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淑芬
最初見到項冰如,是在《西湖》編輯部,那時我剛回到杭州不久。也許是那間擺了五張辦公桌的小房間特別擁擠,或者是因為當時室裏的同誌身材都偏瘦,他一走進門來,就十分引人注目:胖墩墩的身材,帶來一股蒸騰似的熱氣,樂嗬嗬的一張菩薩臉,給我以和善率真的印象。
不久,在讀稿時,讀到了他的稿子,是一組散文,寫雁蕩山的。大概他剛從雁蕩山回來。看他的文字,不像他的體形那麽壯碩,倒是像他的名字,比較玲瓏秀氣。雖然這樣,因限於篇幅,這組稿子還是砍去了大半,隻用了兩則。他很寬厚,沒有表示不愉快,也沒有像有些作者那樣拚命要說服我啟發我。相反,還間接地聽到了一些好話,這使我放下了作為一個編輯有時不得不背的思想包袱:退稿難免得罪人,尤其是一些較真的人。
以後,在報刊上讀到他的散文多了,接觸也多了一些,彼此交談也比較隨便。他不十分善於言詞,內心似乎比言詞要豐富得多,這大概也就是他能孜孜於散文創作的一個原因。
成了熟人以後,他寫的散文,包括已發表的和那些尚未發表的,我差不多都讀過。散文創作,是寂寞的事業,發表園地有限,有時寫了隻能自己看看或在朋友間傳閱一下。連老作家孫犁也為此歎息,更何況我們這樣的人。
項冰如的散文,題材比較廣泛,有寫人的,有寫景的,有思鄉憶舊的,有感時抒懷的,他感情豐富,文思敏捷,每次外出開會或旅遊,都會有作品產生。如他參加了一次馮雪峰學術研究會,就寫了《丁玲在雪峰故鄉》、《我們歌笑在神壇》、《我想起了西北的白楊樹》三篇,它們是寫著名老作家丁玲、馮雪峰、杜鵬程的,這幾位老作家,在不同時期遭受過同樣的精神折磨,他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敬意和同情,於是有了這次的迸發。殘疾青年傅浙平的詩歌獲獎,他十分激動,寫了《與厄運抗爭的詩》;參加了一次畫展,使他流連忘返,因而寫了《水鄉行》。他用他飽含熱情的筆,鼓勵著在文壇藝林努力跋涉的青年。
但是,從數量上看,項冰如前一時期的散文,還是寫風景的居多,他蹤跡所至的雁蕩山、千島湖、富春江、會稽山水以及朝夕相處的西湖,在他的散文中都有反映,湖光山色、自然風物,都融入自己的情思,他遊山玩水,能領悟到非一般遊山玩水者所能領悟的特色,在描寫風景名勝的同時,不會忽略與此有關的曆史人物,字裏行間透露出他內心深處的愛國主義精神,文天祥、謝皋羽、太平軍、鬱氏兄弟都出現在他的風景散文中。《西是皋羽傷心處》一文中的那位老師,著墨並不多,卻給人以很深的印象。我每讀此文眼前總會出現這樣一幅圖景:一個普通的鄉村教師,在一堆殘磚碎瓦的廢墟旁,對著一群孩子,講文天祥和謝皋羽的故事而淚流滿麵。《龍峰塔》中為作者講太平軍故事的舅舅,最後當了遊擊隊員,犧牲在抗日戰爭中,也十分感人。應該說項冰如寫風景的散文,並不同於那些一般的導遊遊記散文,而是有它的特色的。但是比較起來,我更喜歡的還是他近年來寫的那些思鄉憶舊、感時抒懷的文章,這裏的文章中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著名評論家李健吾在評論沈從文的作品時說過:“我不否認《邊城》是支可愛的牧歌,是顆可愛的明珠,我自己也非常喜愛。但不如他的散文《湘行散記》那麽真實可信。”
散文和其他文體一樣需要文采,但更重要的是真情,特別是親情友情,散文是最好的載體。如果借用王國維老先生的用語,分客觀和主觀的話,那麽前麵那些該是客觀的題材,雖然文章中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品格情操,但總似隔著點什麽,像是作者熱情地在指點給你看,這是什麽那是什麽,什麽是好的什麽是不好的。讀者可以感受到一些原來自己不一定能領悟的境界,能受到一些啟迪,得到一些教益,但是不一定能取得感情的共鳴。而那些有作者自己在內的文章則與此不同。它像是一個朋友在向你訴說他的心事,訴說它的喜怒哀樂。這些不一定能使你獲得多少教益,但是能感到作者的心聲,能在讀者心頭引起共鳴。也許這是文學最主要的功能。
我喜歡項冰如那些描寫親情的散文,這是一個永遠寫不完的題材,正像親情本身一樣,它永遠不會枯萎。從古到今,有多少以遙寄、憶舊、懷念、悼亡等方式來表達這一主題。如李密的《陳情表》,歸有光的《項脊軒誌》,朱自清的《背影》以及巴金的那些懷念文章,無一不是感人至深,讀後久久難忘的好文章。這裏除了作者的文字功力,更主要的是對描寫對象那種刻骨銘心的摯愛和深情。不然,文字再好,可以朗朗上口,卻無法感人肺腑。
