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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晚明社會與景德鎮及克拉克瓷的燒造-----談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及相關問題
江建新
一、前言
克 拉克瓷是流行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一種外銷瓷品種，由於此類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開光構圖形式，裝飾風格特征明顯，故歐洲瓷學界將這類風格相近的青花 瓷統稱之為“克拉克瓷”。日本學界則將此類風格的瓷器稱之為“芙蓉手”。我國學界則根據歐洲人叫法，稱其為“克拉克瓷”。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外銷瓷及其 “克拉克瓷”和與之同時代的“轉變期”瓷器日益關注，並對相關的課題展開討論，而克拉克瓷在整個晚明外銷瓷中占有特殊位置，對其進行研究，有著十分重要意 義，2010年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專題研究會，對該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筆 者受此影響，擬對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及相關問題作一探討。二、關於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關 於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我國學者馮先銘先生曾有推斷，認為“目前一般認為克拉克瓷是明萬曆時期的出口瓷器，但亦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少量的克拉克瓷器的可能 性”，馮氏結合有紀年的沉船資料和江西出土的紀年墓資料印證這一結論①。肖發標先生根據葡萄牙定燒中國青花瓷和貿易情況，以及相關紀年墓資料，認為“典型 克拉克瓷的生產有可能早於萬曆元年，可以說，克拉克瓷器始燒於萬曆之前的嘉靖、隆慶是沒有問題的，也有早到正德的可能。”②。目前認為克拉克瓷燒造於萬曆 時期這一結論，國內外學界普遍接受，隻有個別學者對其始燒與停燒之年提出不同看法。從現有傳世與出土的資料來看，萬曆時期克拉克瓷的燒造有一定規模，而早 於萬曆的克拉克瓷，則未見有紀年的實物，景德鎮窯址亦未有出土，故其燒造於隆慶或更早的結論還僅僅是推論。而判定為終燒康熙時期，也沒有確鑿的紀年資料支 持，其結論似乎也僅僅是猜測。從景德鎮近年出土資料來看，克拉克瓷的燒造在萬曆時期已 相當興盛，目前考古發現的幾個窯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其燒造年代均在萬曆中後期3。如：觀音閣瓷窯址，（圖1-8）從出土標本來看，紋樣有山石小景、城廓山 景、甲蟲、石榴、花果、織錦紋、竹枝彩雲、錦盆堆等，根據其胎、釉特點和地層關係，得知其燒造於萬曆時期。珠山禦窯廠遺址，（圖9-19）曾出土了一些克 拉克瓷標本，品種主要為盤，紋樣有花卉，葡萄、花果、折枝花卉等，器物外壁繪疏朗的變形連瓣紋。這類標本青花色料幽藍鮮亮，器型比觀音閣出土克拉克瓷略 大，器壁略厚。由於該標本出土於晚明至清初民窯堆積層中，可視之為當時的民窯產品。根據禦廠相關資料判斷，明萬曆36年禦廠停止了燒造，因此，這類產品的 燒造上限不早於萬曆36年4，而該類標本與江西廣昌明代崇禎四年（1631年）墓出土青花開光紋盤相似5，由此判斷禦廠出土克拉克瓷當燒造於明萬曆36年 以後，崇禎四年以前之遺物。珠山西路窯址（原第二百貨公司），（圖20-24）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標本，其中青花開光花卉草蟲紋盤，器型較大，胎厚，青料 微微泛紫，該器與江西省博物館藏江西南城縣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克拉克瓷盤相似6。（圖25）而在出土克拉克瓷同一地層中，出土有“已未年惺寰記”銘和“辛 酉年造”“明萬曆肆□□”銘器等，7檢“已末”為嘉靖38年（1559）或萬曆47年（1619），“辛酉”為天啟元年（1621），由於該器青花料色與 嘉靖差別較大，而與萬曆相近，故推知其克拉克瓷應為萬曆47年或天啟元年燒造。上述考 古發現的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均為明萬曆時期，從現今傳世遺物來看，其產品的胎釉，青花料色均與萬曆器物相近。如大英博物館藏明青花葡萄牙徽章紋盤，該盤內 壁裝飾有典型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紋樣，盤心繪有傳為1570年間葡萄牙駐澳門海軍主帥D Joao do Almeide的徽章8，（圖26）可見該器當燒製於1570年之後，而從其胎釉、青花色料看與萬曆風格相近，當為萬曆早期製品，可視之為有較為準確年代 可考的傳世早期克拉克瓷風格的製品。江西省博物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開光花卉紋盤9，江西臨川區文管所藏青花開光花蝶紋盤10，（圖27）上海博物 館展出的荷蘭倪漢克先生捐贈的青花開光水禽紋盤11，（圖28）以及江西廣昌縣紀年墓出土的青花開光紋盤12，（圖29-30）其風格都極為相近，尤其是 盤壁折腰式形製，盤底的圈足矮而細薄作法，均為晚明時期景德鎮民窯典型特征。如日本·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刊古染付“天啟佳器”銘盤和天啟赤繪“天啟 年製”銘盤13，（圖31-32）其盤圈足和盤壁折腰式作法與克拉克瓷盤相似。綜觀目前所見出土與傳世資料，筆者以為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當在明萬曆初年，興盛於萬曆中後期至天啟、崇禎早期，終燒於清順治初年。三、晚明社會與景德鎮及克拉克瓷的燒造。明 代自中期以後，國力已由盛漸衰，由地方藩王入繼大統的明世宗（嘉靖）朱厚熜(1507-1566),因“大禮議”之爭，使朝廷紛爭不息，“自嘉靖中年，帝 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14，善寫青詞的入閣首輔嚴嵩，擅權十餘年，是明世宗統治最黑暗時期，世宗一心奉道，崇信方術，怠政養 奸，史評“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15。1566年，史稱“令主”的明穆宗（隆慶）繼位，他雖有“革弊施新”的宏圖，但天不假年，穆宗在位僅六年 而逝。1572年，以九歲衝齡繼位的明神宗（萬曆）朱翊鈞，初有出色大臣張居正輔政，朝政有複興氣象，但好景不長，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歿，被追奪 官階，籍沒家財。自此神宗無羈無絆，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且朝臣分黨，爭鬥不休，從此明朝進入了無可挽回的衰敗時代。近代史學家孟森先生在論及明代自中葉以後時謂“人民起事雖時有，然旋起旋滅，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己，民失其樂生之心”16。梁啟超先生則極有見地，他謂當時社會是“上流無用，下流無恥”。自 從1616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滿州八旗鐵騎緊逼山海關，明廷為拒清兵，耗費大量軍餉。1628年，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使得明廷軍餉猛增。