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這是老年人的回憶，往事曆曆在目，讓人了解過去也充滿信心走向未來。
上海德大咖啡館的老吃客
早晨7點一刻，南京西路尚未完全蘇醒過來，然而靠近成都北路的德大西菜社門口，已經有人等候了。門口那個看上去三十多歲、一頭自然卷的男人倒是一臉淡定：“來吃咖啡。”
是的，早晨的德大是一間咖啡館，當年開在四川路中央商場的時候，與相隔不遠的東海咖啡齊名。這裏早上的開門時間是7點半。“天氣熱的辰光，門還沒開，已經老多人等在外頭了，像排隊一樣。人家不曉得的，還以為要買緊俏商品唻。”在店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黃建英說。
7點半還沒到，已經到崗的店員便把門打開了。來的年頭長了，客人都互相認識，所謂以咖啡會友，互稱“咖友”。
靠近吧台的方桌上放了十幾個保溫壺。卷毛拿起兩個容量較大的黑色保溫壺，走到靠窗的一張桌子旁，一個放在桌上，另一個順手塞到了桌肚底下。“來得早熱水瓶有保障，晚了都拿光了。”他解釋說。一樓共有13張四人座的桌子。5張長方形的桌子挨著圓拱形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中間一排是5張菱形放置的方桌；靠牆還有3張卡座。
卷毛隔壁桌來了位穿藍大褂的老先生。“某某死脫唻。”卷毛跟他議論起某位咖友。
“冬至前頭死的。今年要死脫7個了。”老先生感慨說。他把椅子側過來放，椅背靠牆，麵向整個咖啡廳坐下來，看起了報紙。
喝完咖啡喝茶，保溫壺都是要認主人的
靠窗最裏桌的沈平原也到了。“黑的呢？”他一來就找起了常用的那個保溫壺。
“黑的我這裏有。”看他到處找，卷毛隻好彎下腰，取出“藏”在桌腳邊的那個遞給他。
沈平原一頭板寸，穿件大紅色滑雪衫。他60歲不到，已經開始以老年人自居了。“我就住在附近，走走就過來了。年紀大的睏不著呀。老房子隔音不好，我假使待在家裏，要把人家吵醒了。年紀輕的要睏覺，老年人都起來了。有的跑到公園裏廂，我歡喜到此地來。”
說話間幾乎每張桌上都已有了客人，保溫瓶紛紛被領走。此刻才剛剛7點半。
“一隻台子，就是一隻圈子。”沈平原指點說。“每隻圈子大家聊的話題都不一樣。有的歡喜聊聊現在的形式、政治；有的歡喜聊聊打牌、搓麻將；阿拉台子上呢，歡喜講講咖啡吃好，到啥地方去聚餐，啥地方去旅遊旅遊。”
他一邊說，一邊去吧台拿了兩個煙灰缸回來。一個放在自己桌上，另一個遞給鄰桌瘦瘦的爺叔，看來咖友們都是老煙槍。“咖啡館嘛，就是這種格調呀。”他說。
早晨的咖啡優惠，10塊錢一杯。“10點鍾前頭全部10塊，針對阿拉老客人的。”沈平原說。逢年過節，店裏還會表示一些小心意。“年初一，阿拉老客人坐好，咖啡端上來，不要鈔票。一人送一杯，因為阿拉一年到頭天天在此地。中秋節呢，每個台子上擺兩隻月餅，斬好，一人吃一小塊。倒不是要吃他的月餅，就是覺得蠻開心的。伊拉這點做得還是蠻好的。”
這些老客人究竟有多“老”呢？“我18歲出來吃咖啡的，吃到現在四十年了。”
“老早都是這種咖啡館，南京路一路過來交關（很多）：從上咖，到‘大凱歌’，再到這裏對過‘小凱歌’，前麵轉彎角子圖書館（注：南京西路近黃陂路，原為上海圖書館，後為上海美術館）旁邊海燕——現在變銀行了，大光明電影院旁邊喜來臨，再過去德大、東海。現在都關掉了，隻有德大了。”
