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五、逛縣城和坐茶館
由於幹校離貴陽太遠，周末假日，大家便紛紛進城逛街和喝茶。湄潭縣離我們黃龍壩幹校大約有十裏路，步行要一個小時左右。
一天，周日早飯後，我跟著魏然一夥，踏上進城的大道。我們走的大路，雖然是黔北橫貫東西的一條交通要道，從遵義到銅仁的來往車輛的必經之路，但當時貴州屬於貧困落後地區，城市和交通建設都很差，所以，這樣一條重要的公路幹線，仍然是很狹窄的土路。天氣好，汽車來往，往往都揚起一片黃塵。
到了湄潭縣，隻見縣城大街兩旁也是破敗陳舊的平房和兩層小樓房，這些房屋要麽是木質結構，要麽是磚木結構，都是幾十年的老房子，印象中幾乎沒有看到有新建的房子。縣城的主要大街也是土路。聽說趕場天，大街上要熱鬧些，平日都是冷冷清清。
我們那天到湄潭縣城，並不是趕場天，大街上顯得比較冷清，來往的人也稀稀落落。我們這些從幹校進縣城的人，從衣著打扮來看，就知道是省城來的。我們三個一群，兩個一夥，有人想吃碗麵，換換口味，就進了麵館；有人想買日用品，就去了百貨公司；我跟著魏然、劉瑞亭、吳保安等人進了一家茶館，大家說，去歇歇腳，喝杯茶。
貴州的湄潭茶雖然沒有像雷山茶那麽出名，不是貢品，但在貴州也有些名氣。另外，在貴州的縣份上，好像隻有湄潭縣像四川一些縣城一樣，有人經營茶館生意。
茶館裏陳設很簡單，都是沒有漆過的木質茶幾和沙發，也有木方桌和長條凳。我們走進茶館，裏幾乎沒什麽人，估計趕場天或到下午生意會好些。
入座後，老板給每個人麵前放上一個帶蓋子的陶瓷茶杯，裏麵已經放好了湄潭清茶，然後提一個盛有正在冒氣的大開水壺，往每個茶杯裏倒滾燙的開水。一兩分鍾後，就可以打開茶杯蓋子，啜飲湄潭綠茶了。
湄潭茶喝進口，有一種綠茶特有的苦澀清香，細細品味，還有點回甜。一杯茶水喝到隻剩半杯的樣子，老板就會繼續給你加滾燙的開水。這種湄潭綠茶可以衝泡三四次，茶水的味道仍然可口。
端起茶杯，大家開始閑聊。
省歌舞團副團長吳保安說，這次我回貴陽，聽說黔劇團團長張德賢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了。
在座不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都有些吃驚，忙問是什麽原因？
吳保安說，聽說他在和幾個審查對象一起讀報學習時，把“打倒劉少奇”讀錯了，矛頭指向了偉大領袖。掌權的造反派知道以後，除了“走資派”的帽子以外，又給他戴上一頂新帽子——“現行反革命分子”。
魏然說，張德賢也是個部隊幹部，老革命，下到地方以後，平日循規蹈矩，是個老實人。又說，大概是人老眼花，一時恍惚，發生了口誤……。沒想到，平日開會，老魏一言不發，到茶館，他反倒敢講這種心裏話了。
省京劇團副團長劉瑞亭說，我和張德賢接觸幾次，覺得他身上一直保持著農民的善良和質樸，對人非常友好誠懇。
顯然，無論在什麽時候，一個好人落難，總是有人同情的。
有人說，省群眾藝術館的殷樹誠，是六四年四川美術學院分來的大學生，運動初期是紅衛兵，造反很積極，正在他造別人反的時候，有人舉報說，他屋裏用報紙糊牆，報上有一張毛主席的頭像，是頭朝下，結果也被揪出來，打成“現行反革命”。
閑聊中，有人又提到一個花邊新聞。他說，陳維榮掌權後，省京的某女演員經常去找他。
劉瑞亭說，陳維榮在省京樂隊裏打鼓，人長得不錯，小夥子為人也不錯，造反派起來以後，由於他出身好，父親在舊社會是裁縫，他人緣也好，就被造反派推舉為頭頭。一來二去，他竟成了省文化係統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前，雖然小夥子一表人才，卻沒有女朋友，掌權以後，人們就刮目相看了，有些女人也就主動找上門去……
吳保安問劉瑞亭，聽說老去找陳維榮的那個女演員，已經嫁給一個部隊幹部了？
劉瑞亭說，是嗬。這個女孩子長得不錯，戲也演得不錯，在團裏算是台柱子。大概結婚後，夫妻長期分居，有些熬不住；也許是夫妻感情淡了……要是在過去，肯定是作風問題。
提到陳維榮和這位女演員，我也有印象。一次，我去陳維榮的辦公室，看到一個身材苗條，年輕漂亮的女子坐在辦公室裏的椅子上。這個女子兩隻眼睛非常迷人，我當時以為陳維榮和她是戀愛關係，沒想到竟然是這種情況。
魏然說，陳維榮可能要犯錯誤，人家可是軍婚嗬……
不出魏然所料，兩年後，他的預言就變成了現實。那是在全國進入軍隊支左階段，蘭張（蘭亦農和張榮森）兩位軍級領導率部隊從廣西進駐貴州，在軍代表全麵奪權以後，開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掌權的造反派紛紛倒台靠邊站，接受審查。陳維榮作為省文化係統造反派領導班子裏的一把手，也落到被審查的境地，在找不到他的其它問題的情況下，就抓住他和那位女演員的關係，以破壞軍婚罪，判了他三年刑……
