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攻擊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

二年前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以一段平實的開場白，拉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序幕。在這次與文藝界人士共商文藝繁榮發展大計的會議中，他言及對文藝工作者的期望，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強調“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

從習近平的從政足跡可以發現，禮待文人賢士、親近文藝工作者一以貫之，折射出他深厚的文化情結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高度重視，並將“文化自信”融入到治國理政的宏旨大業。

 

 2014年11月5日章立凡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曆史輪回：兩個文藝座談會’

章立凡在文章中竭盡全力攻擊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

章立凡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的目的是什麽，是什麽立場讓他如此暢所欲言，值得關注。

 

以下是章立凡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的內容；

一頭延安，一頭北京，兩個文藝座談會的曆史出典和出席資格，足以令榮登廟堂的文藝圈人士心醉神馳。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先後開會三場，發言四十餘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後有結論。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聽取七位文藝界人士發言後，發表了約兩小時的講話。

 

那一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早已發表，至今被奉為金科玉律。這一頭，通稿僅披露了“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部分內容，官媒頌歌四起，藝人尤擅造勢，掀起的“學習高潮”，不免重落造神運動窠臼。惟炒作多係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話，哪是詮釋。要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鄧小平語），恐怕隻有等到講話全文正式發表之後。隻好憑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後學習。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風。這是一場毛澤東率中共“農村派”與原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等“國際派”的權力鬥爭。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初戰告捷後，毛於1942年2月正式發動延安整風，將鬥爭之火燒向黨內中下層。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藝思想紛爭的背景。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說，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如作家歐陽山認為“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有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麽‘教育意義’、‘合乎什麽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麵。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而且越來越嚴重。

 

在整風的第一階段，毛澤東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任務，歡迎黨外人士提意見，利用自由主義猛攻 “國際派”。在毛澤東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誌之“愛”與“耐”》（經毛澤東親手修改潤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等紛紛出籠，對延安的僵化意識形態、待遇等級差序、腐化特權等多有批評。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召開的，上述文化人後來都受到了整肅。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後又如法炮製：先發動“整風”整黨內，向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三害”發起猛攻，後急轉“反右”整黨外，成功打下五十五萬“右派”。

 

北京文藝座談會同樣有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整肅的大背景。身為中共太子黨的習近平，對紅色江山有著天然的血緣感情，上台後一手抓槍杆，一手抓筆杆，兩手一起抓，兩手都很硬。在以反腐敗為旗號的權鬥中，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後落網，高層博弈至今猶未終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北京文藝座談會，旨在重振官方道統，亮明主人身份。八天後公布的四中全會公報，提出“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精神”，顯示“習氏精神”的意識形態正統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係列管控，令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言論自由空間日見收窄。從批普世價值、反憲政、批“曆史虛無主義”到“七不講”，再從尊孔親儒、倡導中國傳統文化到用“禮法合治”“德主刑輔”詮釋“依法治國”，發起反腐，習近平痛心疾首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的世風日下，更有黨國秩序的禮崩樂壞。他沿用傳統的“內法外儒”治國思路，政治上“專政為體，法治為用”以消滅競爭，意識形態上“馬列為體，儒家為用”以統一思想。

 

如果說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啟了毛澤東走向神壇之門，奠定了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則北京文藝座談會將文治教化定於一尊，旨在重振乾綱以保執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藝為政治服務

 

將文藝視為宣傳工具，是馬列政黨的傳統思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從階級鬥爭學說出發，強調“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

 

