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浪跡文壇藝海間》
《浪跡文壇藝海間》是吳似鴻的回憶錄，我為她整理的。1984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7000冊，至今已將近三十年了。
吳似鴻是何許人？現在知道的人不會很多，如果說明她是蔣光慈的夫人，熟悉現代文學的人就不會感到太陌生。蔣光慈是我國最早的黨員作家，寫過《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等有影響的作品。吳似鴻是在蔣光慈最困難的時候由田漢介紹和他結合的，一直陪伴他到最後送入墓地。
50年代在省文聯創作組，我曾和吳似鴻相處過一段時間，但對她的過去所知不多。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浙江省第二次文代會上，吳似鴻作為紹興地區的代表出席大會。在大會將結束時，她找到了我，因為1979年我在《西湖》編輯部時，曾去紹興鄉下看過她。不知她從哪裏知道我即將調回出版社時，就告訴我她有一部書籍，是不是能幫助出版？我問她是寫什麽的，她說這稿子原來是應北京一位名閻純德的同誌，為編女作家辭典而寫的。最初，她寫了千把字的辭條寄去，對方說是太簡單了，要她寫得詳細點。誰知她一下就寫了近20萬字的一部回憶錄。寄去後，人家又覺得太長了，摘下部分後，又將原稿寄還給她。同時又建議她是否可以找個出版社幫助出版？
我聽說之後，就讓她回紹興後將稿子寄來看看再說。不久之後，我由《西湖》編輯部調回出版社，隔了一段時間，她的稿子也寄來了。厚厚的一大包，拆開一層又一層的包裝紙，裏麵是17本學生用的那種練習本。隨手翻開來看，隻見裏麵有用鋼筆寫的，有用圓珠筆寫的，也還有用鉛筆的，五顏六色，各種都有，字跡也不一樣。後來據她說有部分是請人代抄的。這且不說，稿頁之間還夾有蚊蟲血跡、小昆蟲屍體等物，可以想象出寫作環境的惡劣，真是難為這位古稀老人了！
我放下其他工作，打開那些練習本快速地看起來，這不禁使我大感驚奇。50年代在創作組相處近兩年，卻完全不知道她有著如此豐富複雜傳奇式的過去。隻感到她有點瘋瘋癲癲與一般人不一樣，誰知這不一樣的後麵卻演繹著那麽多的文壇往事。
稿子裏寫的都是她的親身經曆，都是我們這一輩人所不知道的故事，是第一手資料，樸素真實。隻是文字實在太亂了，東一錘，西一棒，想到哪裏寫哪裏，全無章法。有的地方銜接不上，有的地方又自相矛盾。可以說，這隻是些原始素材，要成書必須從頭整理。
我看完後，寫了讀稿的書麵意見，將它與這些練習本一起送交給分管總編劉耀林同誌。老劉看了我的意見和部分原稿，表示完全同意。我就給吳似鴻寫信，讓她來杭州改稿。
那時出版社有個招待所，作者改稿，免費提供食宿，在當時來說，條件相當不錯。
誰知信發出後，久久不見人來，也沒有回音。我又去信追問，才收到她短短的一紙回信，說：為了這部稿子，她已心力交瘁，近來更是心髒病加劇，心頭整天“空通空通”的，沒有一絲氣力，實在無法來杭改稿。如果可以，希望我幫助她整理，不然，也隻好隨它了，算了！情緒十分低落。
我將來信交老劉看了。他認為這部書稿是有價值的，放棄了十分可惜。就動員我接受作者的建議，幫助她整理出來。
說實話，對這書稿，我是有興趣的，從這裏麵讓我知道了許多三四十年代的人物和往事，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是，我回出版社時間不長，很多業務都得從頭學起，本身工作已相當繁重，再要插進這樣一件比較吃力的工程，可能難以勝任。
接，還是不接？考慮再三，我還是勉勵自己將這項任務接受下來。
從頭到尾又將這部稿子精讀了一遍。將其中的要點、疑點和矛盾之處都摘錄下來，決定再去紹興向她當麵作一次詳細的訪談。
