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瓣瓣慰英靈

心香瓣瓣慰英靈

費淑芬

 

 

1980年3月，在長時間的陰雨之後總算出現了一個晴日，這天，龍駒塢殯儀大廳在舉行一個推遲了幾近二十年的追悼會。平常是表示悼念之意的花圈，已經不足以寄托人們的哀思，裏裏外外直到走廊，掛滿了挽聯挽詞，一副寫著“屈死英雄千千萬，君是浙南第一人”的挽聯，是他地下工作的老戰友寫的。讀著這些深沉痛切的文字，人們的思緒被引回到50年代，憶起了死者的音容笑貌，於是，也把原就沉重的氣氛變得更加沉重。
 

望一眼正中上方的遺像，誰也難以忍受心頭的陣陣傷痛，他——鄭伯永同誌，走得太早了！相片上那英氣勃勃的他，顯得是那麽年輕，是的，他隻活了四十三歲，正當是人的一生最鼎盛的時期。然而，他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他曾經出生入死為之奮鬥的新中國，離開了他曾經廢寢忘食為之操勞的文學事業。
 

今天，昔日的戰友、同誌、部下、朋友從各地趕來，決不是一般禮節性的追悼，而是懷著由衷的敬意前來一傾那積壓了幾近二十年的哀思。記得是1955年春天，我剛從農村回來，還沒有去辦公室，同寢室的何師曼告訴我：“你們文聯來了一位秘書長，聽說是三八年的老革命。”我聽了心裏一愣：老革命？一定挺嚴肅的，大概我們這一批小知識分子太自由主義了，我得注意收束一點了。第二天我去上班，懷著多少有點緊張的心情，揣測著這位新秘書長的風貌。那時省文聯的辦公地點在武林路一百三十八號，才跨進大門就聽到裏麵笑語陣陣，走到天井裏，隻見我們創作組和編輯部的同誌正圍著一個人在說笑。他穿著一件藍粗布中山裝，顯得很瀟灑，麵容略清瘦，兩隻眼睛很有精神，看上去比我們這些人大不了多少歲。他見我進去便迎了過來說：“哈，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你就是那個費淑芬吧！我叫鄭伯永。”說罷，緊緊握了一下手。經他這番介紹，我本來的緊張心情頓時消失，感到似乎是一個早就熟悉的朋友。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發現他天生有一種說話的才能，無論是在大會上作報告，還是小型座談會上說話，他一開口總是那麽詼諧幽默，談笑風生，妙語如珠，從不使聽者感到疲乏厭倦。
 

慢慢地我們又從熟悉他的同誌那裏知道，解放前他做過地下工作，也打過遊擊，在浙南一帶很有影響，叫他“老紅”；解放後任溫州地委宣傳部長，但因愛好文學，要求從事創作，經領導同意去到華東文聯，已有一本小說集出版；這次是奉命調回浙江的。當時省文聯主席宋雲彬，副主席陳學昭都不駐會，在文聯機關是秘書長當家，也可以說是最高領導了，但是他沒有哼哼哈哈的官氣，也沒有故作深沉的矜持，遇到事件也從不上下推諉或敷衍塞責，總是身體力行或是和大家商量，因此從來沒有人稱他的官名，而是親切地稱叫他“伯永同誌”。是一個可親的朋友，可敬的兄長。
 

他愛好創作，行政事務再忙，總擠出時間來寫東西；但更關心別人的創作，十分愛惜創作人才，不遺餘力地培養著青年作者，盡最大可能地將本省作品推薦出去。我發表在《文藝月報》上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經他介紹的，其他同誌也有不少，我相信他們不會忘記。
 

他個人及家庭生活極為簡單，他愛人徐月英也是個很樸實的人，一家老小三代八口人住三間平房，本來就嫌擁擠，文聯有同誌結婚沒有住房，他們立刻讓出一間來給作新房。
 

他曾參加省委組織的老區慰問團去老區慰問回來後，顯得心情很沉重，有人問他，他告訴說，老區人民生活還很苦，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感到對不起他們，感到於心有愧。他說時眼眶紅了起來，我們聽了也都黯然。
 

當時，浙江隻有一個綜合性的通俗文藝刊物《浙江文藝》，已經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於是他著手創辦了《東海月刊》，自己任主編，親自審稿，同時又幫助辦起了東海文藝出版社。在工作著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那老革命的氣度和作風：認真、堅決，有著勇敢執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
 

不知怎麽回事，這些本來我們都認為是他的優點的東西，到了1957年那場災難時都變成是錯誤了，並且上綱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我先是吃驚、惶惑，繼而是茫然，最後當自己也被劃為同類時，就隻能歸咎於“臭味相投”了。
 

以後各自下放，不通音訊，隻聽說他去了浙南農村，每月拿四十元的生活費。我們都知道，他家向來清貧，沒有積蓄，五個孩子加上一個嶽母，全靠它愛人每月六十六元工資養活，其困難當然可想而知。
 

沉重的精神負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心力交瘁，既貧又病，這個當年曾在敵人麵前叱吒風雲的無產階級戰士，就這樣默默地倒在這塊他曾經付出血和汗的土地上了。
 

是與非，功與過，曆史是最好的見證。一個人離開人世那麽久了，在人們心中仍有如此深遠的影響，這豈是什麽權貴或豪富所能企及的？伯永同誌，瓣瓣心香，願能告慰您的英靈！

 

                             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