談起自己生長的弄堂，朱國權勁頭十足
“儂坐一歇呀，8點鍾以後人就多了。”坐在靠門口桌子上的朱國權招呼我坐下。他光頭發型，兩撇蠟筆小新一樣濃密的眉毛讓人過目不忘。桌上已經圍坐了幾個爺叔。
咖啡館裏的客人越來越多，講話分貝也逐漸高起來。手工咖啡燒得慢，客人們卻並不著急，一邊吞雲吐霧，一邊熱絡地聊著天，氛圍和連鎖咖啡館很不一樣，倒有幾分像是茶館店。
一個中年男人背著細長的背包走進來，在藍大褂老先生那桌坐下。打開背包，取出一把二胡拉起來。二胡的樂聲緩慢而悠揚，男人神情專注，似乎並不為周圍的高聲談笑所擾，而其他人也早已習以為常，都不曾轉過頭來特意看上兩眼。
朱國權這桌愛聊的是“社會行情，做生意的信息，大家談談心得體會，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朱國權年輕時在海鷗照相機廠上班，“關脫唻，作孽”；後來自己做點生意，做做股票，“最近股票難弄，邪氣（非常）難弄”。
一提到自己生長的那條弄堂的名字，朱國權仿佛聲音都高了八度。“我就住在對過靜安新邨，老早阿拉弄堂出來就是‘小凱歌’咖啡館，我12歲就開始吃咖啡了。”
咖友們口中的“大凱歌”、“小凱歌”是凱司令西點的別稱。“文化大革命的辰光，凱司令改叫‘凱歌’。靜安別墅旁邊的是三開間門麵，所以叫‘大凱歌’，阿拉弄堂門口是一開間門麵，叫‘小凱歌’。凱司令的門頭是阿拉寧波人設計的。”
如今朱國權已經搬出了這條弄堂，但每個禮拜還是會來喝一兩次咖啡。這天過來，是因為還住在弄堂裏的老母親特意給孫女買了新雅粵菜館的包子，叫他帶回去。“儂叫是來得晚了，早幾個月來就好了。有兩個吃咖啡的九十幾歲了，現在住到醫院裏了。”他說，“等阿拉這個歲數的人老了，這種咖啡館就沒人來吃了，後頭斷層了。”環顧整個咖啡館，像卷毛那麽年輕的可以算是特例，55歲的朱國權已經算小的了。
“不是咖啡沒人來吃，是‘咖啡茶館店’沒人來了。”旁邊的爺叔糾正他。
一杯杯香濃的咖啡已經端上桌了，搭配的是三花淡奶。老咖友們說：“淡奶是德大行（流行）出來的，東海沒的。吃咖啡，一定要加淡奶，不然咖啡的味道‘吊’不出來。奶精阿拉不吃的。”他們也知道現在流行的是卡布基諾、拿鐵之類的花式咖啡了，所以末了要加一句：“阿拉還是歡喜吃比較老式的咖啡，不歡喜新式的。”
德大的經理勞建榮說，過去一杯咖啡有三種喝法。“咖啡剛剛端上來，有一定的溫度和香度。先吃兩口，他覺得今朝咖啡吃得相當適意（舒服）。隨後稍許擺點糖，嚐點甜味的感覺。吃兩口，放一歇，再吃兩口。這樣咖啡隻剩三分之二了，再加點奶，吃兩口。這口吃好，咖啡基本上隻剩三分之一多一點了。擺了嗨，不吃了。”
為什麽不吃了呢？“因為這杯咖啡要吃將近一個半鍾頭到兩個鍾頭。留一點咖啡，大家開始吹牛皮了。其實真正的咖啡，他前頭已經吃光了。”他說，“吃咖啡其實就是種感覺。一個清咖，一個糖，一個奶，分成三步去吃，幾種味道都嚐過了。”
此時店堂裏幾個爺叔就著咖啡啃起了三明治或是大餅，這一頓早飯吃得是“相當適意”。喝完咖啡，保溫壺要派上用場了。“咖啡杯溏一溏，再倒杯白開水。有交關年紀大的，要吃藥的。”勞建榮說。
店裏還提供玻璃杯，供客人泡茶喝。“茶，阿拉是不賣的。但是可以提供開水跟杯子，儂自己帶茶葉來。基本上到此地來吃咖啡，還是比較人性化的。”
德大早間咖啡，享受的就是這份鬧忙和煙火氣