這樣，我背著這些練習本又去了陳家灣。她知道了我要去，已作好了安排。幹淨的棉被和床鋪已由她侄媳鋪好；一日三餐由侄媳送來。我到來的當天黃昏，看她精神尚可以，我們就抓緊時間開始工作。
就以她的原稿為藍本，我要她從頭到尾將她的一生講給我聽。她講得可以隨意，而我記錄卻必須有重點，去枝蔓。沒有錄音機，我也不會使錄音機，好在那時我的記憶力尚好，她講的我都能記住。發現有疑點就停下來問她，共同分析研究，達到一致後再繼續。
因為有著這個原稿，進行起來畢竟要方便得多。但是這個原稿上也有些事情，她上麵寫的與事實並不相符。這就是在50年代為什麽離開創作組而回紹興的事。一提到這，她十分激動，說是當時的創作組組長冀汸對她的排擠。原稿上這樣寫的，這時她仍堅持這說法。對這件事，除了她本人外，當時創作組其他人都知道，這是文化局黨組的決定，不過是冀汸傳達而已。冀汸一個小小的創作組組長怎麽有權力決定她這樣一個人物的去留？
就在不久前的那次文代會上，冀汸也曾當麵向她解釋過，並講了自己這些年的遭遇。可是她卻仍是不買帳，板起麵孔回答：“你的事是你自己的事，與我不相幹！我就是你排擠的！”冀汸無奈，隻好一笑走開。
在這個問題上，我無法和她取得一致，隻好暫且擱下。最後，也就是訪談進行到第四個晚上，我問起她和李葳的情況。她沉默了一會說道：“這個人大概已不在人世了！”
李葳是她最後的丈夫，也就是她小兒子的父親，50年代時我見到過。是個俄文翻譯家。東北人，長得很魁梧，與矮小的吳似鴻恰成對比。兩個人有時很恩愛，同進同出；有時卻你菜刀，我鍋鏟，對壘似仇敵。他們在三樓打架，有時刀鏟會墜落到一樓天井裏，使我們過天井都得小心翼翼，真可說是一對冤家。
據說是60年代初，他在上海與上海作協書記孔羅蓀發生口角，並且動手打了孔羅蓀。後來以人身傷害罪被刑拘。這時吳似鴻與他已若即若離，感情已十分淡漠，因此就與他離了婚。後來他來過一次，吳似鴻沒有接受他，他也便離去，從此沒見過麵。據吳似鴻說，以這個人的性格，一定熬不過“文化大革命的”。
一共談了三個白天和四個黃昏，訪談結束。對這位長我一輩的老人的一生，算有了基本了解。
原來我十分擔心這種擠壓式的訪談，會影響她的健康，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隨著訪談的進行和深入，她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聲音也越來越響亮，基本上不像個病人了。這使我十分高興。也許是因為多年的積鬱得到了抒發，終於有一個人聽她的傾訴了，所以心情有所好轉。
當日上午我即將回杭。七時多，我下樓時見她還沒有起身，倒有點不大放心，走近床前，用手探探她的呼吸，倒是將她弄醒了。睜開眼睛哈哈一笑說：“放心，還活著哩！昨晚是我近來睡得最好的一個晚上！”於是我放心地離開了這個陳家灣。
回到杭州不久，我即投入了這項工程。每天晚飯後回到房間，攤開稿子，開始這“第二份工作”。
再一次通讀了原稿，將要補充的內容做上標記、調整順序，再擬定目錄和小標題。圈定了大綱後，就另用稿子邊整理邊謄寫。我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每晚不少於二千字。
因為較長燈光的照射，那一年，我案頭的水仙花開得特別好，鄰居們都感到詫異，最後才發現這個秘密。與此同時，為了取暖，將煤餅爐拎進室內，差點煤氣中毒，丟了性命，幸虧老伴和女兒進來，總算幸免。
大概用了一百多個晚上加上星期日，也就是整整一個冬季吧，總算初步完成了任務。我又背著改寫稿去到陳家灣讓她過目。
這次隻住了兩個晚上。她對整理稿基本上是滿意的，說是脈絡清楚了。可是因為對冀汸排擠她這說法，我作了模糊處理，使她耿耿於懷。我向她解釋當時我所知道的情況，明白告訴她：我若不是知情者也就罷了，我明明知道這是你的誤會，口頭說說也就算了，我不能讓這誤會出現在白紙黑字的書上。她再沒有說什麽，但是看得出她的不高興。
