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追影隨四十年

神追影隨四十年

費淑芬

 

多少次了，當我走到延安路龍翔橋時，兩腳總會不由自主地向一旁的學士路走去，似乎她還在那裏等待著我，有許多話要和我說。是小商品市場那煩囂的叫賣聲把我喚回到現實中，才使我驚醒過來：我已經沒有必要再走進那座房子了，那裏麵已經沒有了她，沒有了那伏案寫作的身影，沒有了那雙期待我的慈慧而美麗的眼睛。
 

最初知道陳學昭這個名字，是在趙超構先生寫的《延安一月》上。趙先生在這本書中，寫了好幾位在延安的女性，而陳學昭三個字給我的印象最深，至今我仍能記得那上麵寫著：她穿了一件土紡的白羊毛背心，一雙青布鞋，但仍不失從巴黎回來的女紳士風度。當時我還是個中學生，在那個年齡，尤其是一個有點愛好文學的青年，對作家本來就有一種無條件的崇拜，何況是一位女作家，又是從巴黎去到延安的。巴黎，是舉世矚目的繁華都市，延安，卻是艱苦卓絕的革命聖地，不僅是路途相隔關山萬裏，社會性質和生活條件的反差又是如此之大，一位女作家能做到這點，真教人不可思議。因此，盡管照片也沒有見過一張，而一個穿著白羊毛背心、青布鞋的形象，已深深印在我腦海中。不過這也無異是仰慕天上的神仙，並沒有想到真的能有機會和她接觸。
 

1950年土地改革，我所在的嘉興地委文工團配合部隊同誌，派到海寧縣工作。我們很多同誌都下了鄉，我被留在大隊部做文書兼會計工作，住在縣委所在地硤石鎮上。在土改隊員的名單中，發現有陳學昭的名字，開始我以為隻是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後來得知這確實就是女作家陳學昭時，真是驚喜萬分，頓時坐立不安，極想馬上能見到她。土改隊紀律十分嚴格，不能隨便離開工作崗位，我想方設法，找了個補充總結材料的借口，去了學昭同誌的所在地斜橋區黃墩鄉。
 

這時正是土改工作搞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的時候，我先到區裏再到鄉裏，已是中午時分。學昭同誌不在，就像一般工作隊員一樣，到村裏去了。據說是去分配勝利果實，中飯也沒有回來吃，我隻好等著。不知怎的，在這即將見麵的時刻，心情分外焦急，好像多年的期盼在此刻同時湧了出來。
 

直到傍晚，陳學昭同誌才回到鄉政府來。說實話，一見麵，我有點失望。當然沒有白羊毛背心，也看不出什麽紳士風度，隻是和當時所有的女幹部一樣，穿了一件灰布列寧裝。才四十多歲的年紀，黑發中已夾有銀絲縷縷。隻是她身姿挺拔，皮膚白皙，舉止文雅，說起話來帶有濃重的書卷氣。因為沒有工作關係，也沒有人為我們介紹。我見到了她，實現了多年來的願望，而她卻沒有注意到我。那時鄉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她當然不會想到，有一個女孩子是專門為她而來。我很想上前自我介紹，和她說幾句話，卻又不敢，一則是膽怯，再則也怕別人說我虛榮，想結交名人，所以見了一麵之後，當晚就匆匆回硤石鎮了。
 

沒有想到，1952年我由嘉興調到省文聯創作組。不久，省文聯正式成立，有了正副主席，正主席是史學家宋雲彬先生，副主席卻正是陳學昭同誌。多年來仰慕著的作家，現在成了我的頂頭上司，真是天賜的恩惠，當時我們一群，特別是幾個女同誌，都十分興奮。不過學昭同誌平時住在龍井鄉下，體驗茶農生活，正在潛心創作《春茶》一書，隻有參加會議或者外事活動才到城裏來。雖然能經常看到她，但接觸仍不多，因為她總是來去匆匆。
 

