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仇的情節讓《琅琊榜》走紅

複仇的情節讓《琅琊榜》走紅

    最近電視劇《琅琊榜》紅極一時。為什麽受到觀眾的熱捧，究其原因除了演員等因素外，最主要是劇情符合中國人的口味。說《琅琊榜》是基督山伯爵第二，也就是以複仇為主題適應了中國人的思維。劇情將觀眾帶入了想像中的複仇境界，讓人心情為之一暢，眾口雲好。

    陸陸續續的，並且一定還會繼續，有很多“成功複仇人物”經由作家或編劇的手寫出來，這是中國人的需要。

    複仇應該是人的天性。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都會有個人的恩怨，當怨上升到仇的時候，複仇的概念就自然產生。所以有仇必報是古來所有經典著作所述說的人和事的最中心的內容。

    人類曆史不斷前進，複仇也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這因素比所謂生產力發展、環境變化起的作用更大。當一種仇恨集中了許多人，那就要鬧革命了，其實革命就是複仇的代名詞。孫中山鬧國民革命，就是要報滿州人統治漢人三百年的仇。

    要講複仇，這首先應該齊齊朝向一部偉大的作品《基督山伯爵》，這是世界文壇第一個出現的成功複仇人物。

    1845年，巴黎的《辯論報》開始連載《基督山伯爵》。作者是大仲馬。

    大仲馬生活在法國文學史上最為群星璀璨的時代。如雷貫耳的巴爾紮克、雨果、司湯達、福樓拜、左拉等，都活躍的創作在那個時代。但是，大仲馬的筆最是生花。《基督山伯爵》，以曆時1年6個月的時間，報紙136期的篇幅，講完了100餘萬字的故事。

    大仲馬總是樂嗬嗬說：“我愛所有愛我的人”。其實話裏有話，“我恨所有害我的人”睚眥必報。於是他筆飽蘸濃墨。基督山伯爵落地，去完成了他在這世上的複仇心。

   我們將《琅琊榜》和《基督山伯爵》，這相隔二百年的二部成功複仇人物的作品中，看作者怎樣通過自己的筆寫出人們對複仇的渴望，同時也寫出複仇的譎詐與人性的結症。我們也能夠從二部作品中體會，曆史向前二百年，人們對複仇的渴望絲毫沒有改變，隻是形式手段的不同。

    通過這二部作品，我們應該看到人們對複仇的哲理的認識是在不斷有很大進步。這進步是從《基督山伯爵》宣揚不順服、反抗，到《琅琊榜》的深思熟慮的陰謀設計。

當然，《琅琊榜》還是沒有達到《基督山伯爵》的複仇思維的高度。

  《琅琊榜》與《基督山伯爵》比較，對複仇的概念的清晰和報仇手段的設計還是有些高下。可以說是中國人想像的複仇心與西方人的想像有不同。對比《琅琊榜》與《基督山伯爵》，同樣含冤，同樣度日如年謀複仇，同樣智慧與鬥爭，甚至同樣取得成功進行複仇，《基督山伯爵》不采用腥風血雨般的極端，《基督山伯爵》刻畫出了罕見的人性哲理與人生況味，成為代表希望和自由的經典，《基督山伯爵》起到複仇的心理範型作用，這是《琅琊榜》無法與《基督山伯爵》比喻的方麵。

 

    看《琅琊榜》的劇情；梅長蘇（胡歌飾）作為天下第一大幫江左盟的首領，背負著十多年前巨大的冤案與血海深仇，出現在劇中。

   原來在十二年前，赤焰軍少帥林殊隨父出征北境、並率赤焰七萬將士抗擊敵軍，不料經歷浴血奮戰的七萬將士因奸佞陷害含冤埋骨梅嶺。林殊拾回殘命，歷經至親盡失、削骨易容之痛，從此化身天下第一大幫江左盟盟主梅長蘇。

   十二年後，梅長蘇藉養病，以白衣之身重返帝都，從此踏上復仇奪嫡之路。他默默隱忍著一切，選擇了幫助靖王（王凱飾）登上皇位。為七萬赤焰忠魂洗雪了汙名。

   全劇就是以複仇為主要線索，將劇情一點點鋪開。複仇、複仇、就是為複仇，劇中人忙於複仇，觀眾也在複仇的心態中欣賞著胡歌等演員的表演。

    這就是《琅琊榜》的成功之處，因為它適應了中國人的複仇之心。有人花一天時間，一口氣將幾十集看完，為什麽，就是因為不看到仇是複了，決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