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東海文藝出版社
費淑芬
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當時尚屬青年的同誌，現在也已皤然白發了，有的早巳離休退休，還在工作著的，也是在站著最後一班崗了。偶然有機會碰到一起，談起在東海文藝出版社的那段日子，至今還是頗為懷戀的。
東海文藝出版社籌辦於1956年8—10月間，我能清楚地記得的是那年國慶節遊行時，我們已經扛著“東海文藝出版社”的宣傳牌了（按，據檔案材料記載，東海文藝出版社是195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
在全國出版係統的大家庭裏，東海文藝出版社隻是個年幼的小弟弟；而作為專業性的文藝出版社，它出生是不算晚的。我記得屬於全國性的，當時隻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還有天津的百花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藝出版社，其他地方的文藝專業出版社尚沒有或極少。
東海文藝出版社是屬於浙江省文聯領導的，當時的省文聯副秘書長林辰夫同誌兼任社長，張亞中、李偀民同誌和從浙江省軍區宣傳部轉業來的季沉同誌任社委委員。出版社正式開辦時，張亞中同誌脫產去北京文講所學習，因社長是兼職的，社內實際工作由季沉同誌和李偀民同誌共同主持，季沉負責全麵，側重行政領導和經營管理，同時兼審部分書稿；李偀民側重抓編輯部並兼《大眾演唱》的主編。此外還有一位許天虹先生任編輯部副主任，參與審稿。
當時的編輯部文字編輯不足十人，除了原《浙江文藝》編輯部的朱秋楓，周天祥，沈祖安，童叔韶和我又從浙江人民出版社拉回去之外，又從浙江大學調來了袁卓爾同誌，從鄞縣文化館調來了朱承斌同誌，還從省文聯調來了徐黎平同誌。
文藝出版社雖是專業性的，但文藝本身門類很多，需要分工。因此我們基本上是一人擋一麵。我記得當時是朱秋楓分工編詩歌，周天祥分工編曲藝和音樂，我編小說散文，袁卓爾編古典文學，朱承斌編民間文學，徐黎平編兒童文學。這樣的分工，並不是說哪個人在哪方麵有什麽專長，而隻是相對來說較為合適而已。隻有戲曲劇本當時編輯任務特別重，才由沈祖安和童叔韶兩人負責。這樣，雖算不上人盡其才，而從當時的我們來說，卻確是努力在各盡所能了。
因為出版連環畫，美術編輯有了四人，除了韓關鎮是從浙江人民出版社來的，有剛從美專畢業的兩個大學生孫光基、吳薇芬，還有一位華胄，似乎來了不多久便走了。
我們這些人，除了編輯各人分工的書稿外，還要兼編《大眾演唱》的稿子。這個刊物大概出版了三期，後來與省文化局辦的《俱樂部》性質類似，奉命停辦了。
行政工作這個攤子，當時也隻十多人，和編輯部一樣一人擋一麵，甚至一身兼數職。有些做法一般看來似乎不夠科學，但在當時人少事多的情況下，隻能如此。如周劍佩同誌，就會計出納一人兼，金祖華同誌總務采購一人兼：從部隊來的潘若虹同誌人事和行政一人兼。資料是從文聯來的徐月英同誌，編務是部隊轉業的何槐昌同誌。隻有出版業務繁重而細致，有兩人做這方麵工作。
當時大家的工作熱情，真是一把火燒得起來，這裏麵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單純和幼稚，更主要的卻是滿懷壯誌豪情，以為黨既然交給我們這樣重的擔子，就是對我們的信任，因此—定要拚著性命把工作做好，人人都把這當作終生事業。
出版社要出書，出書需要稿子，勉強排定了桌椅座位，就兵分幾路，四出組稿，季沉以他解放前在上海讀書和文藝界前輩的關係，偕同朱秋楓、沈祖安去上海向巴金、靳以、師陀、豐子愷等名家約稿。豐子愷的《近代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和萌芽叢書《翠姑娘》，就是這次組來的。另外一些老作家答應的書稿還沒有來得及寄到，“反右”卻已開始了；袁卓爾以她在大學工作的人事關係，向學者教授組稿，如夏承燾先生的《怎樣讀唐宋詞》，宋積仁的《古典文學選講》，也就是那時組來的。中篇小說《在旋渦中》和翻譯小說《未寄出的信》，則是我以原《浙江文藝》編輯和作者的關係組來的。為了整理曲藝藝人的口頭藝術，周天祥經常扛了個二十多斤重的鋼絲錄音機到書場去錄音；編劇本的兩位同誌白天看稿，晚上還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演出。那一時期，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地方戲曲的傳統劇目，如越劇《碧玉簪》、《孟麗君》、《淚灑相思地》；婺劇《黃金印》、《孫臏和龐涓》；紹劇《龍虎鬥》；湖劇《麒麟帶》等數十種，大大地豐富了各地的舞台演出。