這時，我已經讀過她寫的《工作著是美麗的》一書，因此，敬仰之心，有增無減，除了喜愛作品那清麗的文字，更仰慕作者的雍容風度。為了外事活動的需要，她有時穿上西式套裝，有時又穿上中式旗袍，真是風姿偉儀，氣度不凡，常使得我們這些比她小了二十多歲的女孩子羨慕不已，自慚形穢。學昭同誌平易近人，她的為人並不像她的名聲和身份那樣使人覺得高不可攀。雖然接觸不多，但遇到時總問長問短，很是親切；有時我們正在說笑或議論穿著，她也會參加進來。她的審美水平較高，我的第一件連衫裙就是在她參謀下去做的。
 

真正使我和學昭同誌熟悉起來的，還是1957年那場不以自己意誌為轉移的災難。不管大作家，小編輯；知名人士，無名小卒，突然被一股可怕的旋風卷進了一個無底無涯的深淵。知名如學昭同誌首當其衝，無名的我也未能幸免。於是我們一起被打發離開了杭州。當時我懷孕七個月，被下放到紹興東湖鄉淩山社勞動；學昭同誌因身體關係並過了下放的年齡，算是照顧，被放到紹興文化館做雜務。雖然同在一個縣，相隔並不遠，但彼此都不敢往來。
 

在秋收完畢的一個傍晚，我半年來第一次進城去浴室洗澡。因為要等候，我拿了一本《人民文學》在看，既是消磨時間，也可以避去一些不友好的目光。“你怎麽也來了？”一個熟悉而親切的聲音，我抬起頭來，竟是學昭同誌！她也是來洗澡的。這是到紹興半年多來我們第一次相見。她穿了一套中式布衣褲。原來挺拔的身姿，稍微有點傴僂，如果單看背影，我不相信會是她，因為這樣的老太太，紹興城鄉到處可以看到。
 

劫難中在異鄉相見，彼此都悲喜交集，但浴室人多，不是互訴衷腸的地方。她見我手裏拿著《人民文學》，便說：“你倒還在看這些文學刊物，我現在什麽都不看了！”我問她身體如何，她說還可以。她突然問我：“你今年幾歲了？”我告訴她我已經二十九歲了，過了年三十歲了！她聽了點點頭說：“還好，你還年輕，我已經五十多了！”說罷，神情黯然，我也無言以對，隻是淚水不由地奪眶而出。眼看這個沐浴過巴黎文明，獲得過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又熏染過戰爭風雨，住過延安窯洞的女作家、女戰士，竟淪落到今天這般地步怎不教人心酸且寒。回顧自己，與她相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麽，可是此時此地，除了向她道幾聲多多保重之外，又能說什麽呢？
 

坎坷的歲月，總是格外漫長。我下放的地點，受命一換再換，從紹興又到海寧，從海寧又到良渚。自那次浴室裏見過一麵之後，一直沒有看到過學昭同誌。又是好多年了，隻聽說她十分艱難，這是可想而知的。更嚴重的是一度曾遭到人格侮辱，被誣盜竊，在她不啻是雪上加霜，後來幸虧有中央領導同誌的過問，才澄清事實，調回杭州來。我與她無由見麵，隻能遙祝平安。

結束了下放勞動的生活，1963年我被調回杭州，仍在出版社工作。一天，我去附近獅虎橋郵筒投信，正好她從旁邊的一條巷子裏出來，彼此相見，都很高興，也頗有隔世之感。我告訴她我已回到出版社來，她問我做什麽工作？我說，沒有名分，做的仍然是編輯工作。她點點頭表示安慰，並說：“能讓你做編輯工作總算不錯，但要小心！別出差錯。”接著，她又壓低了聲音說：“你知道不知道？我到北京去過了，看到了葛琴同誌，她還問起你呢，我告訴她，你也出事了，她很難過。”聽了這話，我心裏一酸，眼睛也熱了起來。葛琴同誌是1957年與邵荃麟同誌來杭州時，經學昭同誌的介紹才認識的。不想她倒還記得我，我使她失望了。
 

這次見麵，她的情緒比在紹興時好多了，還問我寫不寫東西？我搖搖頭苦笑笑，心想，連你寫了東西也沒處好發，我何必又自尋煩惱呢？
 

分手時，她告訴我她就住在獅虎橋後麵的戒壇寺巷，但沒有邀我進去。即使相邀，我也不會去的。那時，我倆雖都已摘去右派帽子，但摘不摘帽，隻是名稱不同而已，在社會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依舊是右派，這個稱號似乎要伴隨終生。我們彼此，既為了對方，也為了自己，都不敢跨越這個“雷池”一步。
 