周末十多個咖友們圍坐在一起的場景，和勞建榮三十多年前剛進單位時看到的一樣。“德大是（上世紀）70年代初期恢複咖啡的，我1979年進單位的時候人氣已經很旺了，圈子基本成型了。”
“吃咖啡是種享受，但是這裏的享受，不是享受清靜。一清靜，他反而覺得沒這個氛圍了，吃得沒勁了。他在這裏吃咖啡，就是要香煙嘛吃吃，牛皮嘛吹吹，咖啡嘛再吃吃。人要多，這個台子牛皮吹吹，再到那個台子牛皮吹吹。這是德大老咖友的享受方式，跟現在小青年去的咖啡館完全兩樣。”在勞建榮看來，“這才真正體現出上海人吃咖啡的特點”。
當時，德大燒的就是“小壺咖啡”。“它好在哪裏？這樣一燒，整個店裏都有一股咖啡的香味，一下子就散發出來了。”不過，店裏隻有兩個咖啡壺，燒一壺咖啡是2分鍾45秒，一壺倒5杯。這樣家庭式的操作方式，客流量一大，來不及了怎麽辦？“來不及就用銅吊（銅製燒水壺）。”勞建榮說。
“上海牌咖啡，250克一個罐頭，當時隻有食品公司有賣。一罐燒一銅吊，可以倒18杯到20杯。”具體怎麽燒法呢？“一銅吊水，燒開以後，咖啡倒下去。用一根專門的木棒頭來搗，開小火讓它不斷‘撲撲撲’在滾，燒三到四分鍾的樣子。燒好以後先擺著，讓咖啡渣沉澱。倒出來的時候要經過一層過濾，再放到咖啡壺裏保溫。”
德大的小壺咖啡，就是用這個壺燒出來的
與“小壺咖啡”相對應，這樣燒出來的咖啡叫“大壺咖啡”。兩種方法燒出來的咖啡味道自然有區別，清晰度也不一樣。“小壺燒出來的咖啡是透明的，調羹擺在咖啡杯裏，有一半看得出。銅吊燒出來的就比較渾濁。但賣的價鈿是一樣的。”勞建榮說。
那麽，這麽多客人，誰喝“小壺”，誰喝“大壺”呢？“儂要吃到小壺咖啡，首先要在德大吃上幾年，要讓大家都認得儂。儂要混進這個圈子，然後才能夠吃到。”他說。
許多咖友都還記得德大有位名叫“顧瑞華”的老經理。“他是學生意出身，咖啡燒得特別好。同樣是‘大壺咖啡’，阿拉親眼看他燒，燒好倒出來是清呃，不渾。蠻怪呃。其他隨便啥人來燒，燒不出來的。”一位老咖友這樣回憶說。
如今，老顧已經西去，咖友們感慨，“阿拉這點人，從德大1角7分一杯咖啡吃到現在，有二三十年了。”
朱行鈞老先生75歲了，“咖齡”50年。“一年365天，吃咖啡我不‘脫班’（遲到，缺席）呃。”他說，“一天不吃咖啡，好像一樁事體沒做，所以一定要來。吃到我走不動，沒辦法了，不來了。”他說話的時候語速不急不慢，臉上帶著笑。
朱行鈞說，自己從出生到現在，在上海的住所“沒跑出過靜安區”。小時候，家裏在愚園路上有幢小洋房，之後搬到大沽路上，後來又動遷到常德路。他喝咖啡，是受祖父和父親的影響。“我祖父是吃洋行飯的，老早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的買辦。阿拉爸爸是小開出身，歡喜吃咖啡。”他記得，小時候家裏煮咖啡，買的是聽裝的巴西咖啡。父親有時早上一個人喝，有時下午等朋友來了一起喝。“我自己聞到咖啡一股香味道，逐步逐步就開始吃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咖啡一度斷了供應，隻好吃鵝牌咖啡茶過癮頭。“一塊塊四四方方的，家裏衝了吃。”後來咖啡館重新恢複，他開始到處跑咖啡館。“那個辰光我當技工，從單位跑到德大隻要10分鍾。1角5分錢一杯咖啡，吃好再去上班。”他回憶說，“阿拉爸爸一般在家裏吃，我歡喜在外頭活躍，交交朋友。剛剛開放的辰光跳交誼舞，我也歡喜的。”