崇禎 年間遼餉、剿餉、練餉達1500萬兩，是正常賦稅額的三倍17。為了彌補經費不足，朝廷大肆搜刮民財。明·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載：“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徵，猶海剛峰疏內呼嘉靖為家淨，謂家家俱淨也”18國庫空虛，民間貧瘠，為了應付巨額的開支，崇禎帝將老底都翻出來了，同書載：“上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19崇禎時國庫蕩然，捉禁見肘之窘境由此可見一斑。崇 禎六年底（1633），由賀雙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61名農民軍將領率軍突破黃河天險，進入中原地區。崇禎八年（1635），起義軍攻下鳳陽，並 燒毀了皇陵宮殿和龍興寺，挖了朱家祖墳。至此黃河以南，長江中下遊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搖搖欲墜。明萬曆至崇禎，國庫空虛，內亂外患，明帝國為了推 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緊向相對安定而富庶的東部沿海和東南地區搜刮賦稅，以充巨額軍餉。明 代中後期以後，白銀成為帝國的通行貨幣，而此前白銀一直是中國的稀缺物質，為了應付急劇增加的白銀需求，帝國隻有將眼光投向海外。隆慶元年（1567）， 明廷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宣布位於東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對外開放，準許該港對東西洋進行貿易。這裏成為中國民間商船請引、集中、盤驗放行的唯一合法 航點。月港對外貿易口岸的確定，以及隨後1602年東印度公司成立，推動了中國國貨的大量外銷和舶來品進入國內，大量的白銀開始流入中國，中國的瓷器、茶 葉、絲綢大量出口。景德鎮瓷器自然成為帝國換取白銀的重要物資，成為當時月港對外輸出 的大宗商品，據載“瓷器自饒州來，福建鄉人自福州販而之安海，或福州轉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來月港窯仿饒州而為之，稍相似而不及雅”20。景德鎮在 這一社會背景下，生產了大量外銷瓷，以滿足明廷需要。成書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廣誌繹》載：“浮梁景德鎮雄村十裏，皆火山發焰……徧國中以 至海外夷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21，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景德鎮瓷器生產及外銷是極為興盛的。從有關的沉船資料和相關文獻來看，似也反映了這一情況。 如紀年沉船：1613年“白獅號”（Witee Leeuw）沉船，1615年“班達”（Banda）號沉船,1630年“聖???康卡羅”（San Concalo）號沉船, 1641年“康塞普森”（ Conception）號沉船等22，均發現有大量克拉克瓷。1635年7月3日巴達維亞行政長官寫給大員東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謂“瓷器的市場已經形成， 特別是那些大中型盤、瓶和壺。在荷蘭和法國，對它們的熱愛與日俱增。這裏記錄的是1634年7月抵達的一批瓷器，包括219077件不同類別的器物，此外 還有52個桶和編織籃裏背著75件塞有填充物的瓷壺”23。景德鎮這個在當時相對安定的江南小鎮，在北方戰亂不息，內陸市場蕭條的情況下，向海外銷售產品成為當時生存的唯一途徑，從而成為晚明社會裏一個碩果僅存的為帝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都市，成為中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瓷器手工業城市。刊 行於明天啟七年（1627）馮夢龍《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小說中，描寫了一個發生在晚明時期景德鎮的故事，文中描寫道：“話說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一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為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盡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個窯戶一 個做戶。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個冷巷裏，盡可度日有餘。”書中還描寫了酒店老板、夥計，打鐵 匠，本鎮大戶等，展現出一幅寧靜而繁華的廣闊城市畫麵，透露出的一般濃厚的市井氣息。書中謂邱乙大住在冷巷裏，說明本鎮還有熱巷（繁華）之處24。這與明 王世懋《二酉委譚》記載的景德鎮繁榮景象極為吻合：“景德鎮官窯設焉，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搗之聲殷地，火光燭天， 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25由於馮、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萬之際，它們所描寫的當是晚明時期景德鎮的真實寫照。根 據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景德鎮圖》來看26，（圖33）其時的景德鎮為以珠山禦窯廠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後兩街，東西向幾十條弄巷的長方形城市格 局。城區“延袤十三裏許，煙火逾十萬家，陶戶與市肆當十有七八”27，由於康熙版《景德鎮圖》距晚明時代不遠，故可視之為明後期景德鎮城市分布範圍。明萬 曆24年（1596）吳昊十墓誌中載有“鎮市”、“裏村”、“南門”等地名28，（圖34）其地點均在景德鎮城區內，可見明萬曆時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根據 近年的考古調查發現，明中晚期窯業堆積極為豐厚，其遺物均迭壓在上述城區範圍內的建築物之下。2005年因基建，揭露出劉家下弄晚明窯址，其窯業堆積物竟 達幾十米厚，規模宏大29。（圖35）2007年發掘觀音閣窯址時，出土書青花“海不揚波”銘和書青花“天文年造”銘白釉瓷碟30，（圖36-37）檢 “天文”是日本後奈良天皇的年號之一，相當於嘉靖十一至三十三年（1532-1554年），二件出土標本反映了海外貿易和日本定燒景德鎮瓷器情況。近年來 陸續發現燒造克拉克瓷的窯址有觀音閣、禦廠遺址、珠山西路、十八橋、賽寶坦、花園裏、劉家弄、蓮社路（原藝術瓷廠）等十餘處，印證了晚明時期景德鎮外銷瓷 及克拉克瓷生產興旺情況31。（圖38-40）而從傳世17-18世紀日本、中東、歐洲大量仿景德鎮克拉克瓷來看，也從一個側麵印證了克拉克瓷廣闊的外銷 市場和深遠的影響32.（圖41-46）過去陶瓷界一般認為明中後期由於政治腐敗，社 會動蕩，民不聊生，瓷業生產蕭條。但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得知：明晚時期中國社會雖風雨飄搖，但景德鎮陶瓷生產不僅沒有萎縮，反而更為繁榮，陶瓷工匠們創造 了許多空前絕後的瓷器精品，在中國陶瓷曆史上譜寫了精彩樂章。這一時期不僅燒造了許多精美絕倫的外銷瓷，也創燒了被西方學者命名為“轉變期”的瓷器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transitioual period）33，景德鎮這一時期的瓷器外銷空前活躍，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與上述社會環境有關外，還與景德鎮當時特殊的地域環境有關。