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先生是浙江上虞人,生於1886年,卒於1946年。他一生從事教育、文學、編輯出版事業,貢獻極大,著譯也不少。但是現在青年人當中,知道他的已經不多,以至常常有人把他名字中的“丏”字讀成“丐”字,甚至個別播音員也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到歉然。
出版社的工作中有文化積累的任務,使一些有價值的著作,既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也使之流傳後世。對像夏丏尊先生這樣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那數以百萬字計的著譯,有責任把它整理成集,使之流傳。我十分幸運,有機會參與了這一工作。
那時,浙江文藝出版社尚未成立,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工作。1981年夏天,一次,分管我室的副總編劉耀林同誌告訴我:有兩位浙江籍作家的文集——《夏丏尊文集》和《豐子愷文集》,人民出版社已列入選題計劃,並已開始了工作,現在他們因力量不夠,願意將這兩部文集讓給我們出版。總社已答應接受,要我們立刻派人去北京聯係。
於是,在7月22日,我和李均生同誌兩人就銜命乘飛機去北京。記得飛機在杭州市下午6時20分起飛,到北京已是黃昏。我們一下飛機,就有人民出版社的秦人路同誌來接。那年,據說是北京四十年來未有過的酷熱。當晚安排好住處,差不多已半夜了,次日上午仍由秦人路同誌來陪我們去人民出版社,見到了分管這方麵工作的範用同誌。範用同誌是老出版家,這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講話帶有南方口音,原來他也是浙江人,出生於寧波。初一接觸,即感到這是一個精力充沛、思路敏捷的人,言談舉止,不失學者風度。我們將帶去的《鬱達夫詩詞抄》、《西湖佳話》、《宛春雜誌》等書贈送給他,他表示了由衷的喜悅,並讚賞我們這工作做得好,出了國家級出版社所沒有來得及出的書,貢獻很大。接下去就言歸正傳談到兩部文集的事。
《夏丏尊文集》已基本編就,主要是由歐陽文彬和葉至善負責的。歐陽原在開明書店工作過,對夏公的著作比較了解;葉至善是夏公的女婿,既是編輯者又是親屬,由這樣兩個人來編輯夏公的文集,是最合適不過的了。《豐子愷文集》因文字多,門類廣,該如何著手,尚未最後決定下來。現在是由豐老的幼女豐一吟和一位姓常的同誌在集中稿子。
這樣,我和李均生同誌商量後,決定先把精力集中在“夏集”上。我們翻閱已編就的稿子,上麵已有葉聖陶先生為之題簽的書名,不勝驚喜。葉聖老和夏公是摯友,後來又成為兒女親家,兩人不僅友情深篤,而且文風也十分相似,他倆合寫的《文心》一書,後來連他們自己也分不出哪段是自己寫的。夏公早逝,葉聖老一直戚戚於心,這次對編輯夏公文集,十分關心,書名題簽橫的直的寫了好幾幅,以便出版社選擇。我們得隴望蜀,更想請求他能寫個序言。範用同誌知道我們的心意即為我們電話聯係,告訴說我們準備登門拜望。那邊是至善同誌接的電話,他說近來因房屋翻修,全家移居別處,交通十分不便,相關事宜,明天他來招待所看望我們,當麵再談。我們不便再說什麽,隻好同意他的安排。
第二天早上,葉至善同誌來到我們住的中直招待所,他身材魁梧,與早年照片中的葉聖老很相像。他帶來了葉聖老的問候和寫序言的允諾,但因目疾未愈,加上住處不安定,得待些日子再寫,一定不會耽誤我們發稿。接著,至善同誌就“夏集”的選稿範圍和編輯原則等具體工作,向我們做了介紹和說明。葉至善當時是中國少兒出版社副總編,對出版工作是行家裏手,尚有葉聖老在身邊指導,我們當然十分放心。後來就分卷和體例等方麵的問題,做了幾次研究,最後決定文集分三卷出版。第一卷以原來的《平屋雜文》為主,再加上散發在報刊上的文學作品,稱為《平屋之輯》;第二卷專收語文教學方麵的論著,以原來的《文心》等三篇文章為基礎,稱為《文心之輯》;第三卷是譯作,裏麵收入有著名的兒童教育作品《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等,稱為《譯文之輯》。共計100餘萬字。“夏集”分卷、體例等商定並取得葉聖老的首肯後,我們請至善同誌轉告他老人家,能否將自己的作品選一本給我們出版,至善同誌不置可否地笑笑。當我們以後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時,他才告訴我們說:老人家要我們代為謝謝你們的好意,他說他的文章隻是一個中學教員的水平,不值得再版的。他唯一的心願是《夏丏尊文集》的出版,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部文集的出版,那就感激不盡了。
