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銘看怎樣才能成為中國銀行家

    1923年4月，浙江實業銀行在上海正式開張。李銘作為總經理，負責全行業務，掌握銀行大政方針，並著重對外聯係，開拓經營領域。在經營管理方麵，李銘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創新，發展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經營管理製度，使浙江實業銀行在不長的時間裏就有了較大發展。
      李銘崇尚實際，不尚浮誇，在浙江實業銀行的機構設置、人員編製、經費開支等方麵，他事事精打細算，不講排場，強調經營管理的目的一切在於能否賺錢。在經費開支方麵，浙江實業銀行力尚節儉，李銘等主要負責人以身作則、不事奢華，使浙江實業銀行的開支大大低於其他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購置汽車，總經理李銘自備車上下班，副總經理陳朵如則自雇人力車接送。對於一些高齡董事，銀行寧願向他們付車馬費，也不破例為他們購車或支付其司機的工資和汽油費。後來為了工作需要，銀行購買了一輛小車，但隻供李銘乘坐。直至抗戰勝利後，浙江實業銀行才又買了兩輛小車和一輛大客車，用於接送高層領導和職員上下班，或對外交往時使用。
    浙江實業銀行的員工隊伍非常精幹。成立之初，僅有員工200餘名，以後銀行規模雖不斷擴大，但全部員工總數也不過480人。同時，浙江實業銀行非常強調員工的素質，雇傭員工均須經過考試，擇優錄取，行內不興裙帶關係，李銘等高層領導也沒有利用權力在行內安插自己的親屬。對於所雇員工，銀行鼓勵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斷進取，奮發向上。行內高級職員一般多從普通行員中選拔工作成績突出者升任，使員工們都有晉升的可能與希望。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員工工作當然更為努力，並以銀行為家，促進了銀行的發展。如著名經濟學家章乃器，初入浙江實業銀行時不過為辦事員，因其聰穎好學，提出一係列改革創新意見，受到董事會和李銘的注意並賞識，逐漸提升為營業部主任、襄理，直至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孔綬蘅初不過一名最低級的練習生，因辦事勤懇，成績卓著，逐漸升任外匯部（初稱金幣部）會計、經理，直至副總經理。李銘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保證了浙江實業銀行始終有一支可靠的員工隊伍，適應了銀行發展的需要。
    李銘對於浙江實業銀行的機構設置較為謹慎，這不僅是出於經濟考慮，也與他認為如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一旦政局不穩則易於受累有關。在設立外地分支機構方麵，李銘考慮的首要前提是其自身可以盈利。因此在規模相當的各銀行中，浙江實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最少，隻有上海、杭州和漢口三處分行，與主張“人嫌細微，我寧繁瑣”的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各地遍設分支機構的方式正好相反。浙江實業銀行的內部機構設置亦極為簡單，總部僅有稽核、文書兩科，即使是在全盛時期的抗戰勝利後，也僅設稽核處、總務處和業務部、儲蓄部、信托部、國外匯兌部二處四部，被同行稱之為“寶塔式”經營。雖然李銘與陳光甫相交甚深，個人關係極好，但經營理念和方針卻有很大區別，李銘認為陳光甫的銀行“亂哄哄，像商場”；而陳光甫則認為李銘“辦銀行是紹興人的小氣派”。但兩人都以其具有個性色彩的經營方針，在各自的經營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營業策略方麵，李銘一是重視業務質量，將營業集中於少數重點客戶，二是重視外商企業和外匯業務，如此既可節約開支，又可獲取較高利潤，還可借以提高社會地位。還在擔任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李銘已在經營外商企業和外匯業務方麵取得了不小的收獲，在擔任了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後，李銘更在經營外商企業業務方麵推出一係列措施，進一步開拓與外商的業務關係。