根據人民網的報道，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同樣認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他心中的文藝可不是風花雪月的事兒，而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習在講話中還表達了對文藝界現狀的不滿，將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一一枚舉，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這些針對文藝工作的現狀的批評，既是對文藝圈拜金主義的譴責，也不免令人聯想起文化藝術市場上悶聲發大財的權貴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時代建構的一元化意識形態體係，在“文革”後期已麵臨普遍的信仰危機，改革開放後更遭到市場經濟大潮的迅猛衝擊，在市場的力量麵前，原本控製文化人命脈的“單位製度”威風不再，黨文化的傳統領地不斷遭遇蠶食。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或許文化市場將是個例外。從“政治正確”的黨文化觀出發，習總不能聽任文藝由黨的馴服工具轉為市場的奴隸，文化藝術必須迷途知返，繼續為政治服務。他試圖通過提振“正能量”來收複文化市場，要求“中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習近平與毛澤東同樣強調文藝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資本主義絕種”的毛，習未便小覷市場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對中庸，在文藝座談會上他說：“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與嗜好《紅樓夢》、《水滸》、《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毛澤東不同，習近平似乎更偏愛外國文學。據人民網報道，座談會上總書記談及幾十本大書，且特別鍾情於海明威的名著《老人與海》。該報道還重提習今年在俄羅斯和法國公布的兩張閱讀“書單”，其中有俄羅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裏、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國的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蒙田、羅曼·羅蘭等。與今年2月訪俄時公布的名單相比，俄羅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蘇聯官方文學的代表人物高爾基、法捷耶夫卻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讀思想上、藝術上的成功與市場的關係？不妨以史為鑒。所有為人類文明貢獻了不朽思想和偉大作品的先驅們，無不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認真閱讀過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讀者，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是引領時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場的奴隸，也不是官場的奴隸。

 

殊途同歸：與會者的命運

 

延安文藝界山頭林立，素有“兩個陣營（“魯藝”和“文抗”）、三大係統（中央文委係統、邊區文化係統和部隊文藝係統）、四個山頭（“魯藝”、“文抗”、“青藝”和邊區文協）”之稱。其間不僅有傳統的文人相輕，還有軍隊工農幹部與城市知識分子之間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揚為首的“魯藝派”和以作家丁玲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內是文化人蕭軍、舒群、艾青、白朗、羅烽等人。

 

周揚指“魯藝派”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派”主張“暴露黑暗”。兩派互相排斥，勢如水火，創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學的宗派之爭，以及1936年周揚、周立波等的“國防文學”和魯迅、馮雪峰、胡風等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毛澤東當時是支持“國防文學”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揚遭整肅，“國防文學”又被打成投降主義。

 

主動找毛澤東反映延安文藝界情況的作家蕭軍發現，其實毛澤東對文藝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對一切隔閡著，從文協負責人不知是誰，丁玲低調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羅烽等來……就是一個證明”。（《蕭軍日記》）與此同時，文藝家們也有些忽視“資深文青”毛澤東和延安的文藝界領導，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說：

 

在這一時期，文藝界人士雖然尊重毛澤東，但並沒有把毛澤東視為中共唯一領袖，尤其沒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藝問題、可以指導自己創作的理論大師。不少文藝家還未養成尊重黨在文藝方麵領導人的習慣。一些來延安前就有較高成就的文藝家， “孤芳自賞” ，獨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藝界領導同誌”周揚放在眼中，經常對周揚的領導作風反唇相譏。

 

按當時黨內分工，洛甫（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宣部長，分管宣傳文化教育，毛澤東分管軍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統江湖，是他最喜歡扮演的角色。毛澤東乘洛甫率“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往晉綏的一年間，安排凱豐代理了中宣部長職務，自己則輪番約談眾多延安文化人，不斷吹放“自由化”的春風放火燒山。直燒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變臉，拍案疾呼“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對老友蕭三宣稱：“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於是，王實味遭遇口誅筆伐，不僅無緣文藝座談會，還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個被祭旗的犧牲，最終掉了腦袋。

 

延安文藝界兩大宗派的紛爭，客觀上為毛澤東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榮登文壇霸主寶座鋪平了道路。與會的中共領導人中，與毛聯名下帖邀請並主持座談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代理中宣部長凱豐，到中共“七大”時被排除出中央委員會，博古、王稼祥、鄧發被逐出權力中心。此後三十多年間，作為座談會分母的“魯藝”和“文抗”兩派文化人，被領袖玩弄於股掌之間，交替利用，互鬥互整，曆經延安整風、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終殊途同歸無人苟免。可憐一代熱血才俊，被洗腦改造成權力的奴隸，靈性被摧磨殆盡，淪為史上匆匆過客，鮮有佳作傳世。

 

