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記錄
在陳學昭同誌生前，我為她的好幾本書當過責編，讀過她的大部分作品，可是這本《延安訪問記》，卻是久聞其名而今天第一次讀到，原因是很長時期以來，她自己已沒有了這本書。在她寫於1979年的回憶錄中提到這段時間的生活，曾寫著：“可惜我手邊已沒有了《延安訪問記》。”
現在放在我麵前的，是一本複印件。這是法國的一位研究中國婦女運動的學者倪娃爾女士，她1984年來杭州訪問學昭同誌，知道這個情況，在她後來有機會去香港時，從香港複印了寄來的。從那簡單的甚至可以說是粗陋封麵，和那密密麻麻毫不講究體例的豎排字行中，可以看得出當時出版是多麽匆忙和局促。
書的封麵和書脊上，都標著香港北極書店印行，時間是1940年7月。然而作者在回憶錄中對這本書的注釋裏卻寫的是“1939年由重慶三聯書店在香港出版。”這顯然是有誤的。但不知當時是否北極書店接受三聯書店（該是生活書店）的委托，還是北極本身就是當時三聯的另一塊牌子？這書好像是僅此一版，解放前和解放後內地都沒有印行過。因此雖然外表簡陋，卻也彌足珍貴。
全書二十多篇文章，二十三萬餘字，是作者1938年第一次去延安時寫的。當時，在法國留學八年的陳學昭回國不久，滿懷愛國熱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深仇重恨，同時對國民黨政府抗日不力感到了失望，所以來到延安。按她自己所說，是“想對各種各樣對延安的反映，找一個清楚的回答”。那是在戰爭時期，交通十分困難，她從重慶繞道到成都，從成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送她到延安，在西安待車時，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多年在國外生活的她，不習慣穿中式的旗袍，這時也仍然穿著西裝衣裙。一個從延安魯藝來西安辦事的女同誌見了，便忠告她說：“你這樣子去怕是不行的，並不是不許穿，是因為大家都穿軍服，你一個人穿得不同，不好意思走出去。”她這才臨時上街去買了兩件布襯衫和一條工裝褲。
從重慶到延安，路上一共走了三十六天，在延安，她一住就是十個月，參加了許多大會小會座談會，甚至出席觀看那點燃著煤氣燈的文娛晚會，作了許多采訪。這些文章，都寫於延安的窯洞中。應該說，這比起趙超構先生1945年訪問延安後寫的《延安一月》早了七年。文章的前麵幾節，曾在當時重慶黃炎培先生創辦孫起孟先生主編的《國訊》周刊上發表過，但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機構將稿子截留沒收，書店打好的紙型也被抄走。幸虧作者對此已有經驗，尚留有一份稿子在女友處，後來通過進步朋友的幫助送到香港出版。
這本書的可貴處是沒有任何清規戒律、條條框框，完全以一個年輕的愛國的知識分子的眼光與角度，十分忠實而客觀地記錄了她看到的一切，但是字裏行間，滿溢著無法遏止的對這片土地的熱情。她寫著“延安的街，我實在歡喜它，可是我又說不出什麽理由，它是那樣的髒，那樣的擠，你沒有地方可以落腳，不要說沒有柏油路，水門汀，就是石子也沒有，盡是黃泥沙——最近才鋪起了大塊的石子，那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我還是愛它……我想我所歡喜於延安街上的，是民主與自由的空氣吧。在延安街上，你盡講，盡笑，從國家大事，以及你私人感情的事，你盡講，大聲的講，是可以的，沒有人在你旁邊、背後偷聽，沒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東張張，西望望。延安的街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沒有一個乞丐”。她稱延安是一個“年輕的城市”，讚頌延安的政治清明，讚頌延安的艱苦精神，讚頌延安的抗日熱情，讚頌延安的良好風氣……
文章又寫著：“在邊區，人與人間的關係是比中國任何地方好多了，這些人類的醜惡感情：嫉妒，彼此擠壓，是比較淡薄多了；這些人類接近於獸的本性也比較的泯滅了，他們能把一個極大的目標，也是人所仰望的，清楚地擺在各人的麵前，使人們明白，至少時時會反省到自己是一個什麽東西。這種工作，不但對我們抗日是好的，是需要的，實在對全人類也是有益處的。……”
在這裏，她像是辛勤的蜜蜂不停地吸取著花蜜，她訪問過許多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吳玉章等；也采訪了許多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如：柯仲平、成仿吾、丁玲、周揚等，同時還訪問了馬海德、李德等當時在延安的外國朋友。在訪問毛澤東同誌時，她寫著“毛澤東先生，延安人人叫他毛主席，是非常的忙，聽說每夜隻睡三四小時，成年擔負著重要而過度的工作。可是毛先生什麽小事都不忽略，誰如果有什麽要申說，可以直接寫信或請求見他，都可能的，總之，人人可以去見他，聽說毛先生也歡喜和外來的人說話”。在訪問中，她曾提出：“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與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鎖，糧食發生問題，怎麽辦呢？”毛主席微笑著回答她：“有辦法，靠老百姓……我們還可以打遊擊。”告辭時，還送她到門外。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十分親切的並未神化的領袖。
也許正因為當時的她是處於“客卿”的地位，憑著自己的直覺，能夠無所顧忌地暢所欲言，因此在滿腔熱情的讚頌之餘，對有些問題也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當她發現有的人工作不力時，她寫著“我有時傻想：犯錯誤的人，有些可以送他上清涼山或降級工作，但假如有的人，他們並不犯錯誤，可是也不起勁工作，你批評他，他笑笑，那不知道怎樣對付……”她擔心這種不良作風會傳播開來。實際上是看到了“大鍋飯”的弊病。還有對把一些不能勝任其他工作的人安排作小學教師，她也認為不妥，覺得小學教育應該十分重視。另外，文章中也涉及到政治工作者與科技人員的關係，“有些政治工作者，好似不十分看得起科技人員……在他看起來，科學的技術人員不過像一個木匠或手工業者，木匠或手工業者是一個群眾，而科學的技術人員好像不是一個群眾，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這直率的意見也正是真誠的諍言。
這本《延安訪問記》，若作為報告文學來讀能讓讀者知道許多故人和往事，了解那個令人懷念和令人激動的年代；而若作為史料來看，它又是十分詳實而生動的。出版到現在已曆經五十六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應該說它是經受了時間的檢驗。雖不能說它是完美無缺的作品，然而卻是情真意切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本書。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