我們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十分感動,這無異是對我們的鞭策。
也許是葉聖老理解我們想見他的心願,也許是老人家覺得有當麵囑托的必要,我們將要離開北京的前兩天,一清早,葉至善同誌突然來到,他說葉聖老來看我們,因為行動不便,現在門外汽車上,希望我們出去一下。這使李均生和我兩人喜出望外,連忙奔出招待所,隻見停在門口的黑色轎車裏,坐著一位須發似銀的老人,特別是那長長的壽眉使我們準確無誤地認出是葉聖老,不待至善同誌介紹,就立刻走上前去。老人家這時也意識到我們是誰,正蹣跚著要站起來,被我們按住了。沒待我們開口,他先向我們道了辛苦,接著,對我們出版“夏集”一再表示感謝。原來今天他是去出席“民進”的一個會議,特地提早半小時出門,要車子繞道來這裏看我們。
看著坐車遠去的老人身影,我不禁感慨萬分:年近九旬的人了,還這樣為故友的書稿操心。對照現今文壇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烏眼雞現象,葉聖老的崇高品質,不正像白鶴般高潔麽!
也因為這樣,當我們手裏提著“夏集”100餘萬字的書稿離開北京時,在我們的心理分量上,葉聖老的囑托比這十多斤重的稿子更沉重得多。老人家這一年是八十八歲。
稿子拿了回來,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室裏原有的任務已很緊,每人桌上總輪番地堆著好幾部書的原稿和校樣,這部原未列入選題的100多萬字的文集,對我們這個人數不多、門類不少的編輯室來說,不能說不是個很大的壓力。幸虧上下一致、同心協力,又得到出版室同誌的積極配合,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在1982年初發了稿,1983年2月,出了第一卷《平屋之輯》,印數是8000冊;接著第二卷《文心之輯》和第三卷《譯文之輯》也陸續出齊,前者印數21000冊,後者7000冊。當每一卷書的樣書拿到時,我們總是以最快的速度給葉聖老寄去,我們不會忘記他那迫切期望和諄諄囑托,同時也暗暗祝願葉聖老能健康長壽!
在這時期,我曾先後收到葉聖老贈送的《葉聖陶論創作》和《葉聖陶散文》(甲集),上麵有他親筆的簽名,隻是筆力已大不如前了。
去年,我曾看到《人民日報》副刊的一篇文章,題目和作者都已記不清了,隻記得作者也是個編輯,文章內容是寫他曾為編輯《顧頡剛文集》作過努力,然而轉折了八年,最終未能出版,而且徹底取消了這個選題。文章充滿哀歎,有“我死後將無顏見頡老”之句。我看後大有感觸,也深為自己慶幸。不然,我死後無顏見的不隻是一個夏老,還更有一個葉老哩!
《夏丏尊文集》三卷出齊,立刻銷售一空。1986年上虞縣舉行夏公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要購文集,書店已沒有,最後將我社庫存的幾部悉數買去。以後我也曾收到不少要求購書的來信,但手頭無書,隻好回信表示抱歉。
一般來說,出文集是要賠錢的,但也不盡然。我們在“夏集”出齊後,將第二卷的《文心》、《文章作法》和《文章講話》三篇文章、利用原有紙型,另裝封麵,印成三本小冊子。這為語文教學提供了極好的補充教材,因此深受廣大中學師生的歡迎,每冊發行在10萬冊以上,既滿足了讀者要求,也收到了經濟效益。在出版社來說,可以算是名利雙收的。
最後我在這裏要說的,現在這部文集的責任編輯署名是我和李均生同誌兩人,實際上我除了在第一卷中做了些具體工作之外,其他都是李均生同誌做的,他付出的心血和勞動數倍於我。在合作中,李均生同誌的認真細致的工作態度和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使我得益甚多。我也希望這種良好的編輯作風和態度,能在編輯中留傳下來。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