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出版社30年慶 (2013-05-02 1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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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出版社30年慶
 在水一方
 

30年前的3月20日是浙江文藝出版社成立日。30年後要慶典，拉出了長長短短的文章與書籍。大體上每一路圖書都需要有人來寫一寫。我想書隨時代都已成了過去式，而人，大約再過若幹年，基本類型還是那個樣。所以要我來寫，我就寫出書人，以下便是我眼裏的當代文學室編輯。

 

一編室素描

當年現在的文藝社也隻是一個文藝編輯室。李偀民是主任，三八式的老革命。在武林路125號時辦公室的桌子有點像小學生課堂，孩子們課桌向著黑板，我們是向著朝南的窗戶。老革命沒一點架子，傳達精神的時候，她說：你們聽好了，我們現在開會，不過不用回過頭來，我說，你們聽……這就是最早的會議。似乎這個文人傳統一直沒有丟，直至文藝出版社成立之後，除了全社大會，每個編輯室的會議還都是不正式的，說一聲開會了，椅子搬搬攏，湊在一起說事兒，說完就散。上班是同事，下班是朋友。
 

記得當年我結婚的時候，杭州買糖是要票的，想分糖也得討糖票。一聽說黃建中去上海出差就拜托他。因為上海不要票。一家店一人可以買兩斤，一旅行袋喜糖就是他兩斤兩斤地買了，背回來的。結婚要請全室吃頓飯，也是老同誌替我去預訂的。我工作後記憶深刻的中秋節，是主編劉耀林帶著大家在寧波的一家招待所裏賞月，一杯茶，一個餅，大家溫情地說著廢話，望著天上亮晶晶的月亮。
 

費淑芬老師則更是像老大姐，無論人品、眼力、文字功底還是選題創意都稱楷模。 費29歲時補進了右派的隊伍，剛戴帽，就發現懷孕了。來得太不是時候了，她真不想要這個小生命，就希望通過超負荷的“勞動改造”墮胎，挑重擔，爬牆擦窗，不好好地爬下來，而是跳下來。可是命定要來的總要來，小生命不屈不撓地來到了這個世界。70年代末落實政策重返杭州時，身邊多了個亭亭玉立的女孩。她是繼 李偀民之後的室主任。費淑芬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發掘出一個“文物”式的人物吳似鴻。那是她收到的由17本學生用的練習本寫成的回憶錄。作者用鋼筆、圓珠筆和鉛筆寫就，稿頁之間還夾有蚊蟲血跡、小昆蟲屍體等物，樸素真實，但是零亂不堪。作者是蔣光慈的夫人，有過豐富複雜傳奇式的過去。在當時領導劉耀林的指示下，費淑芬去紹興，一共談了三個白天和四個黃昏，訪談結束後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將一部稿子整理成《浪跡文壇藝海間》，為現代文學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貴的史料補闕。在費退休後的許多年裏，常會有研究者上門或來信索要此書。
 

張德強比我稍晚一點進社。上世紀80年代著名詩人。為人溫和，敦厚，左看右看不像寫詩的人。能喝酒，量不大；能寫激情的詩，卻從未見他有慷慨激昂的時候。這樣的人當編輯自沒話說。我們共事的時間不是太長，當時他是詩歌編輯，所有的詩集、詩選都由他負責，由於詩集銷量不好，所以他經常去編散文、小說或者其他，汪國真詩選出版於他手上，當年汪國真紅得發紫的時候和他一起去北京約稿，順便還組了別的稿件。張德強像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做事很少計較個人得失。
 

曹布拉始終像個書生。他是費淑芬之後的室主任。高個，精瘦，弓著背抽煙的模樣有點像想象中的魯迅。80年代的才俊，做事是那樣地一板一眼，平時相處也不苟言笑，哪怕是寫了武俠小說，依然不失書生模樣。印象最深的是在版權法沒出來之前，他指揮我們“打砸搶”，我們買了金庸的港版小說就翻印，出版了《飛孤外傳》，還替作者補了港報連載時留下的漏洞。
 

鄒亮當時是我們室裏學曆最高的研究生編輯。幹淨整潔，和氣寬容。再一特點：手提得起。當年《都市風流》出版後，文藝報約稿，那篇磚頭一樣分量的評論就出自剛剛來社的新編輯之手。悟性極高，很得德高望重的顧驤老師的好評。
 

八九十年代出差組稿是經常的事，印象最深的是去福建，舒婷告訴我上廁所要給小費，至少5毛。這是第一次聽到在中國大地上要付“小費”；福建作家林和平請我們去他家喝茶，居然捧出餅幹箱抓茶葉，此時方知大葉茶“鐵觀音”。最最有趣的和鄒亮、張德強三人去鼓浪嶼，敲瓦爿，咬牙吃一頓饕餮海鮮，吃了105元，其實說得上來的就是一個蛤蜊蛋花湯，撈撈真的撈不出幾隻蛤蜊。哈哈，當時好心疼啊。這錢差不多是一人一月的工資。
 

