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她這一生 - 記前輩作家吳似鴻
費淑芬
在2006年的《文化交流》上，看到有一篇寫吳似鴻的文章，說她出生於1906年。在我的記憶中，她是1907年出生的。於是就查找了《浙江文學誌》，上麵載著吳似鴻出生於1907年3月28日。那麽今年才是她的百歲誕辰。
說起吳似鴻這個人，現在的年輕人也許十分陌生，可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她在《東海》、《西湖》還發表過好幾篇文章，特別是後來成書的她的回憶錄，還曾在《西湖》連載過的。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1952年初，在當時的省文化局食堂。我們一批剛從各地區文工團抽調來省文聯創作組的一些人，正圍著一張桌子在說笑，忽然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同誌拿著飯盆從外麵進來，後麵還跟著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開始大家以為是局裏誰的家屬，後來有人輕輕地告訴我們：她就是最早的革命作家蔣光慈原來的夫人，現在也是到省文聯創作組來的。
以後，她和我們很快熟悉起來，在接觸中，大家都感到這個人極其率真，有許多方麵，比我們這些小她二十多歲的人更天真直爽，但是也有點不合時宜，為人處事，我行我素，毫不顧及別人印象和感受。但是她並不擺老資格，不倚老賣老，倒是常常用羨慕的口氣說：“唉，你們多年輕，年輕多好啊!”
那時，她頭發已經花白，有一天，她去理發店染了發回來，洋洋得意地走到我們麵前說：“你們看，我是不是年輕多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頭發是可以染的，都十分稀奇。男同誌則在一旁起哄：“吳似鴻變成小姑娘了!”她哈哈一笑，也不生氣，對著窗玻璃左看右看。
那時我們都住集體宿舍，在武林路138號二樓，當中大廳算是辦公室，兩邊大房間是男宿舍，小房間是女宿舍。因為吳似鴻帶著個孩子，特別給了她獨自一個小間，她的小問很淩亂，也很溫暖，我們常去坐坐。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個男子來過，生得很高大，據說是個俄文翻澤家，姓李，就是孩子的父親。以後，領導上就在三樓給了他們一個較大的房間。
自從搬上樓以後，就不時有他倆吵架的聲音傳下來，有時還動手廝打，鍋瓢碗盞經常會從三樓飛到一樓的天井裏。但是過不多久，兩人又很親密地出門了。因此他們打架，我們沒人去勸，也不敢勸，弄得不好被捱上一記。
吳似鴻雖然大我們二十多歲，但大家都不把她當前輩看，她也不願意我們當她是前輩。所以，在當麵背後，都直呼其名，她也十分樂意接受。
那時的創作組，主要是寫些配合中心任務的小小說、小演唱之類。因此，一年中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農村體驗生活，吃住都在農民家。吳似鴻因出生在農村，對農村生活倒能很快適應，群眾關係不錯。但是也發生過一些教人奈何不得的尷尬事。
按農村慣例，每到春耕，家家人家都會給主要勞動力增加點營養。那時物質不豐富，也就是買點豬肉、殺隻雞而已，雖然放在桌上，但我們從不去碰它。而吳似鴻卻一筷一筷，照吃不誤。事後我們與她打招呼，要她注意點，誰知她卻理直氣壯反過來責問我們：“你們想不想吃?想吃又不敢吃，豈不是虛偽?”弄得我們啞口無言，隻好由她，反正不影響紀律。
然而後來發生的事情就比這嚴重了：我們房東隔壁人家，有一家老夫少婦，經常吵架，吳似鴻就去勸那個少婦與丈夫離婚。這事傳到村幹部那裏，村長找到我們組長說：這影響到幹群關係和社會秩序。組長知道，勸說吳似鴻是無效的，讓領導來電話將她叫了回去。而吳似鴻卻渾然不知是怎麽回事。
大概是1954年吧，當我們又一次從農村回杭時，就不見了吳似鴻。據說是她自己要求回紹興老家長期體驗農村生活，文化局每月津貼她一定的生活費。