雖然仍帶著印記，但總還算低眉順眼平安地度過了三年。可是震撼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來到了，這場“革命”，對我這種無名小卒的“死老虎”無暇顧及，所以尚算寬容，而學昭同誌是有影響的人物，過去與中央一些領導同誌有較多的接觸，所在的單位又是高等學府，正首當其衝。我十分惦念著她，她這時已離開戒壇寺巷住進杭大宿舍，無法得到她的消息。

1969年春天，省級機關人員進鬥批改幹校學習，我也去了。當時校址借原幼兒師範。因為我不是審查重點對象，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一早上必須到校。為節省幾個公共汽車費，我來去都是步行。一大清早，我匆匆去幹校，在杭大後麵的那條小路上，意外地遇見了她，她也是去學校學習的。
 

猛一見她，我有點吃驚，除了頭發已全部白了外，麵容也很憔悴，且步履蹣跚。她見了我，沒立刻招呼，而是向前後左右環視了一周才走近問：“你好嗎？”我告訴她還好，她又問及在北京被藝校紅衛兵揪回來的，願省文化局副局長王顧明同誌的情況，我說現在還好，好像高潮已經過去了。她搖頭說：“未必呢，事情沒有這樣簡單的，你也要小心？”匆匆交談幾句後，立刻就分手了。以後事態的發展正如她所說，又“深入”了好多年。我簡單的頭腦看不到這點，她卻感覺到了。也正是多年的對敵鬥爭經驗，養成了她這樣敏銳的洞察力。
 

以後不久，我又下放了，這次更是徹底，稱為“拆廟”，我們夫婦連同孩子攜著戶口一起被逐出了杭州城。
 

不敢通信，也沒法探聽，隻能在偶爾來杭時，從熟人那裏得到一點她的消息。知道她雖然困難，仍然堅強地活著，這對我既是安慰，更是一種鼓勵。
 

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後，我也結束了七年半的下放勞動生活，告別那個小鎮，回到杭州。先是在《西湖》編輯部工作。打聽得學昭同誌的住處以後，我小心翼翼地捏著董校昌同誌抄給我的門牌號碼和線路圖，心情十分激動地在杭大宿舍的一條堆滿雜物的走廊裏，找到了她的住房。伸手去敲門時，心跳得手有點顫抖。待我盡量抑製住自己的激動敲開房門，她見到是我，開始一怔，接著沒有來得及關上房門，就抱住我哭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大哭，我當然也哭了。在我們一起盡情地傾瀉了多年來積壓著的苦澀之後，她才招呼我坐下來。這時，我看見她狹小的寫字台上堆滿著稿紙，一旁放著已寫好的《難忘的年月》。擦幹眼淚，平靜了一下之後，她告訴我：北京、上海都有人來向她約稿，杭州也有人來過，因此最近顯得忙些。閑了二十多年的筆頭，一下轉動起來不太順暢，有時甚至出現錯別字，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
 

這時我細細地看她，麵容仍然憔悴，但精神很好，隻是當她站起身來給我泡茶時，走路有點搖擺，步履不穩。我問她原因，她說是坐骨神經出了毛病，是“文革”留下的記號。
 

這天，我們都沒有談及過去，隻是說了些當前的事情，知道她的住房即將調整；女兒亞男已結了婚並有了孩子，工作也有希望調動。總之，事情一天一天往好的方向發展，她相信黨的政策一定會得到落實。
 

彼此都消除了頭上的緊箍咒後，我就常去她家，無論是杭大宿舍、龍遊路四號、學士坊二號，我進進出出，毋需事前相約，隨時闖去，她都十分歡迎。特別是我在出版社作她幾本書的責任編輯時，一星期要去好幾次。選稿，談編輯體例，寫前言後記，擬書名，看校樣，都是在她的書桌旁，喝著她為我泡的一杯杯龍井茶，時而工作，時而談心，在十分融洽的氣氛中完成的。