    為了鞏固與外商的業務往來，李銘邀請一些頗具名望的洋行大班或買辦商人擔任浙江實業銀行董事，其中有香港的何東爵士、紐約華商貿易公司的李國欽、德商德孚、謙信行的買辦周宗良等。這些人擔任銀行董事後，為了自身利益，主動為銀行拉關係，如經周宗良引薦，李銘與德商西門子電機廠、美景時洋行、禮和洋行、德孚顏料行和謙信藥廠等建立業務往來。在這個過程中，李銘又以其辦事能力而受到外商讚賞，從而出任外商企業的經理、董事，如中日實業公司經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商上海電話公司董事等等。李銘與外商企業建立的關係網，不僅對他本人在金融界的地位，也對浙江實業銀行業務的進一步拓展有重要作用。
    為了進一步提高浙江實業銀行的地位，李銘還斥資購買外商企業的債券和股票，成為外商企業的直接投資者。浙江實業銀行曾購入德商謙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紗廠、中和地產公司、中國鋼車製造公司、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上海電力公司的債券和股票，成為華商銀行中投資外商企業的先行者。購買外商企業的債券和股票，不僅體現了李銘的經營策略，也說明中國銀行業有了一定的發展，有了這樣的實力。李銘投資外商企業，還具有長遠的眼光。如上海電力公司在浙江實業銀行開戶，是專為其收取隔日取現的錢莊本票，其他華商銀行對這種純屬服務性質的業務多不願辦，而李銘承接這項業務，非為眼前利益，實為取信於這家資金雄厚的外商企業，目的在於建立長久的業務往來關係。可見李銘的經營方針雖以獲取利潤為前提，但也能根據情況適當調整，並不完全在乎一時的短期利益。浙江實業銀行的此種做法，也得到了外商的回報，他們將大量資金存入浙江實業銀行，使銀行獲利甚多。而浙江實業銀行對華商的投資則甚少，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主要向華商大量投資形成鮮明的對比。李銘與華商的業務往來，僅限於幾家他認為殷實可靠的企業，如阜豐麵粉廠、永豫紗廠、謙和顏料號、瑞康顏料號和鼎豐紗廠等。以外商企業作為主要投資對象，浙江實業銀行在當時各家華商私營銀行中可數唯一的一家。
    李銘對於外匯業務較為重視。他在擔任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於1919年創設金幣部，即以後的浙江實業銀行國外匯兌部。日本第一銀行是浙江實業銀行的第一家通匯往來戶，隨後，浙江實業銀行又與歐美一些銀行建立了通匯關係。但是，由於自身實力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製，經營外匯業務不易，浙江實業銀行在外匯業務中也不可避免地以買空賣空的投機套利為主。經曆年積累，浙江實業銀行建立了一筆105萬美元的外匯基金。1936年，這筆外匯基金從銀行劃出，在美國成立聯合貿易公司，專門從事美國股票債券交易，這也是浙江實業銀行最集中的一筆海外投資。
    由於李銘的經營業績，1927年，他又兼任了浙江實業銀行的董事長，手握銀行全部大權。浙江實業銀行的存放款數額均有了較大增長，還有數目可觀的外匯資產，其實力正在超越浙江興業銀行而位居“南三行”中的老二。1926年，李銘出任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主席，並連任達9年之久，說明他在上海以至全國金融界的地位高升。李銘已成為上海和全國金融銀行界有數的幾位頭麵人物之一。


    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使得經濟大受影響，上海市場一時債券價格低落，銀行周轉不靈，政府公債的按時還本付息也出現了困難。宋子文不得不召集上海的銀行家們，商討“維持財政保全債期”辦法。經過其軟硬兼施，銀行家們被迫作出讓步，同意從2月份起將政府公債每月還本付息數額削減一半，償還期限則較原先延長一倍，利率亦隨之下調。這一決定使各投資於公債的銀行均受損失，但卻是李銘、張嘉璈等人認可並提出的，因為他們購買的大量公債使他們的利益與南京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隻有妥協退讓，保留南京政府還本付息的能力，也才能使他們以後不至於受更大的損失。由於內戰不斷，南京政府為了籌措內戰經費，解決財政困難，不斷地發行公債，數量越來越多，如何還本付息，身為國債基金保管委員會的主任，李銘的任務越來越艱巨。這使得原本熱衷於投資政府公債的李銘也開始對購買公債表示謹慎。