根據地方文獻顯示：從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禎十五年（1642），八十餘年間，景德鎮地區都是安定的。崇禎十五年之後，景德鎮地區才開始動蕩不安，清順治十六年（1659）以後，又恢複平靜。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祥異·兵燹”載：嘉靖庚子（1540）五月二十六日，水災後米貴，樂（樂平）人在鎮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複侵湖田鎮，民挌殺甚慘人流言鎮懼禍且不測。嘉靖乙卯（1555）秋倭徒五十餘人自淳安奔徽州……倭將由浮下鄱湖，民驚竄……崇禎十五年歲饑，比鄉洪溪洞聚有饑民數百截船搶米，漸至村落掠貲財，聲言攻縣，饒守道差夏守備捕之……率十五都鄉兵會集搗巢，斬首百餘級，生擒數十人始息。順治二年，五月丁酉九江潰兵掠城，賊從鄱陽來，知縣徐有佑率民兵禦於三龍敗績，遂入城焚殺甚慘，邑民被戳及赴水死者數千人。順治三年正月，巡撫江西都禦史孫之獬將委官至縣署印北鄉三十餘人夜趨縣，焚縣治土兵之禍自此始。順治四年十月甲戌土兵破城，知縣李秀龍遁往景德鎮。順治五年二月，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兵起，遣潘永禧取道浮梁攻徽州土兵應之，是時人人持刀揭矛，野無耕夫四境盡蕪。順治五年九月戊寅祁防邵遊擊自北鄉下，破景德，十二月甲寅池鎮十從善自西鄉來破景鎮，俱擄去子女數千。順治六年正月，固山額真譚大將軍複江省郡縣悉安，浮尚未靖，土兵四出抄掠城鄉，道路絕無人跡。順治十六年七月，海上有警，土兵複起八月癸己破城。34這是縣誌記載的兵禍情況，而縣誌記載的人口變動情況，可印證這一曆史。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食貨誌·戶口”記載：明萬曆癸卯（1603）戶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口十萬一百九十二，男子成丁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一，丁婦女大口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九口。天啟癸亥（1623年）丁口如癸卯數崇禎癸酉（1633年）丁口如前數國朝順治九年（1652）知縣婁維嵩編審其文詳請題準除逃亡人丁九千七百一丁傷亡婦女一千八百五十六口，實在人丁二萬二百一十丁婦女二萬五十七百三十三口丁酉（1657）知縣王虞吉編審如壬辰（1652）屆數。35由 此可見，明萬曆三十一年浮梁人口十餘萬，至天啟三年，崇禎六年人口數如前，但清順治九年婁氏編審浮梁人口時則銳減至五萬左右，說明清順治間景德鎮地區確實 由於兵禍連連，人口大量死傷或逃亡，這與前揭縣誌“祥異·兵燹”記載吻合。由此可知，從崇禎十五年至順治六年由於景德鎮地區連年兵禍，已不能進行正常的陶 瓷生產，克拉克瓷在此期間也就基本停燒了。而與此同時，大明帝國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左右，三條主要航海線路（美洲-馬尼拉-中國、歐洲-果阿-馬六甲-中 國、日本-東南亞-中國）被突發事件阻礙，海外貿易幾乎中斷了。綜上，景德鎮在明隆慶 至崇禎時期，由於明廷開放了海外貿易，急需巨額兵餉和白銀，由此刺激了景德鎮陶瓷外銷，克拉克瓷正是為了迎合空前活躍的外銷瓷市場需要而生產的，崇禎十五 年以後由於景德鎮地區兵禍連年不斷，社會動蕩，包括外銷瓷在內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斷了燒造。清順治晚期外銷瓷雖有所恢複，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燒造。四、克拉克瓷的裝飾風格特征與形成的主要社會原因克拉克瓷作為景德鎮最早形成的一種規模化的外銷瓷品種，具有鮮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銷瓷，在國內發現極少，幾乎不為中國百姓使用。這類風格特異的外銷瓷，延續燒造時間較長，產量也較大，這在景德鎮燒造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從 傳世與出土的克拉克瓷來看，常見品種有碗、盤、杯、瓶、小罐、軍持等，其中盤最為常見。盤的紋飾一般在器物內壁的口沿部分飾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開光，大開 光內多飾以花草、蟲蝶、雜寶等；小開光內飾以纓絡、綴珠、萬字、綿紋、幾何紋等。盤心圓圈內飾有石山樹木、池塘禽鳥、水榭亭閣、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這 種布局飽滿，分層構圖的獨具特色的裝飾形式，視之為克拉克瓷典型風格。如荷蘭倪漢克捐 給上海博物館的一件明萬曆青花開光水禽紋盤36，該盤心作八瓣開光裝飾，每瓣間隔分別以魚鱗和錦地萬字錦為飾，開光內繪蓮池水禽、坡岸花草小景，圖中蓮花 盛開，水草搖曳茂盛，岸邊兩隻水鴨親昵嘻戲，白鵝則引項啄食，空中鴛鴦列隊飛翔，構圖豐富生動。盤內壁八蓮瓣形開光，中間以小開光繪綴珠錦紋分隔，大開光 四隔內繪花卉紋，另四隔繪雜寶紋。外壁飾八個蓮瓣形開光，內繪小圈形。又，江西省博物館藏江西南城縣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開光花卉紋盤37，其裝飾風格 與上述器物頗為相似，盤心八瓣連弧開光內繪庭院蓮池小景，盤壁開光繪雜寶、花果紋。兩器整體風格相近，構圖繁密，描繪也較為細膩。這種裝飾風格是明初以來 所未見的，然而卻與元代青花繁密的構圖形式頗為相似。從紋飾布局看，克拉克瓷盤的花 紋，有三層：一層以盤心為主體紋樣，所繪為水禽蓮池、庭院小景；二層內壁為次主體紋飾，所繪開光連瓣形；三層為口沿，邊飾塗以青料一圈。而元青花盤亦為三 層紋飾構成，如土爾其托普卡珀博物館藏元青花雲頭雜寶紋菱口盤38，盤心飾雜寶紋，內壁飾海水花紋，口沿海浪紋。這種元青花盤常見的多層飽滿的構圖形式， 元至明洪武以後一直不見，直到晚明時期的克拉克瓷中才得以再現。克拉克瓷這種多層、繁縟茂密，開光分隔構圖形式，當取源元青花的伊斯蘭陶瓷風格。（圖 46-50）那麽，同為銷往歐亞大陸的瓷器，克拉克瓷取材元青花上的帶有伊斯蘭風格的構圖形式，也許是出於這種有共同指向的外銷需要而產生的。克 拉克瓷盤外壁飾一周開光花紋與元青花盤外壁繪八大碼紋有相似之感，這是兩個不同時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風格。克拉克瓷所繪雜寶紋，在盤內壁開光中最為常見，有 蕉葉、火焰、楓葉、卷軸書畫等。雜寶首見於元青花，明以後開始流行。如上述青花水禽紋盤（倪漢克贈），在八出蓮瓣形開光內，繪蕉葉、萬字紋吉祥意味的雜寶 紋。每瓣又以珠紋垂飾物的小開光分隔，這種分隔開光內飾雜寶的裝飾最初見於元青花，而克拉克瓷所繪的這類花紋與元青花的裝飾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變形蓮 瓣，亦即後世稱為“八大碼”的裝飾紋樣，以及蓮瓣內加繪雜寶的圖案，是中國佛教題材的壁畫或中國傳統建築的藻井紋能找到的原始構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也常 見，它是佛教繪畫中重要的繪畫元素。(圖51-58)因此，克拉克瓷這類紋飾受元青花中佛教繪畫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克 拉克瓷盤心所繪主體紋飾，如蓮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園小景、麒麟瑞獸、花卉蟲蝶等，這類紋飾是中國繪畫中常見題材。如江西廣豐縣文管所藏明萬曆青 花開光花果人物盤39，盤心開光內繪一庭院小景，內有一帶官帽者悠閑坐於榻上，回目張望，似有所思。