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21 公共食堂的危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
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製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 生產隊全隊70 戶人家，就有64 戶被扣過飯。
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 年1 月到12 月，就有241 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 人被扣飯，230 戶被搜查，99 人被罰苦工，68 人被罰款，27 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 人，致殘者3 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裏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70 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16 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隻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製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製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製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隻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製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裏到食堂遠的幾裏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鍾，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裏餓得哭。隻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1960 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裏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隻爬兩座山梁，十五裏，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隻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裏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19 個省市的統計，1959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785 起，中毒的有8042 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3843 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衝食堂，72 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喂豬，一共占了7 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12.5%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裏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隊總用工日的13.16%。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占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衝生產隊，在1957 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0.94 元，1961 年，農業用工1466 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0.69 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1812 個，工值就降到0.32 元。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衝生產隊，1957 年家家養豬喂雞，全隊共有54 頭豬，100 多隻雞。由於辦食堂，1961 年全隊隻有4 頭豬，11 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 年4 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 月9 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
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裏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汙多占，尅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奸、強奸婦女13 人之多。1960 年，在這個食堂裏吃飯的共死了39 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 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第六節《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