以上這些書，在“左”的思想統治文壇時，有的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到批判，但在粉碎”四人幫”後，大部分得到了再版。它的社會效益，可以說是經受了曆史的檢驗。從經濟效益來說，辦社一年，除了開支，盈利2萬元，在當時來說，也是相當可觀的。
東海出版社的社址在原武林路138號的一座三層小樓裏，樓下三間，一間是會計室兼出版室，一間會客室，當中一間是過道，放一張乒乓桌，這是全社唯一的體育用具，有時也用來作打包捆書。二樓三間，兩間作編輯室，一間是資料室。整個出版社就是六間房子，三樓及其他附屬間則都是集體宿舍。成立之初，一無所有，連辦公桌椅都是東拚西湊的。直到後來經濟好轉，才由金祖華同誌到東陽義烏去置辦來一些必要的家具。
還值得一提的是部隊轉業來的三位同誌，他們來到地方，一報到，沒有來得及熟悉情況，也不容許有時間安排生活，立刻就與大家一樣投入了工作，並且毫不遜色。特別是出版印刷業務，技術性相當強，而汪國銓同誌跟了一個月的班後，即能獨立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績。
當時的東海文藝出版社，上下打成一片，有事大家商量，工作雖然緊張，氣氛卻很和諧。同誌之間，雖有分工，卻不分家。遇有送信、打包等行政上的雜務，辦公室的同誌忙不過來，編輯部都會來幫；編輯工作上需要什麽東西，總務連夜會去采辦。工作緊張時，打幾個夜班，當時都不知道拿夜餐費。星期天，節假日，大家一起去遊覽；哪個同誌辦喜事，大家湊份子辦桌酒請新郎新娘。既是祝賀，也加強團結，宛如一個融洽的大家庭。即便是遇到像調整工資這樣有關每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沒有人特別計長較短。有的同誌還主動謙讓。如李偀民同誌她1955年從部隊轉業時是大尉，按地方工資是行政17級，有人提議加一級，上下都沒有意見，可是她自己卻主動提出不要加，因此退掉，誰知這一退卻是長長的二十六年，直到1982年普加時才加了一級。
這個行動，在現在有些人看來會被嘲笑為傻瓜的，但在當時，領導同誌這種以身作則的作風，在群眾中是產生了良好影響的。
1957年夏季到秋季，“反右”運動日趨緊張，但大家在參加運動的同時，仍堅持著編發書稿，有時白天耽誤了，晚上加班，所以書還是一本本印出來。1957年共出書96種。
但是隨著所謂“鬥爭”的深入，東海文藝出版社被指斥“犯了方向性錯誤”，決定並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東海文藝出版社的同誌除少數留在省文聯，大部分並入浙江人民出版社。那時一切都是組織決定，盡管大家對這個集體十分熱愛，卻也無可奈何。於是原來屬浙江省文聯領導的東海文藝出版社，就到此結束了，它存在了一年零兩個月。
以後，東海文藝出版社的牌子還是掛了一個時期，但實際上它隻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室另一塊牌子。
到1958年1月，“反右”高潮已過，但還要“補課”，於是，原東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朱秋楓和我以及一個搞出版的共三人，被“補”上了“右派”，下放勞動；其他同誌也下放的下放；調離的調離，絕大部分都被散去了。
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反右”得以“改正”，文藝獲得解放，現在很多同誌都已返回到文藝工作崗位上，但有一部分同誌卻始終未能歸隊。
以上是我所知道、所經曆的關於東海文藝出版社的情況，也許有所疏漏或記憶不確，好在原東海文藝出版社的同誌還有，希望能補充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