《母親和<千家詩>》和《父親的一張木刻》是項冰如懷念父母的兩篇文章,前者是寫他從未進過學校門的母親,僅憑著隔牆聽鄰居兒童的讀書,竟記住了全本《千家詩》,不但能背誦,而且還口授於他。作品沒有用任何美好的言詞來裝點這位堅強的母親,隻是很具體地敘述了這樣一件事,卻讓人感到了這是怎樣不平凡的一位母親。後者題目寫的是父親,其實主要角色也還是母親。文章從收到一本畫冊開始,畫冊中有一幅木刻,是父親當年的作品。於是寫到了發生四十年前的一件事:當他還在母親腹中的時候,父親就離家出走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麵。“沒有見過父親的孩子,特別希望見到自己的父親,這是依在父親膝下的孩子所無法想象的。我也是。”作者樸素地回溯到當時的心情。忽然有一天,鄰居的叔叔帶來了一張《東南日報》,上麵有父親刻的一幅木刻。母親破涕為笑,至親摯友也來悄悄祝賀,但是母親怕他年幼嘴不穩,不讓他看那幅木刻,最後是外公說了“讓這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孩子也看看吧!”他這才看到了這張題為《了望哨》的木刻,並看到了父親的名字。這木刻的發表給全家帶來了希望和快樂,特別給母親帶來了美好的憧憬。可是待“紅旗飄在家鄉城頭”時,母親帶他到杭州找到父親的戰友,探聽父親的消息,這才知道父親早在1943年就犧牲於蘇北鹽城;是木刻發表的六年前。
文章到此結束,沒有再寫母親得到噩耗後的心情,但是讀者可以想象到,這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中人”一詩的淒慘情景在現實生活中的重現,不過木刻的發表,給這位烈士遺孀止水般的心河,漾起一個美麗的漣漪,這卻是更深的悲哀。作品沒有用多少文字來描寫這些,但是讀者能感受到。全文不到兩千字,若寫小說,是一個中篇的題材。
項冰如今年來散文創作題材開拓的另一方麵,是抒寫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的東西。如《五十歲,我有了書房》、《忘不了,我的亭子間》、《我記憶中的六公園》、《罰酒·敬酒》等。《五十歲,我有了書房》,題目本身就是一聲叫喊,是歡呼,還是感歎?或者兩者兼有。我曾兩次去過他家作客,第一次是70年代末:不大的房間,住著他和讀中學的兒子,是臥室也是客廳,燒飯似乎在門口,當然更不可能有書房。第二次是他結束了兩地分居以後,他夫人調到杭州,條件略有改善:一間半房子,住了他們夫婦和兩個已長成漢子了的兒子,其局促仍是可想而知。現在,分到房子了,雖然遠了一點,但都有了,有了臥室、有了客廳、有了廚房,還有了曾經夢寐以求的書房,能不歡呼麽?然而回顧一下自己,“頭發漸白,齒牙鬆動”了,又有點淒然之感。這是十分真實的,人的心情就有那麽複雜。《忘不了,我的亭子間》,細讀之後,就會發現,作者忘不了的並不真正是那上麵“赤日炎炎”下麵“烈火熊熊”的小房間,而真正使他不能忘記的是人生最美好的階段—青春歲月;是生命最需要的滋潤劑—友誼。正像巴老一篇懷念友人的文章中寫的“朋友是自己的一部分。”當看到文中寫到他和一群年輕朋友,幾乎是用了祝禱般的心情,在等候著一對去登記的新婚夫婦到來這一段,誰能不被這純真的友誼所感動呢?這也是一則“陋室銘”。《記憶中的六公園》和《罰酒•敬酒》是作者大膽披露自己秉性的文章,他為修建後的六公園歡呼,欣喜若癡,因為他曾為那些久久不能拆除的高牆憤怒過。他寧願邀三五知己去草地溪邊吃粗茶素麵,也不願去作那頻頻舉杯的無聊應酬。“傷腿筋”是誇大,而這種心情我是理解的。
還有一點我想提一下,在項冰如的散文中,特別是那些描寫風景的散文中,常常引用一些詩詞,即使在他與人合作的武俠小說《金台奇俠傳》中也不例外。對此,有褒有貶,看法不一。褒之者認為書卷氣較濃,使作品趨向清純。貶之者認為是掉書袋,有意賣弄。見仁見智,讀者原有評議的自由,無可厚非。我是投讚成票的,為此我才唯一的讀完了這部武俠小說。我覺得詩詞的引用,不僅可以幫助作者表達意思,還能使作品多一點空間,留給讀者去遐想,如《西是皋羽傷心處》一文抽去了謝皋羽那首滿懷悲忿的詩,《春江第一樓》抽去了鬱達夫“江山如此無人賞,如此江山忍付人”的名句,那文章的味道可能就淡得多。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人們在寫文章時一定去找點詩詞來點綴,以示博雅,而是希望貼切自然地運用詩詞,能使作品生色。我曾編過馮英子先生的一本《蘇杭散記》,他幾乎在每篇文章中都引用了詩詞,揮灑自如,文到情到,毫無綴補的痕跡。讀過的人無不稱好,我作為責編,也獲益良多。當然,我不是說項冰如已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我覺得這種努力是可貴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項冰如近年雖然也稍稍涉足於小說、電視其他等形式,但我以為,從他的秉性氣質來說,寫散文是最適合於他的。多年來他在這上麵已付出了不少的心血,成績也很可觀,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寫的那樣“五十歲不算老,深秋,離蕭瑟的寒冬還有一段日子。”希望他在“咀嚼”了一番“人生”之後,有更精湛的作品問世。希望他繼續甘於寂寞,從事這寂寞的散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