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這是老年人的回憶，往事曆曆在目，讓人了解過去也充滿信心走向未來。
大陸用曾國藩教育幹部了
在大陸，過去中共一貫宣傳曾國藩是屠殺太平天國起義農民的劊子手。宣傳力度很大，因為蔣介石一貫崇拜曾國藩，以曾國藩生平教育國民黨人，提倡學習曾國藩的人品和家訓。
現在大陸要用曾國藩來教育幹部了。人民網刊登許多有關曾國藩的正麵宣傳資料。
摘要如下；
入京之後，曾國藩步步升遷，身居要職。但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貧。“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窘’。
1832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仆人陳升發生衝突。因為窮困拮據、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瞧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過後，陳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尋高枝了。這件事讓曾國藩頗受刺激，寫下一首《傲奴》詩。
1841年曾國藩的收支進行統計，其薪俸與公費合計為白銀129.95兩，但各項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決，包括住房、服裝、社交應酬、出行車馬費、日常生活開支等，當年，這些支出合計白銀608.46兩，赤字為478.51兩。曾國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製的縮影，“由於傳統社會一直沒能建立起約束各級權力的有效機製，薄俸製讓官員的整體腐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曾國藩那時也買不起房。清代京官在住房問題上不享有補貼。除了個別人享有皇帝的賜第外，京官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購。二是租房。曾國藩北漂租房，房租竟然占一半薪水。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曾國藩生了一場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騾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萬順客寓，兩個多月後才病愈，於十月初六由客寓搬到果子巷。本來他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看定一處住宅，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銀66.95兩，已占薪俸之半。
十三年間，曾國藩總計搬家八次。總的趨勢是居住條件越來越好，租金也從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斷上漲。具體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條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繩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裝修費用，共花去白銀97.87兩。（注：清道光年間，一兩白銀等於1000文錢，約等於人民幣200元，清朝六品官員年俸45兩白銀。）
曾國藩進京當了整整五年的官，沒有給兩位舅舅寄過一文錢。幾年後，曾國藩聽到二舅貧病而死的消息，大哭一場。
曾國藩到四川擔任鄉試主考官時，為了維持翰林的體麵，不得不花錢置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但戴的蜜蠟朝珠卻是假貨。
在家書中，他描述了自己這種天天為錢發愁的苦惱：“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當時的曾國藩，已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堂堂的副部級幹部。
中國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製，但即使在薪水最低的朝代，也依然有清廉的官員。不過，從大數據來看，收入過低，又沒有朱元璋那樣的鐵腕反腐，確實容易引發大麵積的貪腐。明清兩代是中國曆史上薪俸最低的朝代，這兩個朝代後期的腐敗程度之深、麵積之廣，堪稱“登峰造極”。這並非偶然。
曾國藩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大家，其家訓雖然屬於家庭教育的範疇，但其教育思想在社會教育層麵上也具有很強的普適性。曾國藩在對孩子的教育中，特別強調“窮”是“善身”之道。
38歲的曾國藩，為堵住政敵的惡言誹謗，當眾把自己脫個精光，光著屁股走進銀庫清點現銀……《曾國藩發跡史》講述的是曾國藩如何從一名無權無勢的普通“公務員”，九年連升十級的全過程。
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一年淨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帶兵十二年，合法工資收入可達六萬四千八百兩。寧可把大量錢財用於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裏，除了不靠做官發財之誓言外，曾國藩還有更深入的考慮。
曾國藩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一年淨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帶兵十二年，合法工資收入可達六萬四千八百兩。何況他又擁有絕對的財政權。湘軍軍費的發放，全靠他一支筆。從鹹豐三年創建湘軍到同治七年戰事基本結束，曾國藩先後支出軍費三千五百萬兩左右，由於沒有正規的財政製度，曾國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筆納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太輕鬆的事。
但曾國藩卻沒有因此而發財致富。雖然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他寄回家裏的錢，卻比以前當京官時還要少了。從軍之後，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大率在一百兩之數，低於他清苦的京官時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出山帶兵時所發的那個“不靠當官發財”的誓言。曾國藩在家信中這樣說：“餘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誌。”
當然，發誓在軍中“不要錢”，並不隻是為了保持個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國藩深知廉潔對戰鬥力之重要。隻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誌向，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戰鬥力的隊伍。
那麽，曾國藩自己的合法工資，都用到哪了呢？第一是用於軍隊開支。鹹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餘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餘囑其解交藩庫充餉。”第二個方向是用於地方公益事務。家信中有多次記載，他寧肯把收入捐給戰區災民，也不送回家。鹹豐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鄉期間，曾指示弟弟曾國荃，在應酬及救濟紳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錢。
寧可把大量錢財用於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裏，除了不靠做官發財之誓言外，曾國藩還有更深入的考慮。曾國藩有一個獨特的金錢觀：奢侈的生活環境不利於子孫的發展。
他曾在家信中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他說他決不“蓄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依作惡，必且大玷家聲。”
所以，他不多寄銀錢回家，也是擔心家風因此而壞。他在家信中說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這一思想是曾國藩教育觀念的一貫基礎。所以他在給曾國潢、曾紀澤的家信中，對後代的生活作風反複絮言。然而曾國潢對曾國藩的這些話，執行得並不到位，曾國潢自認為作為湘鄉“第一鄉紳”，他生活已經十分節儉了，但在曾國藩看來，他在許多地方浪費了銀財。鹹豐六年三月，曾國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雲家借銀二百兩，事後希望曾國藩代為償還。曾國藩寫信拒絕，要求家中賣地償還此項：“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隻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
因為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陽買田的舊賬，曾國藩對曾國潢十分不滿，鹹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國潢的信中說了十分重的話：“澄弟與我湘潭一別之後，已若漠然不複相關，而前年買衡陽之田，今年兌李家之銀，餘皆不以為然。以後餘之兒女婚嫁等事，弟盡可不必代管。千萬千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