直到該書出版以後，她這情緒仍未化解，認為我是為冀汸“掩蓋罪責”。這是別人告訴我的。到現在我還是認為我這做法是對的。究竟如何？讓後世讀者來評論。
稿子審定後，劉耀林同誌指定由李均生任責編。老李是我們大家一致公認的最敬業的編輯，交他編我覺得比我自己編更放心。
取個什麽書名？卻使老李和我絞盡了腦汁。就叫《吳似鴻回憶錄》吧，她的知名度不高，很多人不知道她是個什麽人；取一個花哨響亮的書名吧，我們這一代思想比較保守的人，又怕不大妥當，自己心理上過不去。我們覺得書名必須是符合書的內容，即使不要求它是畫龍點睛，至少也要能靠得上譜。
所以最後李均生同誌說出了《浪跡文壇藝海間》這個名字時，我不禁拍案叫好。就說對這本書的作者吳似鴻本人和這書裏寫的東西，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文壇藝海，吳似鴻真是無不涉足。她的一生，的確都轉輾在文學藝術圈子裏，在這個圈子裏曆盡滄桑、飄泊一生，以至終老。她很早就寫過作品，並在多種刊物上發表過，但都沒有什麽影響，數量也不多；她是南國社社員，演過《卡門》、《生的意誌》，田漢還為她度身寫過《南歸》。她曾和金焰、唐槐秋、陳凝秋（塞克）等名演員同台演過戲，可是最後並未繼續下去；她進過藝專畫過畫，但這隻成為自我消遣，我們說她畫的老虎像貓，她也承認。她走過的地方很多，到過香港，也去過歸綏。南下抗日、北上勞軍，都有過她忙碌的身影。
她在文藝界的朋友、熟人很多，老一輩的如柳亞子、許地山等都對她很好，為她介紹過工作。同輩中的友人更多。茅盾、夏衍、鄭君裏、陳波兒、吳作人等都是。田漢更不必說了，50年代她每次去北京都住田漢家中，田老太太將她看做自己的女兒。她最後一次從北京回杭州，田漢親自為她背鋪蓋送她上火車，但這也是永別。
是性格也是命運，更是這個社會的大環境，使她這樣一個人，最後的歲月，竟孤獨地在一個荒僻的農村，終老此生。
在旁人看來，也許會為她抱不平和同情，憑我和她多次的接觸中，覺得她自己倒不怎麽介意，而一如既往地抱著“我行我素”的態度，直到八十三歲離開人世。
《浪跡文壇藝海間》從寫作到現在，已三十多年。當時書中寫到的有些人已經去世，但尚有不少人還都健在；而現在我再檢閱這本書的時候，卻發現書中寫到的那些人，都已先後謝世，幾無幸存者了。而當年尚居中年的我，也已進入耄耋之年，說不定什麽時候也就歸去，這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事。
為遵友人建議，不讓這些已成往事的瑣事隨我湮沒，特記錄在此。
《浪跡文壇藝海間》的出版，曾得到一些好評，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該書出版多年後，有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一位姓劉的青年找到我家，說已去過出版社想買這本書，出版社告訴他已無存書，隻好將我的住址告訴了他。他說希望我借他一天，他準備將全書複印帶往北京。因他是研究南國社的，研究中遇到“30年代名演員陳凝秋為什麽離開南國社？”一題時，久久不能得到答案，後來在《浪跡文壇藝海間》中得到了。我看他很誠懇，需要這本書，就將存留的三本樣書中，取了一本送他，他如獲至寶，十分感謝。
因此，有的朋友認為這本書的麵世，我“功不可沒”，我倒不這樣看，我認為在我的編輯生涯中，能做成這樣一件事，是我的幸運，能為浩瀚的文壇藝海撿出“滄海一粟”，我的付出十分值得。這類似出土文物，需要時千金難買，不需要時即是破瓦殘磚。
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