其構圖和繪畫形式與明萬曆時期的版畫頗為相似40。 （圖59-60）綜上可知，克拉克瓷的裝飾紋樣，有源於傳統的中國畫題材，有取材元青花蓮瓣雜寶（八大碼）紋樣，有汲取伊斯蘭陶瓷繁縟茂密構圖形式，是東西文化溶匯交融的產物。克 拉克瓷這種有創新意味的裝飾形式出現決非偶然，雖然原因有多種，但我以為，它與晚明時期整個文化史的轉變分不開的。從中國曆史角度上看，隆、萬之際，是中 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把中國政治史的轉折點定為該時期。朱維錚《走向中世紀》，把中國思想史的轉折點也定於這一時期。梁啟超《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把中國學術史的轉折點也定於該時期，近現代許多學者把萬曆時期作為“中世紀”邁向“現代社會”的轉折點。而中國美術史也在這一時期發 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其繪畫者群體和過去的不同。畫家身份不同，有許多文人士大夫參與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陳洪綬等。繪畫功能不同，審美觀念不 同。其題材和形式豐富多樣，在中國美術史上出現一個嶄新局麵。而作為具有美術功能的陶瓷裝飾，也深受其影響，陶瓷工匠們汲取當時美術領域變化因素，在裝飾 題材上大膽創新，將中國繪畫新內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裝飾中，出現了所謂“轉變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風格產生，也是這一變異時代的產物。五、小結本 文根據相關文獻結合考古資料和相關出土紀年資料，探索了景德鎮地區生產的克拉克瓷的造燒年代，認為大約興燒於明萬曆初年，萬曆中晚期至天啟、崇禎早期較為 盛行，清順治基本停燒。明晚期景德鎮外銷瓷窯場規模宏大，外銷瓷生產空前活躍，這與晚明時期國庫空虛，朝廷急需征集兵餉平定戰亂有關，這一時期景德鎮地區 相對安定，是當時一個為明帝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燒造的。克拉克瓷僅僅是晚明空前興旺的外銷瓷生產中一個品種而已，占 外銷瓷生產份額不大。由於該產品有其特殊的裝飾風格，其銷售對象有一定的指向性，是為適應歐洲大陸市場及審美需要而燒製的。克拉克瓷裝飾的構圖形式受到伊 斯蘭陶瓷影響，其紋飾包涵有中國佛教和中國繪畫題材內容，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佛教和中國傳統繪畫題材相結合的產品，在中國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標誌性意義， 是16-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貿易實物見證。克拉克瓷的典型風格產生，與晚明時期整個文化藝術史的轉變分不開，是這一變異時代的產物。注釋1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01-104。②肖發標<克拉克瓷謅議>、《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頁62-65.3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萄貿易中的外銷瓷》，2010年，頁36-43.4劉新園<景德鎮瓷窯遺址的調查與中國陶瓷史上的幾個相關問題>、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1992年，頁27-28.5孫敬民<江西廣昌發現明代崇禎紀年墓>，《江西文物》，1900年第4期，頁69-70。6《江西藏瓷·明代下》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年版，頁201。7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1992年，頁146-147。8台灣國立曆史博物館《中國古代貿易瓷特展》，1994年，版圖17。9同6，頁201。10同6，頁202.11上海博物館《海帆留蹤——荷蘭倪漢克捐贈明清貿易瓷》，200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版圖2。12姚澄清等<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頁86-89，圖版捌。13日本·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陶瓷大係44，1972年版，頁87-88。14《明史?袁煒傳》，中華書局排印本，頁5118.15《明史?世宗本紀》，中華書局排印本，頁251.16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331。17郭日華<舶來的白銀與大明帝國的滅亡>、《紫禁城》2011年2期，頁57-61。18明·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頁3。19同18，頁3.20馮先銘《中國陶瓷文獻集釋》引明《安平誌》卷四物類誌，手抄本，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年。21明?王士性《廣誌繹》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83。22莫拉?瑞納爾迪（MAURA RINALDL）<克拉克瓷器的曆史分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頁83-85。23維亞勒<東印度公司1634-1661年中國與日本瓷器貿易檔案>、《亞洲藝術》1992，3，頁25。24馮夢龍《醒世恒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頁708-737。25明?王世懋《二酉委譚》，《記錄匯編》卷第二百六。26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景德鎮圖》卷一。27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卷之五??食貨誌?戶口。28 《中國曆代景德鎮瓷器?明卷》，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年版，頁341.29江建新<景德鎮窯業遺存的考察與研究>，《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三輯，台北，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6年，頁120-122.30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12期，圖42、46。31同3.32日?出光美術館《陶瓷の東西交流》，1984年，版圖3-19.331955年英國大英博物館的詹尼斯（Soamme jenyns）在《明清之際轉變期瓷器：1620-1683》一文概定轉變期。34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卷之二“祥異·兵燹”。35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卷之五上“食貨·戶口”。36上海博物館藏《海帆留蹤——荷蘭倪漢克捐贈明清貿易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頁35。37同6，頁201。38朱裕平《元代青花》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頁95。39同6，頁205.40張國標《徽派版畫藝術》，安徽美術出版社，1996年，明翻刻本《北西廂記》插圖，頁118.