後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創作組也被撤銷，大家自顧不暇，沒有誰再想到她這樣一個流落在農村的人。
長長的二十多年過去，1978年我調到《西湖》編輯部，在《東海》上看到有吳似鴻懷念鬱達夫和肖紅的文章，知道她還在人間。編輯部同誌知道我和她熟悉，便由薛家柱、鍾高淵、萬正模、莫大林和我一起找到紹興柯橋陳家灣的一座破屋裏的她。
二十多年不見，我以為她一定不認識我了，誰知一跨進門，她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猛一相見，覺得她確實老了，有點老態龍鍾了。但是她在哈哈哈一陣笑聲開始說活以後，看到她的眼睛仍像貓那麽圓，聲音還是那麽脆亮，她，還是當年那個吳似鴻。
1980年，省二屆文代會召開，她以紹興地區代表的身份與會，並當選為文聯委員。按她自己的說法：生平第一次有了個頭銜。當她知道我即將調回出版社時，便告訴我她有一部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當時是應北京一個編輯單位編女作家傳記寫的，寄去後，嫌字數太多，摘了一部分，將原稿寄還給了她。她不知道浙江出版社能不能出，我要她回去後將稿子先寄來看看再說。
不久，她寄來一個大包，有十五六本練習簿的稿子，裏麵有用鋼筆寫的，圓珠筆寫的，也有鉛筆寫的。頁子裏夾有蚊蟲血和小昆蟲屍體，可以想象，寫作時的環境多麽惡劣。
我翻讀後，大感驚奇，她竟有著如此豐富的生活經曆!這在50年代相處時完全不知道的。稿子寫的都是她的親身經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壇往事，是第一手材料，真實可貴。隻是文字實在太亂了，大概是信筆寫來想到什麽就寫什麽，有些地方銜接不上，有些地方又都相互矛盾。應該說還是個原始的草稿，必須加工整理才行。
我將稿子和我的書麵意見交給當時負責我室的總編劉耀林同誌。老劉看後，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我立刻給吳似鴻寫信，要她來杭州改稿，可住出版社招待所，吃住都由社裏負責。過了一段時間，不見她人來，也沒有回信；我又去信，誰知她回信說：為這部稿子她已心力交瘁，再也沒有精力可用了，加上最近心髒病加劇，無法行動，問我是否可以幫助她加工整理？我將她的信交給劉耀林同誌，他也動員我接受她的建議，說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可是就憑這十幾個練習本，教我如何整理加工呢，回憶錄又不像小說可虛構。50年代雖然相處過一段時間，但對她的過去並不了解。再說這倒並不僅僅是一個工作任務，我自己對這部稿子確實也有興趣。
於是，我又認真讀了一遍以後，摘下疑點去到陳家灣，在她健康情況允許下，讓她將她的一生主要經曆從頭到尾講給我聽，一共用三整天加四個黃昏的時間，一日三餐由她侄媳婦燒了送來。這樣，對原稿中那些不清楚的地方弄清楚了，對她的一生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也許是鬱結得到釋放的緣故，原來我擔心會影響她的病情加劇的情況倒沒有出現。一天清早我起床看她還睡著，我有點擔心，用手探探她的呼吸，她睜開眼睛說：“還活著哩!”兩人都笑了起來。
回到杭州，即開始工作，利用晚上業餘時間，一邊整理一邊撰寫。分了章節，擬了小標題，一共大概花了一百多天，初稿完成。因燈光的照射，那年我案頭的水仙花開得特別好。
我將整理好的稿子又送去讓吳似鴻過目。她基本上滿意，但對我刪節了部分她貶責個別人的文字有點意見，經過解釋，後來也認可了，這次我隻過了兩夜。回來後又按她的要求作了些修改，然後得到她完全認可後才交給出版社，由劉耀林同誌指定李均生為責編。這部曆經三年的《浪跡文壇藝海間》終於在1984年5月出版，印7000冊。
為這本書擬書名時，李均生和我真是絞盡了腦汁，最後《浪跡文壇藝海間》這名字，是老李擬定的。我覺得真是太確切了!