常聽有人說與大作家打交道很困難，年紀大了的更固執，在我前後為學昭同誌編四本書的過程中，卻絲毫沒有這種感覺。學昭同誌雖在海內外都聞名，又很早去了延安，多次得到中央領導同誌的讚揚，但從不炫耀。她十分謙遜，對出書沒有太奢的要求，也能聽取別人的意見。如我在編她的集子時，發現有的篇章內容近似，建議抽去，她也欣然同意，毫不使我為難。總之，我們一直合作得很好，很愉快。使我感到有點惶恐的是在紀念她創作活動六十周年的大會上，她指定由我來介紹她，弄得主持會議的人介紹我的身份時隻好說：“陳學昭同誌的責任編輯。”
 

我離休以後，不再為她編書了，但仍常常是她書桌前的“座上客”。每次見麵她總是說：“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說！”她寫了文章常要我先看看，並商量投寄哪裏？
 

每次談話，我往往隻是個傾聽者，除了偶爾回答一兩句問話外，差不多都是她講我聽。特別是到後來幾年，她講話十分隨意，沒有中心，沒有範圍，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有時重複出現，我也不去打斷她。我自己也進入老年，能夠理解老年人的心情。她談法國、談延安、談過去，也談現在。談得最多的卻是她青年時代的生活，再就是為黨作秘密工作的經曆。她懷念自己的青春時代，更懷念那青春時代的友誼，懷念遠方的友人。她很喜愛李商隱那首“問君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且話巴山夜雨時”，她談起當年的“西窗剪燭”共讀的情景，臉上會呈現出青年人的幸福的微笑。因此，我的朋友袁卓爾曾說過：“你是她的一個最合適的談話對象，有些事情對一般人甚至對親人小輩也不便說的話，對你可以講。”如果確能如此，我感到此生有幸。從我知道她的名字到現在，已長長四十多年了，開始接觸到頻繁的交往，對她的了解日益加深，我崇拜她，敬仰她，也同情她。學昭同誌的生活經曆極不平凡，她輝煌過，暗淡過，但始終堅強、率真。她很少高談闊論、豪言壯語，可是她留下近三百萬字的作品是文學寶庫的一筆財富，樸素真摯的談話能使人深深受益，譬如她說過：“叫我不說話是可以的，假話我是不說的。”這話聽來平常，但一個人一生要做到卻何等不易！她對創作的執著與勤奮，也使我感佩不已。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她以最後一搏的精神，先後出書十二種，其中七種是新創作的，我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她是在病床上寫成的。還早在我為她編書的幾年，她就一再勸我：“你自己也應該寫一點東西！”這些年我能寫點小文章，應該說是受了學昭同誌的感召和督促。
 

但是，在我們無所不談的談話中，也還是有著一個禁區的，那就是早已成為往事了的她不幸的婚姻。雖然，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提到過，但我怕觸發她的傷痛，從來不敢問及。
 

我曾暗自分析，造成悲劇的很可能是由於性格矛盾，其中也許還有誤會成分，但是對學昭同誌的傷害是深重的，使她難以原諒。
 

去年夏初，我無意中看到一個與此有關的電視片，從片中內容看他是個好人。後來有好幾次我想問學昭同誌，始終不敢開口。有一次，她竟主動對我說：“想不到，那個人後來倒變好了，成了個懺悔者。”我知道她說的是誰，雖然這個評價不很確切，但她終於原諒他了！我為她感到高興和安慰，埋在心頭半個世紀的怨恨，是該放下了，心情平和，會利於晚年身體健康的。
 

八月中旬我去看她，她交給我一篇《我在法國的日子》，要我轉交《西湖》，離開時，她還一再叮囑：“過幾天再來！”沒有想到9月20日她就進了醫院，這竟然是我最後一次坐在她書桌旁的談話。9月21日我趕到醫院，她還指指我說：“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看她精神還好，我以為像以往一樣，住幾天就可以回家，不想這一住就沒能出來！
 

“桂子飄香又一年”是陳學昭同誌的一篇散文題目。到今年桂子飄香的時節，也就是學昭同誌去世一周年了。我無法把四十多年來她留在我心頭的疊影一一清理，這篇粗陋的文章，謹獻給她作為周年祭。

[xiaomiao]

我很喜歡她的《工作著是美麗的》。願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