在他看來，現在德大的氛圍和他年輕時去的那些咖啡館差別並不大。“儂去吃咖啡，總歸有圈子的，大家瞎聊八聊。那個辰光有老的一批客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也蠻多的。”
從德大搬到南京西路的第一天開始，朱行鈞就在這裏喝咖啡。“吃咖啡等於是一種交流。本來是一個人來吃，吃吃呢，大家聊聊。聊得對頭的，一個人變成兩個人，兩個人到三個人，就形成圈子了。這幾個人坐這個台子，總歸是這個台子。假使今朝來的辰光這個台子還沒人，其他人也不會去坐。”
一張桌子上的人天天見麵，也會相互掛念。“儂幾天不來，這裏吃咖啡的朋友就要問了：他做啥沒來啊？是有事體還是生毛病啦？都會牽記的。有啥消息，大家都曉得了。”朱行鈞說。
“阿拉在講這裏一個老咖友。”沈平原說，“他原來住在虹橋，蠻好的。後來搬到石洞口，太遠了，沒人講話，不對了。現在他從家裏到德大，認得的；從這裏回去，不認得了。伊拉屋裏廂尋不到他人，就到德大來尋，必在德大。上海其他地方他都不認得了，就認得這裏，腦子就到這種程度，儂想想看。”
“阿拉這裏這樣的人多了。”他說，“還有兩個老的腳不好動了，女兒叫司機把他送過來，咖啡吃好再送回去。阿拉講，這個樣子嘛不要來唻。伊拉女兒講不來事（不行），一天不送過來，他在家裏麵孔就板了，不講一句話。來過了，就開心了。這是幾十年的習慣。”
自從前年秋天生了場大病，81歲的韋雙喜有一年多沒來過德大。過去他幾乎是天天要來的，每天下午來喝一杯咖啡。——他覺得上午人多，有點雜。
“這腔人稍微好點了。”這天中午，他特意過來吃飯。“吃塊牛排，吃一隻湯，吃點蒜香麵包，揀自己歡喜吃的。實際上，此地牛筋我也來得歡喜。”他說。
問他從什麽時候開始喝咖啡的，他倒是笑起來了：“1956年，算到今年59年了。”其實“咖齡”還可以往前推：“小辰光呢，伯伯一直帶我吃咖啡去。他是做生意的，‘老國際’（指在國際飯店喝咖啡）了。”等大學畢業有了工作，韋雙喜自己跑咖啡館了，“揀中了皇後咖啡館，在漢口路上，和平電影院旁邊”。
在咖啡館裏耳濡目染，他對煮咖啡的學問有了一定的了解。“咖啡這樣物事（東西），人人會燒，又人人不會燒……所以咖啡火候蠻要緊。更重要的，燒咖啡要有敬業精神。”
除了傳說中的老顧，德大過去還有一位咖啡燒得很好的女師傅，名叫“錢寶珍”。“她最早是在中央商場裏廂美心咖啡館做的。”在韋雙喜的心目中，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灘上最好的咖啡館。
“美心門麵一點點大，店裏沒啥豪華裝修的，但是弄得清清爽爽。老板燒咖啡注重質量，生意好得不得了。好到啥程度呢？外灘寫字間的人來吃，吃到後來，香港明星夏夢、唱京戲的馬連良、上海交關名演員都跑到此地來吃，就要吃他一杯咖啡。他啥物事都不賣呃，就賣一點吐司。”他口中的美心咖啡館，就像是一位大隱於市的武林高手，在當年咖啡館眾多的上海灘上，贏得了自己的口碑。
當時的愛咖啡之人都恪守低調，毫不張揚。“我學校裏的老同事朱老師，他也歡喜吃咖啡。但是阿拉兩個人在咖啡館裏碰到呢，搭個頭，不打招呼，就當沒看到。回到學校裏也不多講。文革以前正常生活的辰光，吃咖啡被單位曉得也不大好。這個屬於資產階級生活，個末（那麽）自己要注意呀。”
“文革頂亂的辰光，我印象老深的。有趟到小凱歌去，吃咖啡吃到一半，突然之間有人衝進來了。‘立起來，立起來’，矮凳全部收掉，大家立著把這杯咖啡吃完了。”
