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美國人和AA的未來
Alia Wong， 大西洋月刊 6月28，2016
在他的新書，《贏得錄取：進入名校的真策略》中，策略師Greg Kaplan提到亞裔在申請材料中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亞裔。他建議家長們，“你的孩子應該拒絕表明她的背景，即使她的名字表明她和校園裏過度代表的學生群體有關聯，”他用猶太人作例子。這樣的訣竅在大學申請輔導世界裏越來越普遍；根據波士頓郵報，升學指導呼籲學生們 “弱化亞洲性”也屢見不鮮，避免在簡曆和自述中寫他們的移民父母“如何帶著2塊錢乘坐顛簸的小船從越南來，遊離鯊魚。”
令人悲傷的是這就是名校錄取的境地：一個沒滅靈魂的過程，鼓勵學生僅僅為了錄取的目的而扭曲自己的身份。更悲傷的是這些建議所指向的泛濫的種族歧視。根據一些活動人士，聰明，有成就和全麵發展的亞裔學生不是被迫來遊戲一個受操縱來反對他們的體係，就是他們必須證明自己超級聰明，超級有成就，和超級全麵發展才能保障他們和非亞裔申請人一樣的地位。根據就是AA使得大學可以歧視亞裔申請人，隻是因為學校裏已經有太多的亞裔了。
一些亞裔美國人對有種族意識（race-conscious）的錄取有意見已經幾十年了。就傳統而言，亞裔是AA的最大受益人之一，以至於其“模範少數民族”的聲譽也歸結於AA實行的結果。一旦不再被認為屬於少數之後，亞裔就開始反對AA。關於亞裔神童被頂級名校拒絕的故事開始傳播，今天在很多方麵，亞裔成了反對AA運動的臉麵。
上周四，最高法院維持了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有種族意識的錄取政策，一個被很多觀察家描述為“AA的勝利”的判決。對很多希望錄取程序變得更無色化的亞裔美國人來說，戰鬥遠沒有結束。他們認為費謝對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一案隻觸及了一個更深層，更危險的問題的表麵：這就是把合格的亞裔從高等教育中排除出去。
但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民族”被有種族意識的錄取政策置於不利地位的說法實際上並不是很清楚。 同樣不清楚的還有頭條消息，官司和請願中把亞裔和AA為敵的說法。
加州在公立機構中禁止AA已經有20年之久了，這個禁令顯然沒有傷害到亞裔，今天在加州大學校區中亞裔占三分之一的多數，盡管他們人口隻占全州的百分之十五。但當州議會引入了一個民主黨支持的提案，問選民是否要解除禁令，亞裔上演了遊行示威，寫了措辭強硬的社論；他們舉辦了共和黨登記活動（“嚇唬民主黨”），還聚集在電視談話節目上警告觀眾這個提案的後果。“這是有史以來最種族主義的法案，”一位節目參與者說。“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中國，來到這裏為的是追求公平，平等的教育機會。教育是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我們把這個價值一代傳給一代。。。在將來，我們的孩子長大之後，無論我們多麽投入在他們的教育中，無論他們自己多麽努力，多年的功夫都白費了，隻是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
大部分這樣的憤怒都是針對藤校，他們在錄取過程中考量一係列學術和非學術的因素。學生支持公平錄取（SFFA，一個主要代表亞洲學生和家長的組織，控告哈佛大學暗中使用種族指標，盡管這是非法的。（它在另一樁案子裏也以類似的指控告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盡管是國內增長最快的少數族裔，盡管越來越多的學生申請大學，根據SFFA，在頂尖大學的亞洲學生比例在過去20多年來卻基本上持平。“這說明哈佛和其他的藤校有一個硬性的，不變的指標限製他們預期的亞裔人數，” Edward Blum，一位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和SFFA主席說。在加州理工大學，一所嚴格按學術錄取的學校，亞裔從1992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增長到2013年的百分之四十三，而哈佛則是從百分之十九到百分之十八。SFFA也指出在一個廣為引用的普林斯頓研究中發現亞裔申請人必須比白人申請人在1600分的SAT考試中多140分。
亞裔教育聯盟（AACE）在另一個單獨的人權抗議中也用了類似的邏輯，它請求教育部和司法部調查耶魯，布朗，達特茅斯大學的錄取流程。AACE代表130多個組織，指控這些學校使用事實上的種族指標和成見，在錄取非亞裔的同等能力的申請人的同時拒絕錄取同樣高水準的亞裔申請人。
亞裔在美國曆史上，從1882年的驅華法案到二戰時的日裔集中營和其他的不公正待遇中一直是種族政策的受害者。，批評者認為，亞裔包括了無數在高等教育中完全缺席代表的民族：比如柬埔寨人，老撾人，苗族，他們在申請表上被堆在一個單一的分類下麵。根據AACE，這個抗議是亞裔針對藤校的最大的聯合行動。
對亞裔學生的歧視甚至在費謝一案也被提及。在他的不同意見中， Samuel Alito法官強調德州大學，在一個非常隔離的州中從每個公立學校自動錄取前百分之十的學生，錄取的亞裔也少於西裔。除非是學校非法調整學生的種族構成以便反映本州的人口構成，其中西裔大大超出亞裔，他論證說，“它似乎認為西裔學生在課堂上的貢獻比亞裔學生更有價值。”
這些案子中最關鍵的是大學的“全麵”錄取方式，他們在錄取學生時不完全根據學術杠杆，而是考慮更多主觀的指標比如多元化的經曆，非學術成就和興趣。盡管這個方式很流行，聽起來也不錯，一些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對全麵錄取並不感冒。在2013年，蓋勒普讓受訪人做出以下選擇：“應該隻根據申請人的條件來錄取，即使這樣導致少數族裔學生錄取減少。”或是“應該考慮一個申請人的種族背景來幫助提升校園的多元化，即使這樣導致一些原來不會被錄取的少數族裔學生被錄取。”結果三分之二的成人選擇了前者。