鮑嫻嬌嬌小小的一個大學生，比我小兩肖，是我們室裏最小的一隻“老虎”。當時為《南方有嘉木》去北京搞活動，我們都坐飛機，隻有讓她坐火車。我都有點心疼，去和社長說。老蔣硬是要她鍛煉，理由是年輕啊，年輕逼得出來的！結果另一位領導還讓她捎帶兩萬現金（也許是她生平第一次帶那麽大筆的現金吧）。第二天傍晚，她一蹦一跳地到了，車上睡了一夜，現金一分也沒少。現在呢？是一根台柱子啦。
 

陳堅曾是我們社裏最柔美的一朵花，她的文筆與她的外貌一樣姣好，帶一點江南特有的水汽。編書也是一把好手：慢工出細活！像足了我們的老編輯李均生。交給她的書稿，絕對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所以她的稿子基本上是不用用心“複審”的。

羅俞君最早是少兒出版社的。她調來後很快轉換為成人視角，從領導交辦的《秋雨散文》起步，組來了《楊絳散文》《錢鍾書散文》《蕫橋散文》等，出版了許多優秀作家的散文。
 

梁珊不是一編室的人，但一編室大半的封麵與她有關。北京人的梁珊，視野闊大，快人快語，開不開心全在臉上。都說女人與女人難相處，但一編室與梁珊是很好相處。我敬重梁珊，更是欣賞梁珊。記憶最深刻的是90年代初，普及電腦設計的時候，“蘋果”這個詞率先是從美術設計進入（傳統美術靠的是一支筆一張紙）， “英盲”的梁珊被選派到總署去學習，麵對的是陌生的ABC，一串串的專業術語需死記硬背，在英文詞組下注上中文“別音”，半月後從北京回來，梁珊整個兒地縮了一圈，成了“骨感美人”。可她說什麽也沒學到，連開關電腦都不會。但從此後封麵創意上了一個新台階。要強的梁珊每每向自己挑戰，最著名的是文藝社全套外國文學封麵，曾引導了一個潮流，我們室的學者散文、台港散文、當紅作家散文等等，還有不少的得獎書都出自梁珊的手。比如《生命之歌》《茶人三部曲》《中國院士》等等。
 

本人1978年從杭大畢業來到出版社，正好趕上了出版業發展的好時機，沒想到學中國文學的卻是從外國文學“起步”，1979年跟著董校雪從上海舊書店裏揀來一套出版於上世紀40年代的美國小說《飄》，譯者傅東華，是我們浙江金華人。《飄》1936年問世後引起轟動，被好萊塢搬上銀幕，在世界上被翻譯成２９種文字，總共銷售了近3000萬冊。根據此書拍成的電影《亂世佳人》獲10項奧斯卡獎，並迅速風靡全球。據說，在上海播出時，為趕時間傅東華是在麻將桌上一邊玩一邊譯。所以他是根據自己的理解，譯出了適合中國讀者閱讀的美國小說，有些枝蔓被刪。當時閱讀時我們被故事吸引，被人物深深打動。沒有想到當決定重新出版《飄》的消息剛一傳開，十幾個省的發行部門就蜂擁而至，許多大專院校也紛紛要求供應此書，《飄》的印刷計劃從１０萬冊一路飆升至６０多萬冊。然而正當《飄》的上冊剛剛出版，中下冊尚在印製的時候，一場震蕩中國出版界的暴風雨頃刻而至……從地方報刊到北京的著名報紙都做起了“《飄》到哪裏去”文章。日本時事社隨即作了報道。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辭激烈地說：“‘社會主義’不知隨風《飄》到哪裏去了。”
 

 直到1980年6月鄧小平同誌對《飄》的出版給予了肯定風波才平息。之後還獲得了全國首屆優秀暢銷書獎。一部小說《飄》由文化事件引發為政治事件，對於剛剛工作沒多久的我確實是一次很好的鍛煉，不過，當時所有的擔子都是大領導馬守良抗著，我們隻是跟著指示去做，“怕”這個詞是沒有的。倒是過了很多年以後，在閱讀建國以後關於政治運動的回憶文章時，回想當年才覺得有點後怕。
 

當然，同時也覺得非常非常幸運。這“幸運”豈是“幸運”一詞可以概括！
 

作為當代室的一編室曆史悠久，出版社也因各種變化而人員變動，但“主題”從未變化，所有的同仁都隻有一個信念：出好書，做好人，為未來做點文化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