    這一時期，由於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李銘成為財政金融領域的頭麵人物，可謂春風得意。1928年，李銘被指定為中央銀行監事會主席。同年11月，中國銀行被改組為“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李銘連任中國銀行董事，並當選為常務董事，繼而又被財政部指定為中國銀行董事長。這樣，李銘就成為中央、中國兩大銀行的高級負責人之一。當時中國銀行實行的是總經理負責製，由銳意進取的張嘉璈擔任總經理，對銀行業務大力開拓，而李銘作為董事長和張嘉璈的老友，充分信任張嘉璈，並在董事會和個人工作方麵，均對總經理張嘉璈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他們精誠團結，協同一致，努力進取，為中國銀行發展成為當時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商業銀行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其中李銘個人的努力和他為中國銀行所作的貢獻均值得充分肯定，這段時期，也是李銘與中國銀行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
    作為上海銀行公會的主席，李銘以自己的聲望，周旋於政界與商界之間，同時與官僚資本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雖支持南京政府，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還是代表了華商私營銀行的利益，他也非常忌諱外界將他看作是南京政府在金融界的代理人。李銘擔任國債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後，外界對他和浙江實業銀行與政府的關係有不少傳言，但李銘一再聲稱，該委員會“為獨立機關，不隸屬政府，有時以種種關係且不惜與政府為筆舌之爭”；浙江實業銀行“為純粹商業銀行，與政府自無特別之往來義務，所借款項皆與各同業共同攤派，絕無單獨承借之款，亦無確實抵押之借款，更無較性質、資力相等之同業為數稍多之借款”。李銘稱自己“撫心自問，皆完全為社會服務，何嚐有接近政府之跡”？事實雖不完全似李銘所表白，李銘通過出任政府職務，也為自己和浙江實業銀行謀取了一定的利益，但這仍然是在商業利益的範圍之內，是可以理解的。李銘雖與南京政府有較多較深的關係，但他畢竟不是南京政府的決策人，南京政府對李銘也不會完全信任，一旦形勢發生變化，李銘的地位也會變化，1935年中國銀行的改組就說明了這一點。
    1935年初，由於貨幣市場的變化，銀根趨緊，市場低迷，影響到經濟發展，南京政府謀劃實行幣製等改革。過去中國銀行實行獨立經營，對南京政府不能予取予求，張嘉璈等中行負責人對國民黨的內戰與赤字財政及壟斷金融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成為國民黨當局壟斷金融的障礙，並為當局所不滿。南京政府早有將中國銀行納入政府控製和管理，為政府財政政策服務的企圖，但一直未有合適的機會。此時為“改革幣製，統一發行，自必須先置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於財政部直轄之下，庶幾進行順利。”同時，上海銀行界因市場變化而對認購政府公債態度遲疑，中國銀行並且自行將持有的政府公債脫手，也給了南京政府整治中行的借口。
    1935年3月，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共同密謀策劃改變中行體製與負責人。蔣介石聲稱，國家經濟困難的原因“關鍵全在中交兩行固執其曆來吸吮國脈民膏之反時代之傳統政策，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若不斷然矯正，則革命絕望，而民命亦被中交兩行所斷送，此事實較軍閥割據破壞革命為尤甚也”，因此隻有使中交兩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乃為國家民族唯一之生路。”蔣介石決策後，財政部即決定發行2500萬元金融公債，撥與中國銀行，實行增資，使中國銀行官股資本由原來的500萬元增至3000萬元，超過了2000萬元的商股資本。中國銀行總經理由宋漢章接任，張嘉璈被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董事長由宋子文接任。南京政府從此控製了中國銀行這家當時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銀行業的代表人物張嘉璈和李銘一起被逐出了中國銀行。雖然如此，李銘為代表中行商股之利益，在去職以前仍向孔祥熙請求減少政府在中國銀行的股份，使官股與商股平衡，孔祥熙為了給李銘一些麵子，接受了他的請求，最後政府向中行增資1500萬元，連同先前之500萬元，與中行2000萬元之商股持平。然而這實際上並不能改變南京政府從此以後控製中國銀行的現實。
