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以色列，我們勝利了嗎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是一次又一次。是勝利了。但是，我們和以色列比較一下，我們是徹底的勝利了嗎？
從德國和以色列簽訂的條約，可以看到，德國承認自己的罪行，並且做了完全的賠付。
到今天，日本又怎樣呢？

讓我們看一看德以《盧森堡條約》的曆史及影響

  希特勒上台後，納粹德國對猶太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對猶太人實行殘酷的種族滅絕政策並大肆掠奪猶太人財產，這段曆史也成為猶太人曆史上最為悲慘和血腥的一頁。1948年到1949年，以色列國和聯邦德國相繼建立，曆史的悲劇帶來的戰爭賠償問題迫使這兩個嶄新的國家走到了一起，為各自的利益展開了一場艱苦的談判，並最終在1952年6月10日簽訂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盧森堡條約》。該條約絕非單純的戰爭賠償條約，它的簽訂凸顯了新生的聯邦德國長遠的外交戰略構想和西方國家集團內部的微妙關係。

 

一、聯邦德國的外交構想和困境

 

聯邦德國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層開其對外關係的。具體表現為，聯邦德國建立後，美、英、法三國仍然在德國保持占領製度，聯邦德國並無主權和平等地位。更加傷害德國人民感情的是，冷戰的開始使德國陷入了長久的分裂，實現國家統一成為聯邦德國領導人最為沉重的負擔，對於聯邦德國的處境，上任伊始的阿登納總理有著清醒的認識，“我們的地理位置使我們處在生活理想完全對立的兩大國家集團之間。如果我們不願被碾碎的話，我們必須不是倒向這方，就要倒向那方”。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成為聯邦德國唯一的選擇。問題在於，重新融入國際社會並非聯邦德國一廂情願就能夠實現的，如何化解歐洲乃至世界的不信任成為擺在以阿登納為首的領導人麵前最緊迫的任務，曆史上德國暴力尚武的形象絕非一朝一夕就能夠改變，如果期望獲得歐洲和世界人民的諒解，聯邦德國就必須就過去的罪行作出最誠摯的道歉。因此可以說，道歉和回歸國際社會就是聯邦德國建立後的外交第一要務，“建立對我們德國人的信任是最高的準則。對我們的這種信任增長的愈迅速、愈堅定，就將愈快地實現結成夥伴關係這一目標”。而恰在此時，1951年以色列和世界猶太人組織開始向聯邦德國發出戰爭賠償的要求，與猶太人的賠償談判就給德國表達戰爭反思、重回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戰後據專家估計，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有高達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高達上百億美元的猶太人財產被掠奪、沒收及征用。如果聯邦德國要為過去的戰爭罪行道歉的話，那麽向猶太民族道歉和賠償則是其首當其衝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不僅是道義上的責任，更是戰後盟國對德國民主改造成敗與否的標尺，或者說德國的一舉一動都在盟國的注視之下。1949年7月，當時的美國駐德國高級專員紂翰·J·麥克洛伊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如下聲明：“德國人以何種方式對待猶太人，這是考驗德國民族製度的試金石。”這一聲明傳達的信息是，如果聯邦德國試圖重回西方世界，那麽通過對猶太人賠償來取悅美國——猶太人集團在美國政界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就不失為明智的選擇，對此聯邦總理阿登納深諳其道。他多次公開表示對納粹暴行的譴責，“再也沒有比消滅猶太人這種勾當使德國更為名譽掃地而使我們不齒於別國人民的事情了”。聯邦德國成立伊始，阿登納就於1949年11月11日公開表示，新的德國政府決定“對施加於猶太人的錯誤行為進行賠償……我們把這種賠償看作是我們的義務”，並提出給予以色列一千萬馬克的物資援助。1951年3月12日，以色列向德國的四個占領國美、蘇、英、法遞交外交照會，全麵闡述了以色列代表猶太人民要求德國戰爭賠償的理由和賠償的數額及方式。美國支持以色列通過與聯邦德國直接談判解決賠償問題，並積極安排阿登納與以色列財政總監霍羅威茨於4月19日在巴黎秘密會見，就賠償問題交換了意見。霍羅威茨在會談中提出了以色列與聯邦德國舉行賠償談判的兩個前提條件：一是聯邦德國政府發表正式聲明譴責納粹政權的罪行，一是把以色列3月12日照會的賠償要求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1951年8月底，聯邦德國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與以色列和平運動”，要求德國主動尋求與猶太人和以色列和解。來自國際和國內的壓力，迫使阿登納政府更加積極地在猶太人賠償問題上作出表態。1951年9月27日，阿登納在德國聯邦議會發表政府聲明，表示聯邦德國政府願意對納粹政權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願意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社團進行賠償，“以便為洗刷精神上的無限的痛苦鋪平道路”。阿登納的聲明獲得了國內外的普遍好評，《漢堡回聲報》認為這是“德國人內心變化的基礎”，《華盛頓郵報》稱其為“從1933年以來來自於德國的最好事情”。12月6日，阿登納與世界猶太人組織的代表內厄姆，戈德曼博士在倫敦舉行了首次私人會晤，就德以賠償談判問題達成了若幹共識。阿登納以書信的形式同意了4月19日霍羅威茨提出的以色列參加賠償談判的兩個前提條件，從而為德以談判的開始掃清了障礙。1952年1月9日，以色列議會決定接受聯邦德國舉行談判的要求。

