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程小青看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曆史

 

　　值得略加過評的是程小青為偵探小說在文學領域中爭席之地的言論。程小青指出，偵探小說在歐美雖有近百年之曆史，“而其在文學上之地位眾議紛紛，出主人奴，迄無定銜。”不少人還“屏偵探小說於文學疆域之外，甚者曰偵探小說為‘左道旁門’而非小說之正軌。”他認為在歐美尚且如此，在國內更無偵探小說的地位，盡管它有廣、大的讀者。於是送小青從想象、情感和技巧方麵論證偵探小說的文學素質。他認為任何文學體裁都需要想象，而偵探小說這一門類卻更少不了想象這個元素；他對有些人說偵探小說不能“訴諸情感”是憤憤不平的，他指出偵探小說能令讀者的感情進人驚濤駭浪的境界：“忽而喘息，忽而駭呼，忽而怒跳欲裂，忽而鼓掌稱快…。”在技巧上，程小青指出。“偵探小說寫驚險疑怖等等境界以外，而布局之技巧，組織之嚴密，尤須別具匠心，非其他小說所能比擬.”
    在三十年代，他寫過一篇《從“視而不見”說到偵探小說》，中肯地指出偵探小說能培養“精密的觀察力”。他說：“我們天天張著眼睛，而實情所‘見’的卻實在很少很少！所以‘視而不見’。除了有特殊夥訓練以外，委實是一般人的通病。……我敢大膽地介紹一種療治‘弱視’病的膏方，那就是偵探小說。’”的程小青認為，幾喜讀善讀偵探小說的人，本身也差不多做了書中的偵探，對於書中所寫的環境，所舉的事實，也會像書中的主角一般，一絲一毫地都不放過。他們往往能從有意無意的事物，行動，言語上，推測案情的結局。他們在小說上的這種精密的觀察和注意，一旦移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就可療治“視而不見”的通病。在五十年代，程小青又撰文闡釋偵探小說能向讀者傳授“鑒貌辨色、聆音察理”的方法：“純兀的偵探小說總是在故事情節中包含著耐人尋味的有力的暗示———一什麽？為什麽？怎麽樣？憑這些暗示，它吸引、啟發和紮動著讀者的思維活動。由於天賦的求知欲的被激發，讀者常常會給這些暗示所吸引住，進而欲罷不能地循著作品所指引的正確的思維軌道，步步進展，步步深入，最後終於以揭穿謎底、解決疑問而稱快，同時也能在分析推理的思考上得到一次鍛練。”購程小青對偵探小說的功利觀，往往側重於“啟智”方麵，而在“移情”上的闡釋是做得不夠的。

　　最後我們還不得不涉及一個非涉及不可的問題，就是偵探小說與文學界的關係問題。為了爭偵探小說在文學領域中的地位，程小青總覺得文學界對這種文學品種未予以重視，甚至是側目而視，因此，他是頗有一點情緒的。在他的文章中時時流露一種含蓄的怨言。但他決不攻擊新文學界，最多隻表白了一種十分遺憾的心情。這裏借用《霍桑探案袖珍叢書·姚序》中的一席言論，是很可以代表送小青的觀點的：“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仿佛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為這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著它的的存在。”政這裏的“新文學界”’實際上是左翼革命文壇的別稱。當時，左翼革命文學家的不重視偵探小說，是毋庸諱言的。因為在反動統治者的壓迫下，左翼革命文壇所從事的是揭露舊社會階級壓迫和奴役剝削的文藝，是塑造解放者的英雄形象的文藝，認為這才是為建設新中國造革命輿論的文藝，為新政權的呱呱墜地催生的文藝。而偵探小說，在有些人看來，僅不過是“治安文藝”而已，作為舊社會的叛逆者的革命文藝家還無暇顧及。在今天看來，這種情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偵探小說所要啟的“智”，在那時顯然還不是當務之急，也不可能提到左翼革命文藝的日程表上來。所以在當時新文學界對偵探小說家未加研究和予以重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之後，為了保衛自己的政權，就要警惕外國間諜和敵特的顛覆和破壞活動，還要與刑事犯罪分子進行尖銳的鬥爭，所以在五十年代的肅反運動時期，從大量翻譯蘇聯的驚險反特小說開始，出現了不少以公安人員破案為題材的驚險小說、肅反小說。在1957年春，程小青又重新創作驚險通俗小說，當年5月21日，程小青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從偵探小說說起》。但時隔一月，從反右鬥爭開始，這種題材又重新落寞，因此，程小青的重印重譯“舊的純正的偵探小說”的建設也不可能得到采納。這種落寞期一直延續到“四人幫”被粉碎，才有了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