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記憶，深埋心底。吃了幾粒銀杏果，喝了一杯人參茶，睡夢中回到了青年時代工作的工廠車間，被問你是開什麽機器的，我回答鏜床和車床。問話人似乎耳熟，卻想不起他是誰，不認識。怎麽工作服變的不合身了，怎麽車間裏空蕩蕩沒有設備，進車間怎麽還要再培訓呢？怎麽還須交錢給“發展進步黨”，應該是共產黨吧，怎麽變成發展進步黨了，進步了嗎？甚感荒唐奇怪。一簾幽夢怵醒，好似發掘出化石、竹簡和古錢幣，趕快抓起一支筆來，點點滴滴記載在紙片上，這樣，深埋在心底的記憶，象一串五顏六色的葡萄被提溜出來。之後講給妻子聽了，被譏笑道：陳芝麻爛穀子，癡人說夢。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高中畢業。我高中隻讀了兩年，最後一年根本就沒學什麽課。本來準備著去“上山下鄉”，但是因為上山下鄉的政策有了變動，每個家庭中可以有一人留在城裏，於是我可以不下鄉了。其實自己本身就是在鄉村環境長大的土包子，母親剛剛調回城裏，我們家也是剛剛搬回城裏。九月份我被介紹到臨沂化工機械廠做“臨時工”，該廠生產礦山用球磨機，我被分派到了鉗工車間做產品組裝。那時我剛滿十六周歲，身體瘦弱，麵對那麽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是很努力的。少年時代曾經讀過家父收藏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部蘇聯小說，記得小說中保爾柯察金的哥哥就是一位鉗工。球磨機的一端是鑄造的大齒輪，需要用螺栓與滾筒連結，就像轎車車輪用五六隻螺栓固定在鼓輪上一樣。在同一車間工作的鑽工們，依靠模版定位，分別在大齒輪和滾筒端麵鑽孔，下一道工序就是組裝。我最常遇到的困難，是鑽孔的阿兄阿姊們把那一圈孔，加工得定位尺寸誤差大大地超公差，以至於銷子和螺栓都塞不進去，我們裝配時隻好用錘擊那四根十字形分布的固定銷，甚至夯螺栓。我是“臨時工”，是日薪一元四毛多錢的“壯工”，掄大錘這樣的苦力活，理所當然地應該由我來幹，所幸當時年輕的工友們都沒有為難我，大家輪流著掄大錘砸銷子敲螺栓，盡管有的工友比起我來也並不強壯多少。金秋十月，“四人邦”被粉碎的那幾個星期，正式職工們組織了慶祝遊行活動，我因為是“臨時工”就沒有參加上街，隻參加了車間的學習與討論活動。
同年十二月底，我被招進了地區直屬的臨沂齒輪廠。齒輪廠廠區位於臨沂縣城西郊，正在建設廠房。我們同期被招進來的幾十名新徒工，冒著霏霏雨雪，在工地上的草棚裏接受了兩三個星期的學習和培訓。我父母為我買了一輛青島產金鹿牌自行車，我在化工機械廠做臨時工掙的錢，也都填進這輛自行車裏了，從此我騎上這輛新腳踏車上下班。同期的新工友們大部分來自非農業戶口，是臨沂城和周圍城鎮長大的高、初中生，其中有當地駐軍的子弟，還有“頂替”長輩從業的；個別從農業戶口招進來的工友，都有特殊的經曆，如回鄉下鄉知青和有些門路的農村積極活躍分子。我並不是最年少的，有看上去十四五歲的初中畢業生。聽說這是終結文化大革命和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後，臨沂地區國營企、事業單位首次從城鎮戶口待業青年中正式招工。文化大革命後期仍然是計劃經濟，因為“四個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工業發展很快，興建了許多工廠，自然就產生了巨大的用工需求。在那一時期，臨沂城周圍的許多工廠已經開始從下鄉回鄉的知識青年中招收工人，其中青島市下來的知青很多，我在化工機械廠做臨時工時，就曾遇到過某大學講師的兒子，先是在臨沂地區下鄉，後被招進了工廠。在我們這一批之前，許多工廠還從農村招收“合同工”；所謂“合同工”，合同的雙方是用工單位的工廠與“合同工”自己所在的村莊，他們（合同工）必須向自己戶口所屬的村莊交款買工分，平時在工廠上班掙錢，農忙時要回村莊幹自己家的農活，他們是真正的“農民工”。