再到後來，咖啡館關閉了。為了維持經營，德大賣過生煎饅頭，東海賣過春卷跟肉皮湯。“吃咖啡逃難噢！不好吃了哪能辦呢？有兩個地方好去。作孽了，攤頭咖啡。一個是中央商場大堂裏廂，搭了個棚，一角一杯，大壺咖啡，吃一杯跑路；還有一個在八仙橋，金陵中路、龍門路上有一爿合作社，賣米的，伊拉也燒咖啡，燒得算還比較可以了。”
在通訊尚不發達的年代，咖友們倒還是經常能夠碰到。“這蠻奇怪的。到辰光一傳十，十傳百，都會來的，總歸碰得著的。阿拉圈子裏有個吃咖啡的姓魏，舊社會大資本家，有私人飛機的。他講我最困難的辰光長矮凳當床，麵盆當枕頭，咖啡要吃的。”
學校裏的那位朱老師也割舍不下愛好。“那個辰光拉幫結派蠻結棍的。吃好飯，他人不見了。這裏就議論：他到對方那裏通風報信去了。其實我曉得的呀，老頭子難過死了，跑到八仙橋吃咖啡過癮頭去了。我又不好講。”
熬到1972年初，韋雙喜有天騎腳踏車經過德大，發現廣告貼出來了：正月初四開門，恢複小壺咖啡。“當時尼克鬆要訪問上海了，所以上咖、德大都恢複了，紅房子倒還沒恢複。哦呦，吃咖啡的人眼睛尖的呀，都往裏廂鑽了，大家像報喜一樣。”他說，“我年初四值班。年初五第一樁事體，吃咖啡去了！”
咖友們又天天碰麵了。“阿拉吃咖啡關係認得的，發展到現在，私交相當好。幾十年當中，風風雨雨交關，還是天天要吃咖啡，天天要聚在一道。”韋雙喜說，“這點朋友真的不簡單，誰有點不適意，都過來看儂、關心儂；誰屋裏廂有事體，都想辦法幫忙。”
回憶咖啡往事的時候，韋雙喜的目光一直在遊移。經理勞建榮穿著一身整潔的廚師工作服經過，兩人互相點了個頭。看到某位店員過來，他也會跟人家聊兩句。“這裏的工作人員我基本上都認得。我生毛病，伊拉也來看我。”他說。
“不是，這個反映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實際上外國現在也已經過去了。”王哲民卻正色道，“儂現在到美國，根本不要想尋到一爿類似的咖啡館。我在紐約、洛杉磯尋遍各種地方，沒這種咖啡館了。可能在歐洲某些角落裏，還能夠尋到。”
他也記得文革時期中央商場裏的“棚棚咖啡”。“那個辰光我已經被抄家掃地出門，在學校裏關了一年多。後來總算放我回去了，下班辰光又去吃咖啡。中央商場裏的咖啡真是亂世當中的一個小天地，其樂無窮。”他說。
這個“其樂無窮”，自然是打引號的。“在邪氣無奈的生活當中，一切實際上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人呢，還是向往生活的囉。要不是我女兒隻有兩歲，當時我肯定自殺了。因為她，我死不下去。所以人始終要往前麵跑。大家一道吃吃咖啡，聚一聚，就覺得日腳還可以過了。待在中央商場一爿小飯店裏吃一客晚飯，豬油渣炒青菜，一角兩分錢，吃得津津有味。比此地吃牛排還要有味道。”
“所以說，悲慘時期的人，並不一定邪氣悲慘。現在我也不見得覺得邪氣幸福。”他感慨說。
和其他老咖友不同，夫婦倆並不排斥新興的咖啡連鎖店。這可能和他們去美國度假的經曆有關。“女兒住在俄勒岡州最大的城市波特蘭附近。阿拉每年暑假去住三四個月，逃掉上海的夏天。”王哲民說，“到那邊，我們每天都去星巴克，所有的服務員都認得我們。在門廊裏拿一杯咖啡，看美國老百姓走進走出，也是一種樂趣。跟他們海闊天空，很有意思，他們也來自世界各地。”(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