    李銘自中國銀行董事長之位卸任後，雖然仍擁有在國內商業銀行中名列前茅的浙江實業銀行，依然擔任著中央銀行監事會主席，並一直擔任中國銀行商股董事，但隨著南京政府加強對銀行業的控製，他和張嘉璈、陳光甫等人已失去了過去曾有過的相當程度的獨立性，成為南京政府的附庸，已難以通過工商金融界發揮他們一度所能發揮的政治經濟影響了。李銘對國民黨的做法很是失望，他當年對國民黨的期待正在逐漸破滅。

1934年，李銘到美國、加拿大訪問，受到美、加商界的歡迎。與浙江實業銀行有密切業務往來的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紐約總公司，特意在紐約舉行有各界參加的招待李銘的宴會。李銘應邀在中國協會發表了有關銀價及中國建設問題的演講，通過報紙報道與電台播放，引起美國各界人士以及輿論界的關注。此次美、加之行，李銘結識了不少新老朋友，為他在戰時再度赴美，從事外交使命提供了條件。
    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戰事很快波及上海，李銘主持聯合準備委員會，盡力維持上海金融的正常運行。同年11月，中國軍隊被迫撤出上海後，李銘得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指令，留在上海租界“孤島”主持金融事務。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情況下，為穩定上海的金融局麵，李銘殫精竭慮，付出了辛苦的努力。當時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總行已經撤退，隻在上海留下分行繼續營業，業務範圍也大大縮小，穩定“孤島”金融的任務主要落在票據交換所身上。當日本人企圖通過收購法幣，套取外匯時，李銘和銀錢兩業負責人協商，決定票據交換所對各銀行、錢莊實行“同業劃款領用方法”，同業間盡量以轉帳方式往來，使日本人難以通過收購法幣套取外匯，從而穩定了外匯價格，安定了上海金融市場。
    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同時組建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偽財政部長周佛海派人四出活動，企圖網羅金融界名流為其服務。李銘為上海金融界的名人，威望甚高，又曾留學日本，成了汪偽拉攏的重點對象，並施以威嚇，但均遭李銘拒絕。由於李銘拒不與汪偽政權合作，他被汪偽政府列入通緝名單，處境危險。為免遭汪偽政權的毒手，李銘移入美國駐滬領事館暫居，並在1941年3月，由美國領事館人員秘密將其送出上海，前往美國。
    距李銘上次訪美已經7年了，李銘再次來到紐約，見到了不少老朋友，其中包括上海電力公司大班霍浦根司、英國爵士何東、受國民政府委派赴美商談借款事宜的陳光甫、正在美國考察的張嘉璈，以及他的兒女親家、時任駐美大使的施肇基等。李銘與美國工商界人士往來聯絡，不失其銀行家本色。李銘與美國工商界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國民政府所重視，他頻頻被國民政府指派，代表政府參加一係列對外活動，如擔任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中美商業聯合仲裁委員會主任委員，出席在美國召開的國際通商會議等等。1945年8月，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聯合美國“李門兄弟”、“拉柴兄弟”投資銀行以及通用電器、通用汽車公司，在紐約合資組建“中國工業投資公司”，上海電力公司紐約總公司董事長克體司任董事長，陳光甫、張嘉璈擔任董事，李銘出任總經理。該公司資本為500萬美元，其中中方占六成，浙江實業銀行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中方資本中各占其半。李銘等人企圖通過這一公司，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將外資引入中國，重建並振興中國經濟。但由於南京國民黨政府在戰後又發動了內戰，政局不穩，形勢動蕩，美國資本家缺乏對華投資意願，李銘等人試圖重振戰後中國經濟的幻想終歸於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