盡管帶領著我們培訓學習的廠政工幹部對我們講，國徽上印有齒輪和麥穗，生產齒輪很光榮之類的話，我還是感到入廠的教育培訓很枯燥乏味。我們被組織起來唱歌，還選出一些有才藝的工友表演歌舞節目。結束了幾個星期的培訓之後，我們都被配置到臨沂機床維修站的各個車間。臨沂機床維修站是地區機械局所屬的國營企業，有一個齒輪製造車間，即將作為臨沂齒輪廠獨立出去，我們這一批都是被未來的齒輪廠招進來的，而被配置到齒輪車間的工友們，都是將要到齒輪廠工作的，其它工友則有可能被留在機床維修站。當時機床維修站位於臨沂城老南門外，主產品是一種動力頭，是自動化生產線上的動力部件。
我被分配到機加工車間的刨工班，跟隨趙師傅學習操作一台舊型號的皮帶車床，都稱它十二呎。臨沂城周圍其它工礦企業都知道，機床維修站有這麽一台卡盤大、床身長的大床子，可以加工大尺寸工件，經常有大型外協件被送進來加工，雖然這台設備陳舊，仍被我們維修站王廠長視為珍寶。聽說王廠長、生產調度和車間主任都曾經操作過這台設備。我聽到有的工友羨慕我，說有機會加工各式各樣的工件，接觸各種圖紙，能多學東西。當加工大尺寸的工件時，需要用行車（就是吊車）將工件吊裝到卡盤上夾緊，然後采用很慢的轉速和進刀速度切削，一刀切下來常常花幾十分鍾，在這時，我幫助打掃車間衛生什麽的，或從工具櫥裏找出技術書讀一段，比較起在銑床磨床和小車床上迅速操作的工友，從容一些。在我們刨工車間，有五六台牛頭刨床，屬於小型設備，還有幾台大型設備，例如兩台龍門刨床，這兩台龍門刨床滿負荷運轉，加工動力頭的箱體和導軌，是由老師傅帶著幾個徒工分兩個班次輪流操作的。那台舊龍門刨床上刻著“公私合營華盛機械廠”的名牌，記載著一段有趣的曆史：機床維修站是從母廠華盛機械廠獨立出來、是以華盛機械廠的精密機械修造的技術職工與部分設備為基礎設立起來的，那台刻著“華盛”名牌的舊龍門刨床、與我學習操作的十二呎皮帶車床，都是在機床維修站設立新廠時，王廠長等人從華盛機械廠帶出來的設備，王廠長對這幾台設備感情很深。華盛機械廠的前身是老“華盛鐵工廠”，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經曆了公私合營，後被分拆出數家獨立的企業，是臨沂城解放初期為數不多的工業基礎設施，而臨沂城周圍機電工業的技術人員與設備，也許都與老“華盛鐵工廠”有某種“血緣”關係。在地區機械局主導下，機床維修站也如同母雞一樣下蛋了，齒輪廠即將是維修站所生的第二個蛋。廠裏的兩台鏜床也安裝在刨工車間，其中一台很新、很精密，請專家調試出來不久，是機床維修站最昂貴的設備，在這台鏜床上操作的師傅技術是最棒的。我師傅趙師傅有資格操作另一台鏜床，當十二呎皮帶車床上沒有加工任務的時候，他經常帶著我在哪台舊鏜床上工作。師徒關係很簡單，趙師傅與車間主任等人都是王廠長帶出來的徒弟，頂在那台精密新鏜床上的是一位五級老車工，他曾經是王廠長的師傅，他是從老華盛出身的，對我講過一些老華盛機械廠的舊事。
大型設備如鏜床和龍門刨床，對操作工的要求是很高的。先不講設備的投資成本高，僅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為了保證加工精度，必須學會怎樣定位和學會使用測量工具，如定位和測量動力頭箱體的軸間距和孔的直徑，保證誤差在公差之內；另外，當箱體和導軌等工件吊裝到鏜床和龍門刨的工作台上時，工件已經並非原材料了，而是經過鑄造、時效等預加工處理之後的，附加價值已經很高了，如果報廢則會導致很大損失；外協件更是不允許出現廢品，加工單派下來時，王廠長和生產調度員都要來麵命耳提、再三交代，唯恐出現差錯。
