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二、毛在50年代的醫療問題
在50年代，從毛的警衛人員的回憶文章中，透漏了毛在延安時期就有便秘的問題。李醫生《回憶錄》中的注釋裏說，毛在更早的江西，他的妻子賀子珍就為他摳過大便。說明毛的便秘是老毛病。
1955年，李醫生就任毛的保健醫生以後，他的記述是：“毛的醫療問題都不嚴重——感冒、偶發性肺炎、皮膚瘙癢、雞眼或胃口不好。”（第102頁）當時毛雖然已經六十出頭的年紀，但和許多同齡人相比，身體可以說沒什麽大問題。而隻有毛的經常性失眠，最讓李醫生感到頭痛。
經過仔細了解，李醫生發現毛屬於神經衰弱症。李醫生書中寫道：“我從來不以神經衰弱一詞來界定毛的焦慮抑鬱。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毛會覺得我是在輕視他，我也會被撤職。……毛久臥不起，抑鬱終日時，他隻簡單說他心情不好，要我對症下藥。”（第105頁）實際上，經過觀察，李醫生確定：毛的神經衰弱是由於政治的原因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凡是他遇到政治上的不順心，他的失眠、頭暈等症狀就加劇，有時甚至產生恐懼感，站立不穩。（第105頁）
其次，李醫生通過體檢，發現毛已經喪失生育能力，62歲的毛“深恐從此喪失性能力”，在其他醫生的建議下，一直在注射鹿茸精。而且還注射所謂羅馬尼亞醫生發明的長壽藥奴佛卡因。李醫生告訴毛，生育能力和性能力是兩回事。另外，那些所謂“補腎壯陽”藥，對身體有害無利。毛說：“你們醫生有的說這樣，有的說那樣，這個讚成，那個反對。看來醫生的話，隻能聽七分。”這說明，毛在健康長壽問題上，知識水平比2千年前的秦始皇高明不了多少。在這種情況下，李醫生對毛的提醒顯然更符合科學。
還有就是毛的“疑心病”。所謂疑心病,這是老百姓的俗語，按李醫生所說的醫學專用名詞叫“被迫害妄想症”。書中寫道：“1958年初，我感覺到毛的性格起了變化。他逐漸有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才完全形成。”（第221頁）。這是在成都會議期間李醫生的觀察和發現。具體過程是這樣：在毛統治期間，各地區負責人都紛紛給毛修豪華的別墅（當時叫賓館或叫招待所，類似古代的行宮）。西南地區負責人李井泉在成都近郊山水秀麗的金牛垻，也興建一座這樣的招待所，招待所內模仿中南海的室內遊泳池，建了一座同樣的室內遊泳池。1958年三月成都會議期間，平日特別喜歡遊泳的毛澤東，麵對這個室內遊泳池，卻堅決不下去遊，他讓李醫生和其他身邊的人下去遊，並詢問他們遊完有什麽感覺。因為毛澤東“老覺得池子裏被下了毒”。
那年已經66歲的毛澤東何以會有了疑心病？原來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了一個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他通過大清洗濫殺無辜的罪行。這在中共黨內也引起很大反響。就在同一年的中共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接受蘇共的教訓，在報告中提出要反對個人崇拜和實行集體領導，而且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還刪掉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所以，這給有皇帝思想的毛很大打擊！從這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毛雖形體衰弱，精神憂鬱，他也是在利用這個時機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動。”（第185頁）這說明蘇聯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以及劉鄧的八大報告，給毛澤東的震動極大。他開始覺得自己的獨裁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這也正如美籍華人史學家唐德剛所分析的，1945年劉少奇在延安把毛捧上神壇，現在劉少奇和鄧小平想借赫魯曉夫刮起的反個人崇拜之風，把毛從神壇上請下來。因為毛心裏向往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一個手捧線裝書，對封建專製情有獨鍾的領導人，所以，對中共八大精神耿耿於懷，心情一直不爽。
既然劉鄧反對個人崇拜和強調集體領導 ，那麽毛該如何對付他們呢？對於我們這些在中國生活過來的人，一般人是無法把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擊劉鄧的八大報告聯係起來的。根據李醫生的書中敘述，毛在57年整風，是想把烈火引向劉鄧及其指揮下的各級領導，而出乎毛澤東意料的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卻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於是緊接著才有了反右派鬥爭。李醫生的記述，也完全印證了唐德剛在史學著作《新中國三十年》裏的分析。
事情很明顯，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劉鄧的反對個人崇拜和主張集體領導，以及57年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的主張與批評，都是推動中國向文明和進步的方向的一種努力，而毛澤東則是站在封建專製的立場上，拚死阻礙中國曆史前進的腳步。換句話說，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由帝製向民治的過渡，由於毛澤東的拚死阻擋，而推遲了曆史前進的步伐。
話說回來，從毛的角度來看，他的“疑心病”倒不是多餘。1962年初，毛發現在他的專列上安裝了竊聽器。發現的過程是：列車停在長沙郊外，湖南省的領導人張平化等到毛的專列上去和毛談話，毛的隨員到火車下散步。每次外出，毛都帶上幾個女人，這次在毛的臥車裏是一位北京的幼兒教師。負責竊聽和錄音的人姓劉，他在車下和那位幼兒女教師交談中，透露了他聽到這位幼兒教師在臥車裏催毛起來穿衣服的話，結果幼兒女教師立刻把這件事反映給毛 。審查結果，安竊聽器是中共中央幾個領導人的主意。安裝的理由是，1958年毛和各地領導人的談話，都涉及到當時黨的方針政策，為了更準確地了解毛的意圖，以劉鄧為首的中央要求給毛配個速記員，毛不同意，於是就采用了安裝竊聽器的辦法。可是在毛看來，這是對他搞特務活動，他說：“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第354頁）所以，毛從此對劉鄧更加戒備，疑心病自然也更加嚴重。
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毛的疑神疑鬼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那是在1966年2月，毛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武漢的梅園招待所，一天，和毛住在一起的女友張玉鳳對警衛人員說：“主席講，臥室的天花板上藏著人，天天夜裏上麵有響動。”（第433頁）實際上，毛無論是在中南海還是在其它地方，包括在專列上，都是警戒森嚴，哪裏會有人跑到他臥室的天花板上？經過勘查，發現是野貓黑夜來找吃的東西。
文革期間，毛發現林彪也靠不住以後，他的疑心病更加嚴重，甚至連周總理為他請來看病的醫生，他也懷疑是奉林彪之命來暗害他。
可見，毛澤東當時雖然被奉為中國的神明，可是他卻沒有一點安全感，這不是很可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