 

在此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聯邦德國政府在賠償問題上的積極舉動，而應將其納入戰後初期聯邦德國整體外交局勢中考慮，不這樣就不足以彰顯以阿登納為首的德國領導人在賠償問題上的虔誠態度和深謀遠慮。事實上，德以賠償談判正值戰後德國曆史上處理和解決德國最重要問題的一個時期，有很多更為重大的問題等待解決。1951年至1952年，事關聯邦德國恢複主權與重新武裝的談判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51年9月，英、美、法三國外長在華盛頓舉行會議，決定與聯邦德國締結《和平協定》，以代替《占領法規》，決定通過與聯邦德國談判締結四國協議，使聯邦德國參加歐洲防務集團，結束其在政治、軍事上的真空狀態。1951年9月開始，阿登納和西方盟國經過9個月談判，1952年5月26日在波恩簽訂了相互關係的“一般性條約”，即《波恩條約》。聯邦德國獲得了內部獨立權，結束三國對聯邦德國的軍事占領(柏林除外)，承認其是“國際社會中自由平等的一員”。5月27日，歐洲煤鋼聯營參加國在巴黎簽訂《關於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條約》，聯邦德國建立軍隊公開化、合法化。除了以上紛繁蕪雜的外交事務，阿登納政府還麵臨嚴重的財政困境。聯邦德國當時還在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經濟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其即將參加歐洲防務集團又必將增加財政負擔，是無法靠自身力量向以色列支付大規模賠償的。盡管麵對上述的眾多重大外交事務和財政困難，阿登納政府還是毅然將與猶太人的賠償談判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考慮，並沒有選擇退縮。可以說，沒有長遠的戰略眼光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阿登納對此的感受是，“不管我們的財政狀況如何，同猶太人代表進行談判以取得圓滿的結果，始終是最為重要的一項義務”。“在這種局麵下，必須把政治放在經濟和財政之前首先予以考慮。”

 

二、以色列和世界猶太人組織的努力

 