有一次，十二呎車床接收到外單位送進來的一個長圓柱狀工件，不僅外圓的精度要求高，內圓的精度要求也高。生產調度員派下加工單之後毛坯搬運到車間裏來已經幾天了，師傅們一時拿不出加工方案，因為內孔太深了，切削時刀架可能會震動打顫，無法保證內孔的尺寸和光潔度。那時我跟著趙師傅學習操作鏜床和十二呎車床，逐漸理解了兩者的切削原理和設備特性，就設想把鏜床的鏜孔加工方法，用在十二呎車床上加工這個工件，以此來解決切削內圓時車刀顫動的問題。具體的方案是，吊裝工件到十二呎車床的卡盤上固定，先加工外圓與鑽深孔，但是要把鏜床上的鏜套預先塞到卡盤中間的中心孔裏，待鑽好深孔後，把鏜稈通過鑽好的內孔，插進鏜套內，把鏜杆的另一端固定在車床刀架上，找好平衡和定好位，然後開動車床用鏜刀加工工件的內圓，這樣既能保證內孔的精度，也能保證外圓與內圓的同軸性。我把想法先告訴了趙師傅，他馬上找來鏜床上的五級車工老師傅來討論，得到讚同後，於是要我畫圖送到車間主任那裏去要求加工工具，還說這是咱們組的技術小革新。當時工廠和社會都鼓勵工人學習技術，鼓勵工人搞技術革新和創造，為了學習我不僅買了一些技術書，還訂購了雜誌，記得有“航空知識”。王廠長後來問是誰想出來的主意，趙師傅指了我，王廠長對我鼓勵了一番。其實我是不在乎別人的青眼或白眼的。有一次上夜班，我感到困乏躲在工具櫥那邊小憩，被王廠長發現卻並沒有驚動我，王廠長離開後操作刨床的工友忙把我叫醒。夜晚加班可以多掙些加班費，但是體力上太辛苦太疲勞了，往往會出意想不到的事。我有一次忘記了調整設置好行程開關，移動工作台時不慎將鏜床的鏜套支架撞壞，不得不請焊工修好。另一件詭異的工傷事故發生在我撞壞鏜套支架的同一天晚上，操作精密鏜床的師傅帶著他徒弟上零點後的大夜班，師傅竟然將自己的手指伸進鏜杆的方形刀孔裏，催促徒弟進刀，徒弟毫不怠慢，一下子把師傅的手指頭切下一截，趕快送到了不遠的地區人民醫院處置。很多年後我見到這位師傅，他還提起自己的手被徒弟弄傷的事，他的那位徒弟後來考進了醫學院，畢業後做了外科醫生。
次年春天，廠裏組織先進工作者和骨幹青工外出參觀，我也被叫著一起去。我們幾十人把飯堂的木排椅抬上廠裏的兩輛運貨卡車，就乘坐著這兩輛敞篷卡車，從臨沂城出發往東行駛，駛出臨沂地區、路經昌濰地區的五蓮縣、諸城縣和安邱縣，一路兜風到達昌濰地區的濰坊市，去參觀濰坊兩個拖拉機廠和濰坊柴油機廠。這三個廠與我們機床維修站一樣，屬於機械係統，但是企業規模大很多，其產品是農用小型拖拉機、農用和卡車用柴油機，寄托著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未來。這三個廠都在生產工序中使用動力頭，是我們機床維修站的客戶和潛在客戶。我不僅在現場看到了動力頭是怎樣被應用的，還看到了這些廠整個的生產流程和管理模式，那幾個廠還專門抽出人為我們講解。這次的參觀，以及我在機床維修站的工作實踐，對我後來考入大學工科機械係之後，學習畫法幾何、機械製圖、機械設計等課，都是有很大幫助的，甚至我認為我自己的大學是從工廠做臨時工、學徒工就開始了。濰坊市位於膠濟鐵路線上，住軍的級別比臨沂的高，市區麵積以及工業規模都比臨沂城更大。那幾日在濰坊的街道上，白絮紛紛揚揚漫天飄飛，幾位工友便爭辯這白絮是楊花還是柳絮。聽說杠子頭燒餅是當地傳統小吃，我同幾位工友在街巷轉了多時也沒有找到，大家頗掃興，有一位操作龍門刨床的“合同工”工友卻高興地買到了一卷絲綢，準備帶回去結婚用。我們住在白浪河邊一家新建的賓館，因為我們廠不想再花錢租用會議室，開會就擠在一個大房間，工友們都坐在床邊，聽黨總支鄭書記講話。鄭書記首先講這次來參觀學習的目的，接著強調向解放軍學習、加強組織紀律性，最後申明：“誰損壞了賓館的東西，都要照價賠償！” 。話音剛落，“磞”的一聲，幾位工友把木床壓斷了。