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的一次'罷教'行動

    文化革命後期。大學開始招生，就是所謂工農兵學員。由於文化革命，他們連中學都沒有念完。盡管他們進大學很高興，但當時根本沒有學習氣氛，鬆鬆垮垮。我教課還是很認真。大學已經停止這麽久了，不管怎樣，有人學總比沒人學好。盡管他們文化水平很低，而且大多數是所謂“推薦”進來，其實就是靠後門進來。有一次，講完第一節課，我說，休息一下，第二節小組討論。不料，學生對我要求討論的安排置若罔聞，第一節課以後，紛紛回去了。我很生氣。你們得到這個學習機會不容易，怎麽這樣不負責任？我決定罷教。下一次上課時間，不去課堂了。學生等了半天，也不見我來上課。他們知道不是我忘記時間，而是有意不來。支部書記聞訊大怒，這還了得。當時是學生管老師的時代，大批師道尊嚴。提出的口號是工農兵學員要”上.管.改.“，也就是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現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師居然敢罷教。支部書記找到我，責問我，你怎麽敢對工農兵學員罷教？我毫不客氣的反駁，“教學計劃事先給你看過，你沒有異議。按照教學計劃，這節課必須討論，不討論下麵課沒法講下去。他們是來上大學，還是逛大街？我不管學生是否工農兵學員，要掌握知識，就要下功夫。”支部書記氣得說不出話來，不過倒也沒有整我。一來已是文化革命後期，強調秩序，不再那麽狂熱。二來也是我的正氣。老師嚴格要求學生是負責的表現。也許支部書記對我個人印象不錯，也是一個因素。知道我沒有什麽不良動機。事後，我也奇怪，我怎麽膽子那麽大。現在想來，我這樣做看起來很勇敢，很正義，其實沒有意義。當時的學生水平，是培養不出專業人才來的。即使學生水平高一點，也沒有用。因為教師自己的水平也遠遠落後於世界水平。當時的局麵不是我個人所能扭轉的。隻有鄧小平這樣的中央領導采取措施，調整政治路線，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文革瘋狂破壞正常的生產和科技活動，把老百姓卷入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中去。我的行動，隻是多少反映了一點對這種荒唐的反感和不滿，對國家命運的憂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