畫琺琅的畫麵上。畫琺琅擺脫了康熙朝銅胎畫琺琅的窠臼，中國宮廷繪畫藝術風格裝飾瓷器，在潔白如玉的胎 釉上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雍正後期瓷胎畫琺琅器一改康熙時期渾厚古拙之風，崇尚輕巧俊秀工麗之貌，其繪製也由康熙時期的雄渾蒼勁，而代之以雋秀典雅的藝術 風格，展現出雍正崇尚精巧文雅的美學觀。

    　　雍正長期的皇子優遊林下的生活，造就了喜愛園林、詩歌，長於書法的雍正。雍正花鳥繪畫及詩書畫印藝術風格的瓷胎畫琺琅是雍正帝審美情趣 的表達。精挑細選繪製畫工匠，繪製精致細膩，水平達到了宮廷畫的水準。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記畫碑》中記有“……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琅畫法，人物山 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
雍正朝瓷胎畫琺琅有碟、盤、碗、壺等，碟盤類最多，均為輕巧玲瓏的造型，與康熙器物渾樸風格不同。
雍正瓷器製作工藝嚴格，選料精細，成型規整，胎體潔白瑩潤，薄如蛋殼，瓷胎白度高達77.5%，釉汁高白如玉，為釉上畫琺琅的發展提供了極好的條件。雍正時多用景德鎮高白釉瓷。
雍正瓷胎畫琺琅裝飾紋樣比康熙時期豐富，可分為植物花卉、祥禽瑞獸、山水景物等，白釉器一般畫麵在器外壁，有些色地盤、碗等則因外壁有色地而在內壁繪 製。如雍正琺琅彩翠竹月季紋杯（圖四），造型小巧別致，繪製精湛，設色鮮麗，藝術風格素雅宜人，為雍正瓷胎畫琺琅的精品。
寂園叟《陶雅》讚 歎有：“雍正窯極精之脫胎瓷畫。有四絕焉。質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絕也。薄如卵幕，口噓之而欲飛。映日或燈光照之，背麵能辨正麵之筆畫彩色。二絕也。以極 精之顯微鏡窺之。花有露光。鮮盆娥細。睫有聳毛。且莖莖豎起。三絕也。小品而題極精之楷篆，各款細如蠅頭。四絕也。”
雍正器物多書“雍正年製”藍料雙方框宋槧體款。

乾隆 乾隆瓷胎畫琺琅造型豐富多樣，有碗、高足杯、碟、盤、梅瓶、方瓶、葫蘆瓶、交泰瓶、膽瓶、觀音瓶、雙耳瓶、蒜頭瓶、玉壺春瓶、橄欖式瓶、茶壺、罐、花插、 長方盒等。乾隆瓷胎畫琺琅器形小巧而精致，多係文房雅玩。陳設類器物增多，多為花瓶，華貴多樣，崇尚奇巧，數量超過康雍時期。
乾隆瓷胎畫琺琅器均是胎白釉細之瓷。琢器類的內壁和外底施鬆石綠釉，釉質瑩澤滋潤，同時期的粉彩琢器也施鬆石綠釉，有鮮明的時代風格。它是仿銅胎畫琺琅器內外底施釉的做法。
乾隆琺琅彩瓷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承襲雍正後期的繪畫風格，詩、書、畫與印結合一體，裝飾紋樣更為豐富多彩，新增有山水人物和仙山樓閣，畫中的宮室、樓 台、屋宇等建築的繪畫運用了中國繪畫的界畫法，描繪得精確工整；襯以山水人物，並且詩畫相配，顯得莊重典雅。另一類是帶西洋風格的紋飾，繪西洋人物及風景 等，西洋繪畫技法用於琺琅彩瓷畫上，紋飾與施彩技法等方麵展現出“西學東漸”之風之盛。
乾隆琺琅彩花鳥紋瓶（圖五），器形雋秀，紋飾精細，融詩、書、畫與印結合一體的藝術風格清新典雅，有雍正後期瓷胎畫琺琅的遺風。
乾隆琺琅彩西洋人物紋瓶（圖六），器形小巧精美，繪畫風格技法稚嫩，色彩鮮豔華麗，西洋藝術風格十分濃厚。