有位工友性格木納平時工作也不迅速，那天接話茬卻接得很及時，在大家都沉默的片刻抓住了話語權，隨口便吐出捧哏：“這個得照價賠償”。大家麵麵相覷，鄭書記臉色變得難看了些。整個參觀過程是一位姓袁的後勤主管聯係協調的，他是昌濰地區人，後來老袁被整了一次，我還要細述。參觀結束回去不久，那位買絲綢的工友便請假回家辦了喜事。臨沂城周圍鄉村人家結婚，通常是由女方家陪送木床，雕龍描鳳打造的很結實。文化大革命後期的“合同工”，首先是建築，紡織等行業，之後在臨沂地區各工礦企業都有。在鄉村部落大家族環境散散漫漫長大的青年，被配置到需要高度操作技能的工作崗位，每天至少八小時，緊張專注地從事高效率的生產活動；狹小嘈雜的車間環境，無休無止的競爭比賽，促使他們很快成長為熟練工人，但隻有少數才能晉升成為管理階層；他們不久都脫離農業生產，轉變成了城市人口，中國農村的城市化從那個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動力頭是一個齒輪箱箱體運行在導軌上，箱體和導軌是首先鑄造成型，然後在熱處理車間經過消除應力退火工序之後，才送到我們車間進一步加工的。熱處理車間有一台退火爐，這台爐子也對生建機械廠開放，經常有獄警押著囚犯來這裏搬運工件。透過十二呎車床前麵車間的玻璃窗，我看到獄警衣下露出駁殼槍，囚犯們剃著光頭身著暗淡的囚服勞動。趙師傅說，能出獄來工作的都是輕犯，或者刑期即將結束、就要獲得自由的囚犯。鉗工、鑄造工和熱處理工發了上下兩件藍帆布工作服，而我們刨工、車工和銑工則是一件背帶褲外加一副套袖。當時家庭裏都沒有洗衣機，厚布工作服沾滿油汙髒兮兮的，不知道怎麽洗，一位老師傅告訴我用刷子刷，果然有效。洗的微微泛白的藍布工作服和藍帽子，曾經流行一時。那時還沒有流行時裝，工裝褲和藍帆布的卡克上衣，穿在青工身上神氣得很。我喜歡厚厚的藍帆布，我的藍色背帶褲工作服一直穿進大學校園。女工們還會把發的勞保線手套攢起來，拆線織成線衣。那一時期，大批文化大革命前拍攝的電影被解放重新發行，例如《洪湖赤衛隊》、《天仙配》等，在正式發行前經常是內部先放起來了。有一次我得到一張“內部”電影票，時間正是我和趙師傅上小夜班，我告訴了師傅後他允許我去看，但得告訴他我看的什麽電影和內容，結果我就身穿背帶褲、戴著套袖去看了那部電影。第二天我把電影的內容詳細地轉述給了趙師傅，驚得他睜大眼睛半天沒講話，那是一部記錄片，記述了一九七五年夏天河南省板橋水庫決口，淹死下遊幾十萬人，衝斷京廣線鐵路達數十天之久。當時報紙和廣播隻公布了水災和京廣線中斷的消息，具體的死亡人數、列車被衝走幾十公裏、電線杆上掛滿水草的慘狀，都沒有公開。趙師傅曾經代表工人出席過什麽大會，照片就張貼在縣城的某公告欄裏，通過跟他工作了一段時間，感到他待人很誠懇，我那次能去濰坊參觀，是他把機會讓給我的。他夫人在紡織廠工作，家安在西郊的紡織廠工人宿舍，他們有兩個女兒 。為了照顧孩子，他盡量與夫人錯開班，所以，盡管十二呎車床上隻有我們師徒二人一起操作，我們也排兩個班。那時執行文化革命後期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婦一對孩，中間相隔四五年”，團總支要求每一位先進青年寫保證書簽字，保證計劃生育和晚婚晚育，我也不例外。我一直認為兩孩政策是合理的，但是隨後突如其來的獨苗政策，一搞就是三十多年，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未來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災難已經鑄成，比板橋水庫決口更甚千萬倍，隻能欲哭無淚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