七十二年後的文藝座談會，人民網讚曰“群英薈萃、少長鹹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壇盛舉，最年長者是年屆九旬的紅學家馮其庸，最年輕的是80後“網絡作家”周小平，上應孔門弟子之數，下合曆史年輪。此時席間已無蕭軍、丁玲，更不會有王實味；廟堂上文藝人士緬懷延安文藝座談會，卻無視延安先輩們被洗腦為奴的前車之鑒。與會各路文藝堂口掌門皆為歌德高手，連胡喬木、周揚那種有些學養的文膽黨鞭，都克隆不出來了。

 

北京文藝座談會上隆重推出的“後起之秀”，是無知無畏的新生代“網絡作家”周小平，一時左右兩翼眼鏡大跌，驀然發現“原來彼此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駁周小平另掀波瀾》，聯合早報網專稿）。今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曾提出：對基於互聯網的新型知識分子，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促左右兩翼回歸主流。前有覆轍，後繼乏善，黨國文宣的豢寵品味，很難令招安對象自降身份與周為伍，引領大計前景堪虞。

 

據周小平會後在他的個人博客中獨家披露，習近平還有這樣的說法：“一些醜化人民群眾，醜化中國，醜化英雄人物的現象，是在毀壞我們的信仰根基，是曆史虛無主義，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積極弘揚正能量。”“文藝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國外獲獎為目的，抱著這種目的去創作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話被坊間解讀為“不點名批評”與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對文學藝術家而言，今後的作品評價體係或許不再與國際接軌，而是在普世文明標準之外，另立“中國特色”標杆。繼設立國際“孔子獎”之後，財大氣粗的中國，未來是會否自設一批國際獎項，以期與諾貝爾、奧斯卡、普利策等國際性大獎抗衡，也未可知。

 

會風迥異：從群言堂到一言堂

 

說完兩個文藝座談會的雷同之處，再來說說不同看點。

 

一是會前溝通。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劉白羽、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等重點人物，曾多次被毛澤東約見或書信征求意見；李伯釗、丁玲、蕭三、羅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於黑丁等也蒙召垂詢。毛還以集體談話方式，與魯藝的周揚、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部分黨員交流。還有一段軼聞是：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塞克，接毛澤東約談通知後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後在其他人勸導下赴約，發現沿路崗哨全撤，很遠即見毛在窯洞外佇候。當日一談四五小時，還被留共進午餐。塞克事後反思，頗為自責。（朱鴻召：《延安文藝社會生態論》）

 

其次是自由參會。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的人數，至今眾說紛紜。據說留下的合影係由三張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遺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說104人）中間，被識別出96人（一說95人）。收到請柬的人中間，一些人因各種原因未赴會，如作家高長虹拒絕參加，身在前線的畫家莫樸、音樂家賀綠汀、作家周而複、一二九師宣傳部長朱光等人來不及參加。有的人（如美學家王朝聞）沒有趕上座談會開幕，但參加了第二或第三次會議，還有人（翻譯家如吳亮平、作家吳奚如）參加了前兩次，缺席了第三次會議。更有人（如詩人方紀和郭小川）並未收到請柬，得到消息後自行前往旁聽，趕上了第三次會議並合影。魯藝與會的人數最多，戲劇家阿甲被張庚臨時拉去赴會，周揚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與會。據作家潘奇回憶：“魯藝參加座談會的人有一個規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師包括助教在內，都參加座談會。”會議閉幕的5月23日，魯藝還通知了一批教師以外的研究人員去聽毛澤東的結論報告。（參見高浦棠：《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人員考訂》、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發言。延安文藝座談會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開，就文藝的立場、態度、對象、材料、生活、學習等六個問題暢所欲言，先後發言約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會議就爆發了激烈爭論，在毛澤東的提議和丁玲的鼓動下，蕭軍首先開炮，捋起衣袖講了約三刻鍾。他宣稱：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還宣布要繼馬、恩、列、斯、毛之後，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稱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組織的指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筆，監督國共兩個黨。“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胡喬木起而反駁：“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雙方當場爭執了兩個回合。會後毛澤東請胡喬木吃飯，祝賀他開展鬥爭。（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

