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忘卻的憶念

未曾忘卻的憶念

費淑芬

 

前些時候，聽說省文聯在黃龍飯店舉行成立40周年的紀念大會，知道這個消息，我除了感到時光流逝真是太快之外，不禁想起了省文聯的第一屆主席宋雲彬先生。
 

我第一次見到宋先生，是在1954年的第一次省文代會上。那時我們創作組的成員，除了一二人作為代表之外，其餘全都是大會的工作人員。我和另一位同誌是擔任大會記錄的。那時沒有錄音設備，講話的人也很少是有照本宣讀的，所以記錄的任務很不輕鬆。每次記錄下來以後，都得交發言人核對過。
 

為了核對宋先生的一次講話，我在大會的一間休息室裏找到了他。8月的杭州，熱得可怕。那時的人們都不怎麽講究儀表，大部分人都捋袖卷褲、裸臂跣足以求涼快，而隻有宋先生仍是雪白的府綢襯衫，乳白色嗶嘰西裝長褲，連肩上的褙帶也沒有鬆一下。端端正正，一派紳士風度。這在當時是顯得有點特殊的。多少年以後我才知道，茅盾在短篇小說《牯嶺之秋》中寫的那位風度瀟灑的雲少爺就是以宋先生為原型的。連宋先生自己也承認：“雖然不免誇張一點，大體還近乎事實。”由此看來，宋先生是向來愛好整潔的。
 

在與他接觸之後，感到他的態度倒並不像他的儀表那樣“神氣”。一口海寧官話，十分親切謙和，接過我的記錄稿，改動了幾個字，交還給我時還說了謝謝，又問我是哪裏人？在什麽部門工作？當知道我在創作時組時，便連連點頭說好。
 

在這次文代會上，宋先生當選了省文聯主席，副主席是陳學昭同誌。一位是文史學家，一位是文學博土，兩人在全國都有相當的知名度。論人品有人品，論學問有學問，外單位同誌說起，滿懷尊敬和羨慕，幼稚的我們也自以為沾著幾分光采。
 

宋先生和學昭同誌社會活動較多，不來文聯機關上班，而文聯工作人員又少，有什麽事情要與他們聯係，總差我們這些當時是青年的人跑腿。也許是由於那次核對記錄的印象，以後凡是與宋先生聯係的事，幾乎都交給我，似乎成了我的“第二職業”。
 

那時宋先生的家住在學土路學土坊一號。有一次我送一個文件去，辦公室同誌要求我隨身帶回。那一天宋先生正患感冒發燒睡在床上，我不敢驚擾他，回身想出來。誰知他在裏麵聽見了我和他家人的講話，便叫我進去，隻見他正披衣坐起，向我要過文件，便看了起來。
 

隔著珠羅紗賬子，我看見他麵孔通紅、氣喘籲籲，感到十分抱歉，便說：“你慢慢看，我下午來取。”他眼睛沒有離開文件，打個手勢阻止了我，讓我坐在床前的骨排凳上。直到看完簽上名後才交還給我，說道：“省得又要你跑一趟。”我很感動。
 

對於宋先生的過去，我知道得不多，他自己也沒有說過。常聽他提起的倒是解放後他從香港回到北京的一段經曆，也可以說是一次曆險。為了避開特務們的耳目，他們一批愛國的文化人都是化了裝上輪船的。他化裝的是賬房先生。每說到這裏，他總會拿下嘴上的煙鬥，嗬嗬一笑。至於他怎麽來到浙江，為什麽來浙江，他沒有說過，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問他。
 

直到1986年，我讀了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宋雲彬雜文集》中秦似同誌寫的序言中說：“雲彬不是共產黨員，但作為一個從舊壘中來的知識分子、學者，他從思想認識到言論行動，都是值得我們讚許、值得我們紀念的。他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可說是同心同德，一貫無保留地給予支持的，在他身上真有著‘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解放之後，雲彬沒有很高的職位，他隻是住在杭州，擔任省文聯主席。其實，這工作對他未必適合的，但他服從分配，十分安心。”從這段話看來，以宋先生的資曆，與同輩人比較，他的“官”還應該大一點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感到他有絲毫委屈情緒，而是認認真真地工作著。
 

1956年，省文聯的事業有了發展，成立了《東海》月刊和東海出版社。我分配在出版社工作後，離文聯機關遠了些，與宋先生見麵的機會也少了些，但有時遇到，他仍是問長問短，十分親切，長者風度使我甚感溫馨。
 

正當上下同心致力於文藝事業的發展繁榮時，突然刮來了“反右”風暴，省文聯正副主席和秘書長全部刮倒，連我這個出版社的小小編輯也未能幸免。
 

隻聽說宋先生是因一句話獲罪的，可是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是一句什麽話，竟有如此嚴重？以後隻知他去北京，從此不知音訊。
 

1979年我回到杭州，從一個側麵打聽到宋先生的下落時，他卻已於當年的春季作古了。

 

                           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