江建新
一、前言
克 拉克瓷是流行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一種外銷瓷品種，由於此類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開光構圖形式，裝飾風格特征明顯，故歐洲瓷學界將這類風格相近的青花 瓷統稱之為“克拉克瓷”。日本學界則將此類風格的瓷器稱之為“芙蓉手”。我國學界則根據歐洲人叫法，稱其為“克拉克瓷”。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外銷瓷及其 “克拉克瓷”和與之同時代的“轉變期”瓷器日益關注，並對相關的課題展開討論，而克拉克瓷在整個晚明外銷瓷中占有特殊位置，對其進行研究，有著十分重要意 義，2010年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專題研究會，對該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筆 者受此影響，擬對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及相關問題作一探討。二、關於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關 於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我國學者馮先銘先生曾有推斷，認為“目前一般認為克拉克瓷是明萬曆時期的出口瓷器，但亦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少量的克拉克瓷器的可能 性”，馮氏結合有紀年的沉船資料和江西出土的紀年墓資料印證這一結論①。肖發標先生根據葡萄牙定燒中國青花瓷和貿易情況，以及相關紀年墓資料，認為“典型 克拉克瓷的生產有可能早於萬曆元年，可以說，克拉克瓷器始燒於萬曆之前的嘉靖、隆慶是沒有問題的，也有早到正德的可能。”②。目前認為克拉克瓷燒造於萬曆 時期這一結論，國內外學界普遍接受，隻有個別學者對其始燒與停燒之年提出不同看法。從現有傳世與出土的資料來看，萬曆時期克拉克瓷的燒造有一定規模，而早 於萬曆的克拉克瓷，則未見有紀年的實物，景德鎮窯址亦未有出土，故其燒造於隆慶或更早的結論還僅僅是推論。而判定為終燒康熙時期，也沒有確鑿的紀年資料支 持，其結論似乎也僅僅是猜測。從景德鎮近年出土資料來看，克拉克瓷的燒造在萬曆時期已 相當興盛，目前考古發現的幾個窯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其燒造年代均在萬曆中後期3。如：觀音閣瓷窯址，（圖1-8）從出土標本來看，紋樣有山石小景、城廓山 景、甲蟲、石榴、花果、織錦紋、竹枝彩雲、錦盆堆等，根據其胎、釉特點和地層關係，得知其燒造於萬曆時期。珠山禦窯廠遺址，（圖9-19）曾出土了一些克 拉克瓷標本，品種主要為盤，紋樣有花卉，葡萄、花果、折枝花卉等，器物外壁繪疏朗的變形連瓣紋。這類標本青花色料幽藍鮮亮，器型比觀音閣出土克拉克瓷略 大，器壁略厚。由於該標本出土於晚明至清初民窯堆積層中，可視之為當時的民窯產品。根據禦廠相關資料判斷，明萬曆36年禦廠停止了燒造，因此，這類產品的 燒造上限不早於萬曆36年4，而該類標本與江西廣昌明代崇禎四年（1631年）墓出土青花開光紋盤相似5，由此判斷禦廠出土克拉克瓷當燒造於明萬曆36年 以後，崇禎四年以前之遺物。珠山西路窯址（原第二百貨公司），（圖20-24）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標本，其中青花開光花卉草蟲紋盤，器型較大，胎厚，青料 微微泛紫，該器與江西省博物館藏江西南城縣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克拉克瓷盤相似6。（圖25）而在出土克拉克瓷同一地層中，出土有“已未年惺寰記”銘和“辛 酉年造”“明萬曆肆□□”銘器等，7檢“已末”為嘉靖38年（1559）或萬曆47年（1619），“辛酉”為天啟元年（1621），由於該器青花料色與 嘉靖差別較大，而與萬曆相近，故推知其克拉克瓷應為萬曆47年或天啟元年燒造。上述考 古發現的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均為明萬曆時期，從現今傳世遺物來看，其產品的胎釉，青花料色均與萬曆器物相近。如大英博物館藏明青花葡萄牙徽章紋盤，該盤內 壁裝飾有典型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紋樣，盤心繪有傳為1570年間葡萄牙駐澳門海軍主帥D Joao do Almeide的徽章8，（圖26）可見該器當燒製於1570年之後，而從其胎釉、青花色料看與萬曆風格相近，當為萬曆早期製品，可視之為有較為準確年代 可考的傳世早期克拉克瓷風格的製品。江西省博物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開光花卉紋盤9，江西臨川區文管所藏青花開光花蝶紋盤10，（圖27）上海博物 館展出的荷蘭倪漢克先生捐贈的青花開光水禽紋盤11，（圖28）以及江西廣昌縣紀年墓出土的青花開光紋盤12，（圖29-30）其風格都極為相近，尤其是 盤壁折腰式形製，盤底的圈足矮而細薄作法，均為晚明時期景德鎮民窯典型特征。如日本·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刊古染付“天啟佳器”銘盤和天啟赤繪“天啟 年製”銘盤13，（圖31-32）其盤圈足和盤壁折腰式作法與克拉克瓷盤相似。綜觀目前所見出土與傳世資料，筆者以為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當在明萬曆初年，興盛於萬曆中後期至天啟、崇禎早期，終燒於清順治初年。三、晚明社會與景德鎮及克拉克瓷的燒造。明 代自中期以後，國力已由盛漸衰，由地方藩王入繼大統的明世宗（嘉靖）朱厚熜(1507-1566),因“大禮議”之爭，使朝廷紛爭不息，“自嘉靖中年，帝 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14，善寫青詞的入閣首輔嚴嵩，擅權十餘年，是明世宗統治最黑暗時期，世宗一心奉道，崇信方術，怠政養 奸，史評“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15。1566年，史稱“令主”的明穆宗（隆慶）繼位，他雖有“革弊施新”的宏圖，但天不假年，穆宗在位僅六年 而逝。1572年，以九歲衝齡繼位的明神宗（萬曆）朱翊鈞，初有出色大臣張居正輔政，朝政有複興氣象，但好景不長，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歿，被追奪 官階，籍沒家財。自此神宗無羈無絆，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且朝臣分黨，爭鬥不休，從此明朝進入了無可挽回的衰敗時代。近代史學家孟森先生在論及明代自中葉以後時謂“人民起事雖時有，然旋起旋滅，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己，民失其樂生之心”16。梁啟超先生則極有見地，他謂當時社會是“上流無用，下流無恥”。自 從1616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滿州八旗鐵騎緊逼山海關，明廷為拒清兵，耗費大量軍餉。1628年，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使得明廷軍餉猛增。崇禎 年間遼餉、剿餉、練餉達1500萬兩，是正常賦稅額的三倍17。為了彌補經費不足，朝廷大肆搜刮民財。