乾隆時期瓷胎、銅胎、玻璃胎畫琺琅器純粹西洋式畫風，紋飾纖巧繁縟，西洋教士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事，如郎世寧、王致誠、潘廷璋之流。寂園叟《陶雅》記有： “有以本國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畫筆均以西洋界算（透視）法行之，尤以開光中繪泰西婦孺為至精之品。……貢品繪碧瞳卷發之人，精妙無匹，西商爭 購，值亦奇巨也。”唐英親自督造禦窯廠，在畫琺琅燒製上，突破傳統造型與紋飾，取西洋工藝之美，創出融合中西特色的瓷器。郭葆昌評論乾隆瓷胎畫琺琅 有：“……至唐英督造之時，此類彩器，益加精進，沿用其法而加以運化，變板滯為生動，更參與我國赭墨等色，補所不足，彩色襯托，益覺鮮明，英卒後遂成絕響 矣。”
從藝術風格上，雍正畫琺琅瓷以柔麗淡雅而名重一時，乾隆器則以色濃豔麗為特征。其製作刻意求精，極盡裝飾之能事，彰顯出乾隆的堆砌繁縟和堆金戴銀為特色的奢靡之風。
乾隆時期出現的一種新裝飾工藝——“軋道工藝”，又稱為“錦上添花”，軋道工藝應是受到江寧雲錦花紋的影響，這種紋樣不同於雍正時期白地繪製的藝術風 格，而呈現出一種富麗堂皇的感覺，“錦中有花，花中有錦”。它運用多種彩釉及裝飾圖案，繪製工整，富有立體感，展現出對釉彩顏料運用及繪製技藝的嫻熟和高 超。錦地開光或錦地風格是乾隆一朝瓷胎畫琺琅風格之一。
乾隆瓷胎畫琺琅款式多樣，有藍料“乾隆年製”四字宋體款外圍以雙方框，是乾隆朝瓷胎畫琺琅的主要款識，款識書於白釉地和色釉地兩種，以白地為多。色地多為鬆石綠釉地。
邵蟄民撰《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記：“清瓷至乾隆而極盛，器式之多亦莫與倫比”。乾隆時期景德鎮生產的瓶尊類等琢器較多，品種豐富，有琺琅彩、粉彩、鬥 彩、青花及顏色釉等。陳設品瓶尊類器的大量出現，是明清尤其清代十八世紀社會文化及藝術生活的表現。明高濂曾論及適合不同場所插花的花瓶種類及瓶式。瓶尊 類等琢器的成型、製作、填彩、燒製難度等高於碗盤類等圓器，故琢器較圓器珍貴。寂園叟《陶雅》有：“一瓶之式樣，千變萬化。無有窮期，故瓶獨尊於他品”之 稱。清宮瓷胎畫琺琅中的瓶多為“瓶宜短小”，是“文房賞玩”思想的體現。
琺琅彩纏枝花卉紋蒜頭口瓶（圖七、圖八 ），高18.6厘米，口徑2.8厘米，足徑5.3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原為清宮舊藏。故宮博物院也藏有相同的器物（《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係·琺琅彩·粉彩》，圖34）。
器蒜頭形口，長頸，碩腹，圈足。通體以鳳尾紋為地，以琺瑯彩加金彩繪各式纏枝花卉，有紅、黃、藍、白彩等。外底鬆石綠釉，上藍料雙方框內書“乾隆年製”四字篆書款。
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記有“……至乾隆則華縟極矣，精巧之至，幾於鬼斧神工……”。此器玲瓏秀美的造型，潔白瑩潤的胎釉，繁縟精致的紋飾，斑斕絢麗的釉彩，製作技藝精湛，可謂巧奪天工之作。
康雍乾瓷胎畫琺琅的生產以量少質精而聞名，它代表了清代瓷器製作工藝的最高水平，不僅展現出康乾盛世帝王的審美意識，也反映出18世紀中西文化的交流。 它是中歐文明與文化的融合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曆史地位。清代康雍乾瓷胎畫琺琅器堪稱瓷中精粹，楊獻穀記有：“瓷品精進，無過清代康雍乾之禦 窯，就中又以古月軒瓷最為恒赫。蓋瓷胎樣式、畫工、選材、設色、題句、印章、年款無不具美術之上乘，非有確切考據，正名定分，末免恥生此China支那瓷 國中，而不知何者為我瓷品之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