“錄取應該是主要根據成績，因為大學是一個教育機構，”AACE主席YuKong Zhao說。“我們認為提升處於劣勢的學生的教育條件的根本辦法，提倡多元化的根本辦法，是改善這些處於劣勢的社區的中小學教育。”
使用全麵錄取，大學試圖建立一個多種興趣和背景的學生群，這也意味著對錄取學生中想要學工程的學生有指標，或是對從加州來的學生有指標。這種做法，Zhao認為，造成了一種危險而狡猾的“社會工程”。實際上，批評者說全麵錄取是從前的哈佛校長 A. Lawrence Lowell 在1900年代為了減少猶太人在校園的數目而想出的點子。在考試成績和成績單之上，學校開始要申請人提供個人自述，麵試，甚至照片，似乎是為了確保“認真和有抱負的智力一般的學生們”的機會。
當我問SFFA主席Blum，是否全麵錄取政策有效地意味著校園裏更少的亞裔，因為他們一般都比其他學生更多地選擇工程，計算機科學和物理。他立即指出這是一個陳腐觀念的假設，“我就不相信15000申請哈佛的亞裔全是些小電腦極客，我不相信，”他說。 為什麽一個完美合格的亞裔學生僅因為她對某個熱門的專業表示了興趣就應該被一所頂尖學校拒絕？
但是有可能在抗議和行動呼籲中表達的這種情緒隻反映了亞裔社區中少數人的聲音。在2012年，全國亞裔美國人問卷發現在四個人中三個亞裔支持AA。2016年的亞裔美國選民問卷同樣發現受訪人對AA的大力支持，“你是否讚成或是反對AA項目旨在幫助黑人，婦女和其他少數民族更好地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受訪者，百分之六十四，說他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隻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認為是壞事。 即使這個問題用了不太正麵的詞語來提問時，“你認為AA項目旨在增加黑人和少數族裔學生在大學校園的數量是好事還是壞事？”大多數受訪人仍然說他們認為這是件好事。有趣的是，對這兩個問題的族群意見大相徑庭，多數受訪華人反對AA，而絕大多數受訪越南裔和菲律賓裔支持它。
正是這樣的統計數字讓亞裔司法促進會（AAJC）這樣的組織，和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政治學教授Karthick Rmakrishnam這樣的學者強調高調反對AA的亞裔美國人並不反映作為一個整體的亞裔美國人的意見。
超過160個亞裔團體發布了聲明支持德州大學的AA項目，代表組織包括了AAJC和亞裔法律辯護和教育基金。 “這樣對有種族意識的錄取政策的廣泛支持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AAPI對這些政策的大力支持，反對種族對立和剝奪其他有色社區的權利。” 亞裔促進司法洛杉磯協會的訴訟董事Laboni Hoq在聲明中說。 支持者們認為，AA所推動的多元化的短期和長期益處讓所有美國人都受益。
AAJC相信有種族意識的錄取政策實際上造福了亞裔，特別是柬埔寨裔，老撾裔這些在教育中麵臨巨大障礙的族群。“很多我們為之奮鬥的事就是繼續保持AA這樣的政策和原則，不光是旨在幫助大眾，更是為了幫助我的社區這樣特別的群體，”Mee Moua， AAJC主席和執行董事，一位苗族美國人說。“亞裔反對AA的說法是基於模範少數民族這個迷思。。。其中的一個預設就是一定程度上這個高度成功的社區不關心AA政策的影響。”
根據Moua， “一部分亞裔公開反對AA是一種誤導，他們反對的是‘負麵行動’”，例如，指標和歧視，盡管這些做法是明顯非法的。事實上，一些研究表明不是AA傷害了亞裔，而是負麵行動，取消AA會傷害亞裔。Moua說 AAJC強烈反對負麵行動，但是“我們在有一係列事實之前無能為力。”
如果說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表明名校實際上使用了種族指標，教育部去年九月說它沒有足夠的證據做出普林斯頓大學歧視亞裔學生的結論。盡管SFFA這樣的團體引用了亞裔在加州的入學數據作為證據指控藤校主動限製亞裔數目，事實是在1992年AA禁令之前亞裔就一直以很大的數量進入加州的學校。那時亞裔新生占伯克利的百分之四十三，而在2012年則是百分之四十。也許這種相對的滯漲是因為伯克利和哈佛，耶魯，布朗和達特茅斯一樣，采用了全麵錄取。也許全麵錄取有效地導致了一定的種族平衡。
至於亞裔在公共意見方麵明顯的不一致，也許這會成為亞裔人口中的一個代際裂痕。有研究者指出，在訴訟和聯邦抗議後麵的團體多是由國外出生的移民組成的，他們很多來自中國。這些人深深地相信美國夢的根基，就是美國是一個精英製度。支持AA的亞裔組織成員相對年長，大部分是美國出生，和其他的包括為黑人和西裔抗爭的民權組織有穩固的聯盟。
最終事實可能是結束這種分裂的關鍵，根據Moua，“孤立我們社區反對AA的成員並不能幫助我們的目標，”她說。“重要的是認識到。。。他們也許在反對有種族意識的錄取中錯標了他們的理由，但後麵是他們對歧視性運作深深的，也是合理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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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6/06/asian-americans-and-the-future-of-affirmative-action/489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