 

第二次會議上激辯再起，蕭軍繼續放言：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我覺得你們的整風是“露淫狂”。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麽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呢？他對整風能否整得好表示懷疑。胡喬木、吳亮平等群起駁之，羅烽則力挺蕭軍。雙方唇槍舌劍，旗幟鮮明。會場氣氛活躍，吳亮平、歐陽山均因發言太長被轟下台來，張庚還公開表示：我也不讚成主席的有些意見，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共產黨的文化運動搞了那麽多年，難道不要提高嗎？（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禮賢下士，不僅邀請了兩派不同觀點的文化人，還允許蕭軍等人唱對台戲，當麵頗有“雅量”，算賬留待秋後。1953年北京開會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對台戲，毛澤東立時變得忍無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風、覆手反右之後，對台戲已成絕響。

 

2014年北京文藝座談會，按“政治正確”的標準遴選與會者，發言者依官會傳統念稿，同聲合唱主旋律。

 

中斷外訪飛奔赴會的作協主席鐵凝深情地說，歸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今天，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黨中央召開這樣一個文藝座談會，對於激勵和引導全國文藝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宏偉事業中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自稱部隊文藝“老兵”的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閻肅，發言壯懷激烈：“我們也有風花雪月，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就是這種肝膽、這種魂魄教會我跟著走、往前行，我願意為兵服務一輩子！所以，我、我們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個字：‘正能量、接地氣’，在部隊來說就是有兵味戰味！”（新華網：《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言摘編》）這番永遠定格於戰爭年代的豪言壯語，當場榮獲總書記點讚。

 

其他與會者的格式化發言，中規中矩各守本分。會後冒出的花邊新聞，或自閹，或自戀，或兼而有之。如1990年發表“辭國聲明”出走，1992年又公開檢討獲準歸國的畫家範曾，與會後率擁躉創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圖八萬沐初陽，聳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驕承大夢，千秋偉業向康莊”的頌聖樂章，儼然以詩勸進。受到“習大大”勉勵的周小平則發文抒懷，自稱“我待祖國如暖男”，還大膽僭越，獨家傳達了幾段新華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無緣與會的小品演員趙本山，自稱學習講話後“激動得睡不著覺”，被網友譏為“嚇得睡不著覺”。

 

延安自由隨意的會風，今日已無從奢望。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群言堂到一言堂，會風的精妙之處，就在於到什麽山唱什麽歌。

 

曆史地位：政治意義重於文化意義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走上黨內神壇的第一步。毛澤東從洛甫（張聞天）手中奪走了其分管的意識形態大權，接下來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總學委）架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利用對“教條主義”（王明）和“經驗主義”（周恩來）的清算鬥爭，震懾了整個黨內高層；又假手康生，以“搶救運動”的恐怖整肅，馴服了黨內中下層。在劉少奇的合作下，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為框架，將“毛澤東主義”奉為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後為避免斯大林不悅，改稱“毛澤東思想”）；又在胡喬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聯共（布）黨史》為樣板，根據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黨史（按：若論“曆史虛無主義”，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將王明等“國際派”釘上了黨史恥辱柱。在同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黨的集體領導格局壽終正寢，最終確立了毛澤東不容挑戰的領袖地位。

 

延安整風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始版本。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連收音機都未普及，僅有壁報、書報紙媒和一萬多讀者（根據毛澤東的統計），閉塞的環境成為造神的道場。閉關鎖國的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一元化得力於資訊的壟斷，造神運動曾一度登峰造極。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神聖的光環才逐漸消褪。自延安時代開始的文藝繁榮神話，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隻剩下八個樣板戲……

 

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顯然缺乏可持續性；信息時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變成一種西西弗式的無效勞作。從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識形態權杖的文藝座談會，政治意義重於文化意義，有文化史上的研究價值而難言文化價值。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種政治祭祀儀軌：“求助於過去的亡靈，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著這種古代的神聖服裝，說著這種借用的語言，來演出世界曆史的新場麵。”然而曆史環境變了，無論是有請馬克思加秦始皇，還是有請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語均已失靈。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難複製出新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