明·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載：“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徵，猶海剛峰疏內呼嘉靖為家淨，謂家家俱淨也”18國庫空虛，民間貧瘠，為了應付巨額的開支，崇禎帝將老底都翻出來了，同書載：“上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19崇禎時國庫蕩然，捉禁見肘之窘境由此可見一斑。崇 禎六年底（1633），由賀雙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61名農民軍將領率軍突破黃河天險，進入中原地區。崇禎八年（1635），起義軍攻下鳳陽，並 燒毀了皇陵宮殿和龍興寺，挖了朱家祖墳。至此黃河以南，長江中下遊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搖搖欲墜。明萬曆至崇禎，國庫空虛，內亂外患，明帝國為了推 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緊向相對安定而富庶的東部沿海和東南地區搜刮賦稅，以充巨額軍餉。明 代中後期以後，白銀成為帝國的通行貨幣，而此前白銀一直是中國的稀缺物質，為了應付急劇增加的白銀需求，帝國隻有將眼光投向海外。隆慶元年（1567）， 明廷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宣布位於東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對外開放，準許該港對東西洋進行貿易。這裏成為中國民間商船請引、集中、盤驗放行的唯一合法 航點。月港對外貿易口岸的確定，以及隨後1602年東印度公司成立，推動了中國國貨的大量外銷和舶來品進入國內，大量的白銀開始流入中國，中國的瓷器、茶 葉、絲綢大量出口。景德鎮瓷器自然成為帝國換取白銀的重要物資，成為當時月港對外輸出 的大宗商品，據載“瓷器自饒州來，福建鄉人自福州販而之安海，或福州轉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來月港窯仿饒州而為之，稍相似而不及雅”20。景德鎮在 這一社會背景下，生產了大量外銷瓷，以滿足明廷需要。成書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廣誌繹》載：“浮梁景德鎮雄村十裏，皆火山發焰……徧國中以 至海外夷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21，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景德鎮瓷器生產及外銷是極為興盛的。從有關的沉船資料和相關文獻來看，似也反映了這一情況。 如紀年沉船：1613年“白獅號”（Witee Leeuw）沉船，1615年“班達”（Banda）號沉船,1630年“聖???康卡羅”（San Concalo）號沉船, 1641年“康塞普森”（ Conception）號沉船等22，均發現有大量克拉克瓷。1635年7月3日巴達維亞行政長官寫給大員東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謂“瓷器的市場已經形成， 特別是那些大中型盤、瓶和壺。在荷蘭和法國，對它們的熱愛與日俱增。這裏記錄的是1634年7月抵達的一批瓷器，包括219077件不同類別的器物，此外 還有52個桶和編織籃裏背著75件塞有填充物的瓷壺”23。景德鎮這個在當時相對安定的江南小鎮，在北方戰亂不息，內陸市場蕭條的情況下，向海外銷售產品成為當時生存的唯一途徑，從而成為晚明社會裏一個碩果僅存的為帝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都市，成為中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瓷器手工業城市。刊 行於明天啟七年（1627）馮夢龍《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小說中，描寫了一個發生在晚明時期景德鎮的故事，文中描寫道：“話說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一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為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盡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個窯戶一 個做戶。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個冷巷裏，盡可度日有餘。”書中還描寫了酒店老板、夥計，打鐵 匠，本鎮大戶等，展現出一幅寧靜而繁華的廣闊城市畫麵，透露出的一般濃厚的市井氣息。書中謂邱乙大住在冷巷裏，說明本鎮還有熱巷（繁華）之處24。這與明 王世懋《二酉委譚》記載的景德鎮繁榮景象極為吻合：“景德鎮官窯設焉，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搗之聲殷地，火光燭天， 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25由於馮、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萬之際，它們所描寫的當是晚明時期景德鎮的真實寫照。根 據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景德鎮圖》來看26，（圖33）其時的景德鎮為以珠山禦窯廠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後兩街，東西向幾十條弄巷的長方形城市格 局。城區“延袤十三裏許，煙火逾十萬家，陶戶與市肆當十有七八”27，由於康熙版《景德鎮圖》距晚明時代不遠，故可視之為明後期景德鎮城市分布範圍。明萬 曆24年（1596）吳昊十墓誌中載有“鎮市”、“裏村”、“南門”等地名28，（圖34）其地點均在景德鎮城區內，可見明萬曆時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根據 近年的考古調查發現，明中晚期窯業堆積極為豐厚，其遺物均迭壓在上述城區範圍內的建築物之下。2005年因基建，揭露出劉家下弄晚明窯址，其窯業堆積物竟 達幾十米厚，規模宏大29。（圖35）2007年發掘觀音閣窯址時，出土書青花“海不揚波”銘和書青花“天文年造”銘白釉瓷碟30，（圖36-37）檢 “天文”是日本後奈良天皇的年號之一，相當於嘉靖十一至三十三年（1532-1554年），二件出土標本反映了海外貿易和日本定燒景德鎮瓷器情況。近年來 陸續發現燒造克拉克瓷的窯址有觀音閣、禦廠遺址、珠山西路、十八橋、賽寶坦、花園裏、劉家弄、蓮社路（原藝術瓷廠）等十餘處，印證了晚明時期景德鎮外銷瓷 及克拉克瓷生產興旺情況31。（圖38-40）而從傳世17-18世紀日本、中東、歐洲大量仿景德鎮克拉克瓷來看，也從一個側麵印證了克拉克瓷廣闊的外銷 市場和深遠的影響32.（圖41-46）過去陶瓷界一般認為明中後期由於政治腐敗，社 會動蕩，民不聊生，瓷業生產蕭條。但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得知：明晚時期中國社會雖風雨飄搖，但景德鎮陶瓷生產不僅沒有萎縮，反而更為繁榮，陶瓷工匠們創造 了許多空前絕後的瓷器精品，在中國陶瓷曆史上譜寫了精彩樂章。這一時期不僅燒造了許多精美絕倫的外銷瓷，也創燒了被西方學者命名為“轉變期”的瓷器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transitioual period）33，景德鎮這一時期的瓷器外銷空前活躍，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與上述社會環境有關外，還與景德鎮當時特殊的地域環境有關。