吳似鴻寫過文章，也出過書，是個作家，但是她作品不多，更沒有留下什麽有影響的作品；她讀過藝專，能畫畫，與很多畫家同過學，但沒有什麽成功的作品，她畫的老虎我們笑它像貓，她自己也承認；她是早期的南國社成員，演過《卡門》《生的意誌》等話劇，田漢更為她度身創作了《南歸》，她與陳凝秋、金焰、唐槐秋等名演員同台演出過。可是後來也沒有向這方麵發展。
從她的生活伴侶來說，與蔣光慈結合，是田漢介紹的：蔣光慈去世後，她與藝校一個學生相戀，並有了身孕，卻因為遭人離間，產生誤會而分了手；後來又有一個姓曾的電影演員走進她的生活，並有了孩子。但由於對方有“托派”嫌疑，朋友們也歧視她，她主動離開了他。最後，在解放前夕的重慶，因生活無著，無處居住，經人撮合，患難與共，又與一個姓李的俄文翻譯家走到了一起，並維持到解放後，最終還是分了手。
吳似鴻熱情單純，年輕時就傾向進步，參加過不少進步活動，結交了許多進步朋友，因此有了與蔣光慈的結合。那時她還是個學生，因為那時蔣光慈的身份是不能公開的，用的是化名匿居在上海，但時時要防止敵特的識破，經常要遷居，她一天到晚提心吊膽，不僅要照顧他的生活，還要掩護他的工作。在1931年8月31日蔣光慈因肺病得不到很好治療去世後，她依靠朋友的幫助過日子。後來當她再一次有了相愛的人以後，卻因為革命需要，讓她化裝成一個闊太太掩護一個被捕的共產黨員離開醫院，以致產生了誤會而分了手。後來她獨自養大了他倆的孩子。她參加過沈茲九主編的《婦女月刊》的編輯工作，並代表該刊參與了陳波兒為首的“北上勞軍團”慰勞傅作義領導的抗日健兒，到過朔風凜冽的綏遠百靈廟。為尋找抗日軍隊，她誤入了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當了文化教員。發現他們並不真正抗日而是反共時，她又冒險逃離。
後來她到過香港，在那裏做過家庭教師，流浪畫家，睡過馬路。香港淪陷，她回到桂林，見到了許多朋友，參加了由柳亞子、李濟深倡導的“文化委員會”做義工，為前線將士募捐。桂林受命撤退，她隨一批文化人士來到重慶，住進了當時的“抗敵協會”張家花園。那時文化人都同樣困難，沒有誰可以幫助她。這個時候，她當過代課教師，也寫過些文章，還聽過周恩來同誌的報告，而且接受過經濟上的接濟。
以後一段時間她就住到夏衍家中。一直住到抗日勝利，夏衍一家回了上海，她隻好離開。重慶談判破裂後，所有進步活動都被封殺，那時她所在的“文協”也不例外，她除了幫助同誌們轉移了一部分馬列著作外，隨著“文協”人員星散，又到處流浪。
就在這時，她認識了俄文翻譯家李葳，他也是單身，盡管生活也困難，但在一個學校教書，有個固定住處，在朋友的撮合下，兩人生活到了一起。按她自己的說法，這是“痛苦的結合”。
重慶解放，萬眾歡騰，吳似鴻也高興了一陣，但是由於個性和家庭生活的原因，她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執意回到浙江來。
從重慶先到上海，本來想找夏衍，正好夏衍出國了，上海文聯由陳白塵負責。她找到他，陳白塵問她帶了介紹信沒有？她一聽就來了氣：“你陳白塵不認識我吳似鴻了?”轉身就來到杭州。以後就是前麵寫到的情況了。
吳似鴻的一生，真可以說是曆盡滄桑、顛沛流離的一生，難怪她的小兒子看了她的回憶錄後對她說：“你這一輩子好像都在討飯!”確實，她這一生沒有過上幾天安定正常的生活，差不多一直在為衣食奔走。她不是沒有機會過豐衣足食的生活：當她流浪在香港時，一位女同學想將她介紹給一個有錢的生意人，她決然拒絕了，而寧可掙紮在饑餓線上。
她一直沒有離開過文化圈子，結交的也都是文化人。解放後每個人都得納入一個單位，她卻受不了組織紀律的約束，最後選擇了相對自由的農村家鄉。應該說，在精神上她還是一直自由的，沒有做自己不願做的事。
最後幾年，我對她每月隻靠幾十元津貼的生活表示過不平，然而她卻坦然地說：“可以了，比那些農村老人靠兒女養活好多了，有時他們向我借一元二元的，我從來不要他們還。”沒有抱怨，也不後悔自己當年的決定。這樣，一直在農村生活到1990年去世。
2007年
想念老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