1948年以色列國的建立使通過國家間談判解決對猶太人賠償問題成為可能，以色列能夠代表全世界猶太人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向國際社會表示獲取賠償的願望。在此我們需要回顧以色列建國後麵臨的內外困境。由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持續不斷地匯集到巴勒斯坦地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在1948年是650，000人；今天的以色列人口超過1，300，000人。移民以每年200，000人的速度在繼續”。由於以色列實行無限製的移民政策，無條件接納一切願意移民以色列的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到1950年底其人口已經比建國時翻了一番。日益增長的移民安置費用和對死難者遺屬的救助使以色列財政不堪重負。第一次中東戰爭的爆發使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在支付沉重軍費開支的同時陷入了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封鎖。到1950年底，以色列財政瀕於崩潰，外匯儲備僅剩約1000萬以色列鎊。以色列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基礎工業建設剛剛開始，因此對國外援助的依賴相當嚴重。其獲得外援的傳統途徑分別是世界猶太人的捐款(尤其是美國猶太人的聯合募捐)和美國銀行貸款及美國政府經濟援助。到1950年底，無論國外捐款還是美國援助都急劇減少，根本無法滿足以色列的經濟需要。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以色列領導人被迫開始尋求從德國獲得賠償，“沒有其他國家能夠給予以色列期望從德國得到的相同數量的資金，因為沒有其他國家有相似的道義責任”。

 

以色列政府於1951年1月16日和3月21日分別向美、蘇、英、法四，國遞交了外交照會，提出德國向猶太人賠償的道義責任和大致數額，希望四個占領國替以色列向德國索取賠償。蘇聯對此不予理睬，使以色列失去了向民主德國索取賠償的機會。美、英、法三國因為早前已通過《巴黎賠償協定》就盟國從德國獲取賠償達成了決議，都拒絕代表以色列向德國要求賠償。但美國支持以色列與聯邦德國進行直接談判解決賠償問題，此舉也能減輕美國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壓力。其後由於聯邦德國政府的積極回應和戈德曼博士與阿登納總理的前期交流，德以雙方終於克服阻力，同意在荷蘭海牙附近的小城瓦森納爾(Wassenaar)舉行談判。

 

三、瓦森納爾談判

 

1952年3月20日，德以賠償談判在小城瓦森納爾秘密舉行。猶太人世界提出的要求可以歸納如下：第一，給予以色列國作為安置難民之用的總賠償額為10億美元；第二，給予“要求賠償聯合會”作為無繼承人要求的總賠償額5億美元；第三，修訂和統一德國國內賠償法以解決受害者的個人要求，這些個人要求不應受總解決的影響”。

 

以色列和聯邦德國的談判充滿了波折。盡管阿登納曾接受了以色列提出的10億美元作為談判的基礎，但當時正在召開的倫敦債務會議卻使德國代表不敢對此數額作出保證。因為此次會議將決定聯邦德國獲得國外貸款的最高額度，而美、英、法三個占領國依然控製著西德的外匯支出，這促使聯邦德國代表堅稱隻擁有有限的支付能力，要求以色列降低賠償數額，延長賠償期限。4月7日，伯姆教授提議等倫敦債務會議結束後決定賠償的具體數額和支付方式，遭到了以色列方麵的強烈反對。雙方談判陷入僵局，5月6日，以色列議會決定暫時停止談判。聯邦德國代表對自身財政困難的顧慮顯然並不能讓猶太人方麵滿意，美國和英國政府也警告聯邦德國不要使瓦森納爾的談判失敗。各方麵的壓力迫使阿登納總理采取主動行動，把對猶太人賠償的道義性質淩駕於實際困難之上。5月23日和28日，伯姆教授和阿登納總理先後在巴黎與戈德曼進行會談，表示德方願意提高賠償總額，盡力滿足猶太人方麵的要求。6月10日，德以雙方代表在波恩舉行秘密會談，就所有重要問題都達成了妥協。阿登納稱這次會議“產生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為瓦森納爾談判重新開始鋪平了道路。

 

6月28日，瓦森納爾談判正式恢複。因為有此前秘密會談的鋪墊，談判進行得很順利。1952年9月10日，同樣是出於安全考慮，德以雙方選擇在盧森堡市議會大廈簽訂賠償條約，史稱《盧森堡條約》。條約正文大致內容是：德國賠償總金額為34~35億馬克，到1954年3月31日止，每年支付4億馬克，從1954年4月1日起，每年2.5億馬克，十年支付完畢，總額折合美元數為8.22億。以色列有權在聯邦德國使用賠款購買物資運往以色列。