根據地方文獻顯示：從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禎十五年（1642），八十餘年間，景德鎮地區都是安定的。崇禎十五年之後，景德鎮地區才開始動蕩不安，清順治十六年（1659）以後，又恢複平靜。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祥異·兵燹”載：嘉靖庚子（1540）五月二十六日，水災後米貴，樂（樂平）人在鎮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複侵湖田鎮，民挌殺甚慘人流言鎮懼禍且不測。嘉靖乙卯（1555）秋倭徒五十餘人自淳安奔徽州……倭將由浮下鄱湖，民驚竄……崇禎十五年歲饑，比鄉洪溪洞聚有饑民數百截船搶米，漸至村落掠貲財，聲言攻縣，饒守道差夏守備捕之……率十五都鄉兵會集搗巢，斬首百餘級，生擒數十人始息。順治二年，五月丁酉九江潰兵掠城，賊從鄱陽來，知縣徐有佑率民兵禦於三龍敗績，遂入城焚殺甚慘，邑民被戳及赴水死者數千人。順治三年正月，巡撫江西都禦史孫之獬將委官至縣署印北鄉三十餘人夜趨縣，焚縣治土兵之禍自此始。順治四年十月甲戌土兵破城，知縣李秀龍遁往景德鎮。順治五年二月，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兵起，遣潘永禧取道浮梁攻徽州土兵應之，是時人人持刀揭矛，野無耕夫四境盡蕪。順治五年九月戊寅祁防邵遊擊自北鄉下，破景德，十二月甲寅池鎮十從善自西鄉來破景鎮，俱擄去子女數千。順治六年正月，固山額真譚大將軍複江省郡縣悉安，浮尚未靖，土兵四出抄掠城鄉，道路絕無人跡。順治十六年七月，海上有警，土兵複起八月癸己破城。34這是縣誌記載的兵禍情況，而縣誌記載的人口變動情況，可印證這一曆史。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食貨誌·戶口”記載：明萬曆癸卯（1603）戶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口十萬一百九十二，男子成丁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一，丁婦女大口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九口。天啟癸亥（1623年）丁口如癸卯數崇禎癸酉（1633年）丁口如前數國朝順治九年（1652）知縣婁維嵩編審其文詳請題準除逃亡人丁九千七百一丁傷亡婦女一千八百五十六口，實在人丁二萬二百一十丁婦女二萬五十七百三十三口丁酉（1657）知縣王虞吉編審如壬辰（1652）屆數。35由 此可見，明萬曆三十一年浮梁人口十餘萬，至天啟三年，崇禎六年人口數如前，但清順治九年婁氏編審浮梁人口時則銳減至五萬左右，說明清順治間景德鎮地區確實 由於兵禍連連，人口大量死傷或逃亡，這與前揭縣誌“祥異·兵燹”記載吻合。由此可知，從崇禎十五年至順治六年由於景德鎮地區連年兵禍，已不能進行正常的陶 瓷生產，克拉克瓷在此期間也就基本停燒了。而與此同時，大明帝國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左右，三條主要航海線路（美洲-馬尼拉-中國、歐洲-果阿-馬六甲-中 國、日本-東南亞-中國）被突發事件阻礙，海外貿易幾乎中斷了。綜上，景德鎮在明隆慶 至崇禎時期，由於明廷開放了海外貿易，急需巨額兵餉和白銀，由此刺激了景德鎮陶瓷外銷，克拉克瓷正是為了迎合空前活躍的外銷瓷市場需要而生產的，崇禎十五 年以後由於景德鎮地區兵禍連年不斷，社會動蕩，包括外銷瓷在內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斷了燒造。清順治晚期外銷瓷雖有所恢複，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燒造。四、克拉克瓷的裝飾風格特征與形成的主要社會原因克拉克瓷作為景德鎮最早形成的一種規模化的外銷瓷品種，具有鮮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銷瓷，在國內發現極少，幾乎不為中國百姓使用。這類風格特異的外銷瓷，延續燒造時間較長，產量也較大，這在景德鎮燒造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從 傳世與出土的克拉克瓷來看，常見品種有碗、盤、杯、瓶、小罐、軍持等，其中盤最為常見。盤的紋飾一般在器物內壁的口沿部分飾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開光，大開 光內多飾以花草、蟲蝶、雜寶等；小開光內飾以纓絡、綴珠、萬字、綿紋、幾何紋等。盤心圓圈內飾有石山樹木、池塘禽鳥、水榭亭閣、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這 種布局飽滿，分層構圖的獨具特色的裝飾形式，視之為克拉克瓷典型風格。如荷蘭倪漢克捐 給上海博物館的一件明萬曆青花開光水禽紋盤36，該盤心作八瓣開光裝飾，每瓣間隔分別以魚鱗和錦地萬字錦為飾，開光內繪蓮池水禽、坡岸花草小景，圖中蓮花 盛開，水草搖曳茂盛，岸邊兩隻水鴨親昵嘻戲，白鵝則引項啄食，空中鴛鴦列隊飛翔，構圖豐富生動。盤內壁八蓮瓣形開光，中間以小開光繪綴珠錦紋分隔，大開光 四隔內繪花卉紋，另四隔繪雜寶紋。外壁飾八個蓮瓣形開光，內繪小圈形。又，江西省博物館藏江西南城縣明萬曆十八年墓出土青花開光花卉紋盤37，其裝飾風格 與上述器物頗為相似，盤心八瓣連弧開光內繪庭院蓮池小景，盤壁開光繪雜寶、花果紋。兩器整體風格相近，構圖繁密，描繪也較為細膩。這種裝飾風格是明初以來 所未見的，然而卻與元代青花繁密的構圖形式頗為相似。從紋飾布局看，克拉克瓷盤的花 紋，有三層：一層以盤心為主體紋樣，所繪為水禽蓮池、庭院小景；二層內壁為次主體紋飾，所繪開光連瓣形；三層為口沿，邊飾塗以青料一圈。而元青花盤亦為三 層紋飾構成，如土爾其托普卡珀博物館藏元青花雲頭雜寶紋菱口盤38，盤心飾雜寶紋，內壁飾海水花紋，口沿海浪紋。這種元青花盤常見的多層飽滿的構圖形式， 元至明洪武以後一直不見，直到晚明時期的克拉克瓷中才得以再現。克拉克瓷這種多層、繁縟茂密，開光分隔構圖形式，當取源元青花的伊斯蘭陶瓷風格。（圖 46-50）那麽，同為銷往歐亞大陸的瓷器，克拉克瓷取材元青花上的帶有伊斯蘭風格的構圖形式，也許是出於這種有共同指向的外銷需要而產生的。克 拉克瓷盤外壁飾一周開光花紋與元青花盤外壁繪八大碼紋有相似之感，這是兩個不同時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風格。克拉克瓷所繪雜寶紋，在盤內壁開光中最為常見，有 蕉葉、火焰、楓葉、卷軸書畫等。雜寶首見於元青花，明以後開始流行。如上述青花水禽紋盤（倪漢克贈），在八出蓮瓣形開光內，繪蕉葉、萬字紋吉祥意味的雜寶 紋。每瓣又以珠紋垂飾物的小開光分隔，這種分隔開光內飾雜寶的裝飾最初見於元青花，而克拉克瓷所繪的這類花紋與元青花的裝飾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變形蓮 瓣，亦即後世稱為“八大碼”的裝飾紋樣，以及蓮瓣內加繪雜寶的圖案，是中國佛教題材的壁畫或中國傳統建築的藻井紋能找到的原始構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也常 見，它是佛教繪畫中重要的繪畫元素。(圖51-58)因此，克拉克瓷這類紋飾受元青花中佛教繪畫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克 拉克瓷盤心所繪主體紋飾，如蓮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園小景、麒麟瑞獸、花卉蟲蝶等，這類紋飾是中國繪畫中常見題材。如江西廣豐縣文管所藏明萬曆青 花開光花果人物盤39，盤心開光內繪一庭院小景，內有一帶官帽者悠閑坐於榻上，回目張望，似有所思。其構圖和繪畫形式與明萬曆時期的版畫頗為相似40。 （圖59-60）綜上可知，克拉克瓷的裝飾紋樣，有源於傳統的中國畫題材，有取材元青花蓮瓣雜寶（八大碼）紋樣，有汲取伊斯蘭陶瓷繁縟茂密構圖形式，是東西文化溶匯交融的產物。