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音嫋嫋《生死戀》

 費淑芬

前天中午，接到一個長途電話，對方的聲音我很陌生，是個女青年。她在電話中證實了我就是她要找的人以後，就告訴我她是南京的，打電話給我是向我了解《生死戀》作者的通訊處和她的近況。

《生死戀》是我在1982年編的一本書，是一部紀實性小說，也是一部自敘性的悼亡之作。事隔十三年，還有人提到這本書，我作為責編，既有點興奮，也有點感動，便問她為什麽要知道？她說她在大學讀書時就看了這本書，很喜歡，買了放在身邊，時時翻翻；現在已經工作了，有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機會，便想打聽一下作者的住址，或許有緣分可以見到。語言很快捷，盡管經過電波的過濾，仍可以感受到她的激動，好像看到了一張年輕的通紅的麵孔。於是我便將我知道的告訴了她。這個電話差不多打了半小時。

放下電話，我的心情也不大平靜：時間已過去十多年了。回想當初出版這本書的情況，恍然才似昨天呢！

出版這本《生死戀》有著很偶然的因素，我們並沒有著意組稿，原來與作者也並不相識。最初聽說作者叫林淑華，還誤以為是作家淩淑華呢！

原來這作品最早是1946年在上海的《伉儷》月刊上連載的，1947年曾出過書，但隻印了幾千冊。作者林淑華並不是專業作家，解放後參加了工作，也就不再從事寫作，也沒有想到這本書的再版。誰知在70年代卻被香港一家書商盜版印行了。作者一無所知，是她在港的一個熟人看到，買了一冊寄給她。這本盜印的書印刷質量極差，封麵圖案也很惡俗。她很氣，但又無可奈何。還是一位朋友為她出了主意：隻有將書交內地出版社正式出版，才能抵製香港的盜版。

正好她已故丈夫的好友李俍民（《牛虻》的譯者）是我社李偀民的哥哥，這樣，這本書就到了我們手中。我是我們編輯室的第一個讀者，以一天加黃昏的時間讀完了它，覺得對這本書的感受與以前編過的書不完全一樣：它沒有深刻的主題思想，沒有精心的結構技巧，但卻是至情至性的文字，是出自肺腑、催人淚下的作品，其他同誌看了也有同感。

因為還另有兩部書稿要到北京聯係，我和李均生同誌就同去北京。那年據說是北京四十年未有過的酷熱，我們在一個連樹葉都紋絲不動的傍晚，在馮亦代先生的指引下，找到了《生死戀》的作者林淑華（現名方健明）。

從書的自序中推算她的年齡當已過了花甲，但出現在我們麵前的人看來卻似乎隻五十出頭。她穿一套黑色衣裙，顯得文弱清秀，一眼可以斷定不是北方人。果然，開出口來，普通話中夾帶的不僅是南方而且是浙江口音，相問之下，知道她原籍是浙江平湖，後來過繼給了姑母，才寄居上海，解放後才移家北京。

一聽是浙江同鄉，距離頓時縮短了許多。她詳細地告訴了我們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經過，態度十分誠懇謙和，使見慣了盛氣淩人的作家的我們，竟感到正像她給我們喝的涼茶一樣沁人心肺。

《生死戀》出版以後，竟出人意外地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反映熱烈，書店連連催貨，一年內連印三次，累計四十五萬冊。這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個天文數字。如果說，印數不足以反映讀者的反應程度，那麽為數五六百封的讀者來信，卻不是誰有本領組織得來的。它來自四麵八方，甚至東南亞國家。有的我作了處理，有的轉給了作者。這些信封封飽含深情：有的願認她作媽媽，有的邀她去作客，有的路遠迢迢要去看她，有的將自己的秘密向她傾訴……她是十分重感情的人，這些信她都一一作複。因此我常常歉然地感到，她的稿酬很大一部分作了郵資。直到現在，還有好些人與她保持著親人般的關係。

與此同時，當然也有些不同的聲音：“40年代，怎麽不反映黨的活動？”“才十六歲的女孩，怎麽就談戀愛了？”……幸好畢竟時代進步了，這些都沒有變成帽子，書終於一版一版地印出來。

《生死戀》的出版，在文學圈子內沒有引起什麽特別反響，也許是不夠檔次，但在讀者中，特別是老百姓讀者中，卻可以說是引起了轟動效應，這個電話也正是它的餘音。

我為作者高興，自己也有點沾光的喜悅。

    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