 

四、《盧森堡條約》的積極和消極影響

 

聯邦德國領導人殷切期望通過向猶太人賠償釆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重新贏取西方盟國和世界人民09，信任。事實上，通過在瓦森納爾談判上的主動讓步和《盧森堡條約》的簽訂，阿登納政府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證明了聯邦德國與過去決裂的決心，得到了世界輿論的普遍讚賞。阿登納總理稱該條約的簽訂是“一件可以同德國條約或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相提並論的大事”。這是聯邦德國建立後第一次在戰爭賠償問題上與他國簽訂條約，把德國人民道義上的義務變成一種法律上的義務。條約的簽訂促使德國人民自上而下對過去的戰爭罪責進行反思，其警醒的作用不可低估，條約簽訂後，聯邦德國與猶太人世界的關係明顯緩和，同時其國內賠償法的修訂為日後猶太人受害者以個人身份向聯邦德國索取賠償奠定了法律基礎。事實上，從1962年起，個人賠償的支出已經超過對以色列國家的賠償，直至今日尚未結束。由於聯邦德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起飛，國內生產總值連，年成倍增長，對以色列的賠償不僅未造成財政上的困難，反而促進了西德某些行業的發展。例如以色列使用德國賠償的馬克在西德大量采購商品，有大約6億馬克流向了德國造船業，大量的訂單使該行業迅速複蘇。

 

聯邦德國向以色列支付的賠償無疑是雪中送炭，迅速改善了以色列建國以來極為艱難的處境，並促進了以色列經濟的起飛。1954年，德國賠款占以色列全部投資的1/3和以色列總收入的1/8，1960年的賠償額占到全年流入以色列外資的48.5%。與此相比，作為以色列長期盟友的美國在1952~1961年間也僅向以色列提供了3.74億美元的援助。美國《紐約時報》後來曾評論道，德國賠償成了“以色列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基礎”，1950年到1967年，以色列經濟增長率高達9.3%。因為《盧森堡條約》的簽訂，聯邦德國也成為以色列長期穩定的經濟夥伴和政治盟友。

 

盡管《盧森堡條約》使德以雙方實現了某種程度的雙贏，但該條約給中東乃至世界帶來的負麵影響也是不容小視的。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聯邦德國的賠償援助大大加強了以色列的經濟軍事實力，使中東地區陷入長期的動蕩。以色列建國之初在中東立足未穩，四麵環敵，單靠自身的力量是無法與周邊阿拉伯國家對抗的。聯邦德國的賠償幫助以色列建立起穩固的基礎工業，從1959年起又秘密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沒有聯邦德國在背後傾力支持，以色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輕易取勝是難以想象的。

 

另一方麵，聯邦德國向以色列提供大量賠償援助對德國與阿拉伯國家間的傳統友好關係造成了致命打擊。自19世紀末以來，阿拉伯國家就同德國發展了友好關係，20世紀50年代初聯邦德國和新興的阿拉伯國家重新發展了經濟關係和文化交流。但因為與以色列的敵對關係，阿拉伯國家對《盧森堡條約》的簽訂表示了強烈抗議。隨著德國對以色列援助的不斷增長，德阿外交逐漸陷入了絕境。1960年，阿拉伯聯盟決定向其成員國建議，根據第三對猶太“複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來決定自己對它的態度。1965年5月12日，德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埃及為首的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當即與聯邦德國斷交，德國的中東外交損失慘重。

 

德以賠償談判從籌備階段到最終簽訂條約，我們都能看到幕後推動者美國的影子。美國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憑借其對聯邦德國外交的巨大影響力，不斷推動阿登納政府向以色列和猶太人世界妥協。一旦聯邦德國表現出些許顧慮，美國就通過外交或輿論手段對其進行敲打，迫使其不斷作出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