克 拉克瓷這種有創新意味的裝飾形式出現決非偶然，雖然原因有多種，但我以為，它與晚明時期整個文化史的轉變分不開的。從中國曆史角度上看，隆、萬之際，是中 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把中國政治史的轉折點定為該時期。朱維錚《走向中世紀》，把中國思想史的轉折點也定於這一時期。梁啟超《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把中國學術史的轉折點也定於該時期，近現代許多學者把萬曆時期作為“中世紀”邁向“現代社會”的轉折點。而中國美術史也在這一時期發 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其繪畫者群體和過去的不同。畫家身份不同，有許多文人士大夫參與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陳洪綬等。繪畫功能不同，審美觀念不 同。其題材和形式豐富多樣，在中國美術史上出現一個嶄新局麵。而作為具有美術功能的陶瓷裝飾，也深受其影響，陶瓷工匠們汲取當時美術領域變化因素，在裝飾 題材上大膽創新，將中國繪畫新內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裝飾中，出現了所謂“轉變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風格產生，也是這一變異時代的產物。五、小結本 文根據相關文獻結合考古資料和相關出土紀年資料，探索了景德鎮地區生產的克拉克瓷的造燒年代，認為大約興燒於明萬曆初年，萬曆中晚期至天啟、崇禎早期較為 盛行，清順治基本停燒。明晚期景德鎮外銷瓷窯場規模宏大，外銷瓷生產空前活躍，這與晚明時期國庫空虛，朝廷急需征集兵餉平定戰亂有關，這一時期景德鎮地區 相對安定，是當時一個為明帝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燒造的。克拉克瓷僅僅是晚明空前興旺的外銷瓷生產中一個品種而已，占 外銷瓷生產份額不大。由於該產品有其特殊的裝飾風格，其銷售對象有一定的指向性，是為適應歐洲大陸市場及審美需要而燒製的。克拉克瓷裝飾的構圖形式受到伊 斯蘭陶瓷影響，其紋飾包涵有中國佛教和中國繪畫題材內容，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佛教和中國傳統繪畫題材相結合的產品，在中國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標誌性意義， 是16-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貿易實物見證。克拉克瓷的典型風格產生，與晚明時期整個文化藝術史的轉變分不開，是這一變異時代的產物。注釋1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01-104。②肖發標<克拉克瓷謅議>、《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頁62-65.3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萄貿易中的外銷瓷》，2010年，頁36-43.4劉新園<景德鎮瓷窯遺址的調查與中國陶瓷史上的幾個相關問題>、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1992年，頁27-28.5孫敬民<江西廣昌發現明代崇禎紀年墓>，《江西文物》，1900年第4期，頁69-70。6《江西藏瓷·明代下》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年版，頁201。7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1992年，頁146-147。8台灣國立曆史博物館《中國古代貿易瓷特展》，1994年，版圖17。9同6，頁201。10同6，頁202.11上海博物館《海帆留蹤——荷蘭倪漢克捐贈明清貿易瓷》，200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版圖2。12姚澄清等<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頁86-89，圖版捌。13日本·齋藤菊大郎《古染付祥瑞》陶瓷大係44，1972年版，頁87-88。14《明史?袁煒傳》，中華書局排印本，頁5118.15《明史?世宗本紀》，中華書局排印本，頁251.16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331。17郭日華<舶來的白銀與大明帝國的滅亡>、《紫禁城》2011年2期，頁57-61。18明·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頁3。19同18，頁3.20馮先銘《中國陶瓷文獻集釋》引明《安平誌》卷四物類誌，手抄本，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年。21明?王士性《廣誌繹》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83。22莫拉?瑞納爾迪（MAURA RINALDL）<克拉克瓷器的曆史分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頁83-85。23維亞勒<東印度公司1634-1661年中國與日本瓷器貿易檔案>、《亞洲藝術》1992，3，頁25。24馮夢龍《醒世恒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頁708-737。25明?王世懋《二酉委譚》，《記錄匯編》卷第二百六。26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景德鎮圖》卷一。27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卷之五??食貨誌?戶口。28 《中國曆代景德鎮瓷器?明卷》，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年版，頁341.29江建新<景德鎮窯業遺存的考察與研究>，《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三輯，台北，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6年，頁120-122.30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12期，圖42、46。31同3.32日?出光美術館《陶瓷の東西交流》，1984年，版圖3-19.331955年英國大英博物館的詹尼斯（Soamme jenyns）在《明清之際轉變期瓷器：1620-1683》一文概定轉變期。34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卷之二“祥異·兵燹”。35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誌》卷之五上“食貨·戶口”。36上海博物館藏《海帆留蹤——荷蘭倪漢克捐贈明清貿易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頁35。37同6，頁201。38朱裕平《元代青花》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頁95。39同6，頁205.40張國標《徽派版畫藝術》，安徽美術出版社，1996年，明翻刻本《北西廂記》插圖，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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