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Lewis是美國當代一位非虛構寫作大家，他的非虛構寫作涉及金融，科技，體育等等，他的名作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 （點球成金：贏得不公平比賽的藝術，2003）, The Blind Side: Evolution of a Game（盲區：比賽的進化，2006），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大空頭：在末日機器之內，2010）都先後被好萊塢改編成了電影，把棒球統計，美式足球攻防策略，金融衍生品和房地產泡沫等帶入了流行文化的視野。他的最新作品----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複原項目：改變我們思維的友誼，2016）, 是一部記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以色列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丹尼-卡尼曼）和他20多年的合作者Amos Tversky（阿莫斯-車斯基）如何研究和發現了我們認知和決策的誤區，以及他們的發現如何造就了行為經濟學的引人入勝的傳記。
在Moneyball裏Michael Lewis令人信服地描繪了數學統計如何超越了專家的判斷力為一支弱隊帶來了難以想象的成功，從而改變了棒球和其他體育的運作規則。在The Undoing Project開篇他接著Moneyball的敘事，以休斯頓火箭隊的NBA選秀為例，分析了數學統計在預測球員職業生涯表現的優勢和短板，直接把讀者帶入了迷信數字帝的泥沼，讓我們直麵人類在認知和預測上的內在誤區。在離11月8號大選結束後一個月讀到這本書，回想本次大選中各種民調的表現，特別是Moneyball神童Nate Silver和他的538的轟然倒地，讓我對Kahneman和Tversky在40年前的洞見更加充滿了興趣。
Daniel Kahneman
如果說一個人是他自身經曆的產物，Daniel Kahneman對此會持不置可否的懷疑態度。作為一個成長在德軍占領的巴黎的7歲猶太男孩，他對人類認知誤區的第一手經驗來自他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經曆，戰爭伊始，他樂觀的父親堅信一切無恙，而他悲觀主義的母親則預見到了德軍占領後猶太人的命運。一天晚上，他撞上了一個黨衛軍士兵，這個黨衛軍士兵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送到集中營，反而打開錢包給他看自己兒子的照片，還給了他一些錢。在他幼小的心靈裏他第一次認識到”人是無限地複雜和有趣“。 在逃出巴黎之後，他一家在法國南部鄉下靠冒充基督徒安頓下來，他在學校裏沒有/也不能有朋友，他要假裝來訪的父親是他的叔叔。他的生存依賴於他以一個外來者的態度來觀察世界，對任何人事都持懷疑態度。作為拉比的後裔，Kahneman家族的大部分人都死於大屠殺。但是Kahneman自己從不對人提起這一經曆，他最老的朋友們也是從他獲諾獎之後的新聞報道裏才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戰後Kahneman一家遷居到耶路撒冷，成為複國伊始的第一代以色列公民。和其他回歸的猶太人不同，Kahneman雖然很快掌握了希伯來語，但是他沒有全盤接受這片新土地和它附帶的身份認同，他是一個保持距離的難民。 15歲的時候，他做了一個職業測試確定他會成為一個心理學家。 “我對心理學的興趣其實是跟哲學有關，” 他說。“通過理解人，特別是我自己對世界的認識來理解這個世界。。。我對對與錯不感興趣，但是我對憤怒很感興趣，這就是心理學家！”
剛複國的以色列百廢待興，Kahneman因著智力超群，中學畢業後沒有應征入伍，而直升希伯來大學的心理係。他的老師來自五湖四海，良莠不齊，Kahneman接觸了心理分析，行為學等，但是都發現了這些學派的致命缺陷，很多時候他隻有靠書本自學。1954年畢業之後，20歲的Kahneman被分配到以色列軍隊成為了軍中的心理學專家。
從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麵臨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進攻所帶來的大大小小的生存危機。盡管5年之中以色列接納了73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如何把多樣化的國民組織成為有效的戰鬥力量是一個極大的挑戰。Kahneman的任務就是鑒別和評估軍官培訓的候選人。一開始Kahneman就意識到在評估中的“光環效應”，當一個候選人第一印象被認為出色時，這個評判標準會影響到對該候選人特殊能力的評價，比如一個健碩，體能出色的候選人通常會被認為也具有出色的智力和領導才能。Kahneman試圖避免這樣的人為判斷，減低“光環效應”。他設計了非常有針對性的問卷，用類似算法的公式來替代人的判斷。他在比較心理學家所設定的性格特征和戰士實際的表現後發現，所謂的團隊性格特征根本不存在，性格測試的分數確實可以預見候選人的成功機率，這個性格測試的“卡尼曼分數”至今仍被以色列軍隊用來甄選士官，也為美軍所借鑒。
1958年Kahneman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心理學博士，受Walter Mischel的“棉花糖實驗“影響，Kahneman回國任教希伯來大學心理係後設計了一係列測試以色列兒童性格的單一問卷，但是他無法重複自己的實驗結果，最終他放棄了這個領域的研究，轉向研究視覺記憶，注意力等，直到1969年他邀請同事Amos Tversky給他的研究生做了一次關於最新的認知和決策研究報告，開啟了他和Tversky在認知和決策這個嶄新的領域長達20多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