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國中的殺戮（結束語）

                                   結束語

      以上是文革中幾次規模最大的殺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區武鬥中兩派的互相廝殺，以及以各種罪名被押赴刑場的處決。僅以上一些史料就會使我們在感到驚心動魄，並且使我們不能不思考這樣一些問題：

      首先，文革期間，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興縣、青海西寧、湖南、廣州、江西、廣西、雲南和內蒙以外，其它地區還有沒有這種類似的大規模殺戮？

在該文輯錄快結束時，又看到楊繼繩《天地翻覆》中有這樣一段介紹： 1966年8月，在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講話以後，在十幾天時間，同樣是北京附近的昌平縣，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比大興縣打死的還多3人。雖然材料來源書中沒有交代，但作為新華社記者及《墓碑》作者，楊繼繩的寫作是以重視調查研究而著名的。另外，據黎勁風 《我的“文革”歲月之奪命的紅色恐怖》一文載： “廣東省57個縣中有28個縣（49%）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有6個縣的被害人數超過一千。情況最嚴重的是陽春縣（文革時屬湛江地區），從1968年8月到10月共死亡2600人。廣東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278人。”根據文中所說的數字，那麽廣東全省在文革期間被害人數加上廣州市，應該為8000人左右。

     另外，在莫言反映山東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中，有這樣一段描寫：“革命時期，民辦槍斃，夾山人民公社已經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村了。麻灣村一天一夜就殺了33人，老的88歲，小的13歲。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鍘刀鍘成兩截。”（見第151頁）這裏說的“革命時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殺害的自然就是農村裏所謂的“階級敵人”。另外，書中還描寫有個別農民一直堅持不參加人民公社，搞單幹，在文革期間也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對毛主席的罪名被隨意殺害。（第180頁）盡管文學作品與史料不同，其中有虛構成分，但根據莫言強調文學要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創作理念，人們有理由相信《生死疲勞》中這些描寫不是虛構而有現實生活根據。這說明文革期間在農村，一些人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以各種名義亂殺無辜的血腥事件，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為什麽會發生這些大屠殺？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一書中分析，文革期間存在著三種力量：一是毛澤東；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團。這三種力量的較量始終貫穿在十年文革當中，最後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的失敗和官僚集團的勝利而告終，其間，從頭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文革中也可以說是兩種力量的較量：一種是主張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動起來參加造反的廣大受壓的群眾和幹部；另一種則是建國前後逐漸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包括黨政軍各級領導，以及在農村的基層幹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輯錄的史料中不難看出：北京大興縣和昌平縣、湖南、江西、廣西等省農村地區的大屠殺，以及青海西寧和廣西的南寧、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殺，都應該屬於既得利益集團對造反派群眾和所謂政治賤民的群體滅絕；而雲南沙甸等地和內蒙的所謂“清查運動”，則是中共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對少數民族的一種滅絕行為。

     如果從更深層次的原因來看，這種大規模野蠻殘酷的殺戮，與中共和毛澤東大力宣傳和提倡的階級鬥爭學說密不可分。當代德國著名學者韋伯認為：“在任何一項事業背後，必然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淵源。”（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譯者絮語）中共和毛澤東所宣傳和灌輸的黨文化的核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凡是經曆過毛時代的人，都熟悉當時從城市到農村，把“地富反壞右”以及擴大到的所謂“23種人”都視為“階級敵人”，而且認為和這些階級敵人的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斷宣傳說，這些敵人是“人還在，心不死”，無時都在進行破壞和複辟活動，並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求人們對這些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喪心病狂地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於是，這種長期刻意製造出來的黨文化像霧霾一樣籠罩在中國封閉社會裏，人們長期在這種有毒的黨文化中生活，就像中毒一樣逐漸喪失人性，並激發出獸性，一旦遇到像文化大革命那種無法無天的環境，發生大規模的殺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中共的本質是什麽？認識一個政黨如同認識一個人一樣，需要一個過程。就筆者個人來說，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一樣，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學校教育中，被成功洗腦，變得和今日的五毛黨及小粉紅一樣愚蠢可笑，成為中共體製中心甘情願的奴才和韭菜。因此，長期認識不到中共的本質。在學校讀書期間，聽到當年蔣介石和國民黨稱中共為“共匪”，心裏不能接受，而且還認為是敵人的誣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讓許多人家破人亡，當彭德懷和林彪這類事件陸續發生，才開始進行獨立思考 ，直到八九六四鎮壓以後，才終於醒悟。

      記得，八九年春夏之交，看到電視報道的北京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反對官倒，呼喚民主自由，看到全國各大城市的民主運動洶湧澎拜，看到我所在的學院廣大師生群情激奮……當時熱血沸騰，感到中國有了希望！而一夜之間的血腥鎮壓，讓人們陷入痛苦絕望之中……

     就在這種背景下，幾個教師的私下議論時，一位曆史係教師憤怒地說，六四鎮壓是共產黨土匪本性的大暴露！他說，共產黨靠打土豪分田地和殺人搶劫起家，紅軍長征路上都一路綁票殺人……

    六四鎮壓以後，江澤民在全國又大規模鎮壓法輪功修煉者，一位教師講，電視上說法輪功是邪教，實際上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為什麽？你把邪教的幾個特征拿來對比一下——教主崇拜，精神控製，資訊控製等等，中共哪一條不符合？

      到國外後，看到大紀元報紙上發表的《九評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罪惡進行了全麵係統的清算，指出中共的邪靈給中華民族帶來一場又一場災難……。

習近平上台以後，倒行逆施，開曆史倒車，變本加厲踐踏人權，搞個人崇拜，因此，國內有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撰文提出，中共既然已經喪失政改的動力，隻有體麵地淡出曆史舞台，才是它最佳出路。2020年初，武漢疫情發生，習近平打壓輿論，隱瞞疫情真相，造成武漢病毒蔓延全國和全世界，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一場大災難！在天怒人怨和人神共憤的情況下，著名企業家任誌強撰文，猛烈抨擊習近平一心要當皇帝的複辟行徑；清華著名法學教授許章潤，則先後撰文，憤怒聲討習近平的一係列無恥和愚蠢的施政措施，指出他已經把中國打造成世界文明大洋裏的一隻孤舟；另有原人大政治係係主任退休教授冷傑甫，上書政協主席汪洋，提出讓習近平辭去黨政軍的領導職務，以緩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困局與危局。還有，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逃到國外以後，指出習近平已經綁架了中共全黨和14億中國人民，他已經成了黑幫老大，而中共體製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屍：香港實業家袁弓夷則提出，根據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應該把中共定義為“犯罪集團”……更令中共統治集團坐臥不寧的是，美國的一些政要最近提出議案，指出中共是“跨國犯罪組織”，在新疆是種族滅絕……

      看來，中共的流氓邪惡本質終於讓世界人民看清楚了。

                                                                                            2020/10/13晨

                                                                                            2021/3/30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