看來，四川坐茶館這種風俗習慣，還真是人們進行交流的一種好方式——邊喝茶邊聊天，陌生人通過聊天彼此之間增進了了解；聽別人閑談，獲取了社會信息，也增長了知識……。在湄潭五七幹校期間，大家沒什麽娛樂活動，逛縣城采購，坐茶館喝茶聊天，就是我們單調的幹校生活中大家感興趣的一種周末活動。
六、一次難忘的談話
那是在進入秋初的時候，一天晚飯後，我和魏然迎著晚霞，一起在野外散步。
那天他好像心情不錯，說話也不像平日那樣謹慎。他說，你們分來這批大學生裏，看得出來，你和你的同學劉同奇不一樣，他很世故，城府也深，能見風轉舵，所以，人家就有工作，你就進了幹校；不過，你比較單純，有上進心，也喜歡思考，這是你的優點。在和你接觸中，我知道你想搞文藝創作，有自己的誌向。
我說，學的專業和分配的工作都是文字創作。我心想，我從小就喜歡閱讀文學作品，逐漸對作家的光環產生了向往之情，從而走上這條道路。
魏然瞅了我一眼，說一個年輕人有追求，應該說很可貴。但是，你的致命弱點是對社會了解太膚淺了，這可能是你今後人生路上最大的一個問題。
我說，我是個農家子弟，父母也沒什麽文化，在學校裏，隻懂得鑽圖書館，對人情世故一直不屑一顧，成了一個書呆子。所以，希望你多幫助，多指點……
魏然說，在我們這個社會，你知道搞文藝創作意味著什麽嗎？
我瞅著魏然，不知道他想說什麽。
他說，寫出一篇作品，或者一個劇本，成功以後固然非常風光，可以名利雙收；但是，你知道，也意味著風險，非常大的風險。延安整風期間，北大才子王實味的遭遇你知道吧？
我說，了解一些。五七年反右運動，出版了一本小書，題目叫《再批判》。前麵是批判文章，附錄裏麵有王實味、丁玲、艾青、肖軍等文藝工作者在延安寫的東西，其中就有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
魏然問，王實味這篇文章你讀過吧？有什麽問題？
我說，印象中，好像王實味寫前方將士在流血，延安卻歌舞升平，搞大灶小灶中灶，等級森嚴等等，對延安這些現象進行了針砭批評。
魏然問，結果如何？
我說，受到批判，後來王實味被殺害。
魏然補充說，王實味在北大讀書期間，二十歲出頭就發表文章，還能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非常有才氣。後來投奔革命到了延安，1942年延安整風，因為發表了《野百合花》受到批判，他又不肯認錯寫檢查，結果死得很慘，那年他僅僅41歲。
停了一會，魏然又問我，還有，吳晗你也知道吧？
我說，知道。他是北京副市長，明史專家，寫了曆史劇《海瑞罷官》，文革初期遭批鬥。
魏然問，他為什麽寫《海瑞罷官》？
我說，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以後，發現全國上下，各級幹部都不敢講真話，對上都是唯唯諾諾，不敢給上級提意見，因此提出向明朝的海瑞學習——要像海瑞那樣，敢於犯上提意見。
是嗬，老魏說，毛主席還說，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說著瞅著我笑起來。你說王實味和吳晗是不是太天真？
我心裏已經知道魏然的意思。
魏然又說，再拿咱們省文化局創作室的俞百巍來說，頭幾年他響應黨的號召，說是拿出我們省有地方特色的劇目，爭取參加全國匯演，他滿腔熱情寫了黔劇劇本《奢香夫人》，說主題是歌頌民族團結。寫出劇本以後，運動一來，說他寫的《奢香夫人》是給彝族的奴隸主樹碑立傳，成了一大罪狀。把他揪出來，還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
我知道魏然說的風險是什麽了，但未來我不搞文藝創作，搞什麽呢？
魏然見我陷入沉默之中，知道我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他進一步說，你把王實味、吳晗和眼前的俞百巍這些人的遭遇聯係起來，就知道文藝創作的道路不是像你所想的那麽好走……。
停了一會，魏然又說，還有一些問題，可能你也不太了解——就是你費盡心思寫出一個劇本，過審查過關，也讓你日子不好過。他說，你把劇本寫出來以後，先打印若幹份給各級領導和劇團導演看。這些人看了以後，開座談會，進行討論，提意見。這個領導是這個意見，那個領導是那個意見，這些人是從黨的方針政策的角度來審查把關；導演又從專業的角度提出看法……有時候許多意見是對立的，弄得你無所適從。如果把劇本搬上舞台，試演以後，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往往也是意見一大堆。而運動一來，也難保沒問題。
魏然說，你想，運動初期你剛剛執筆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小報上，而且是代表戰鬥隊寫的，人家就雞蛋裏挑骨頭，揪住你不放，你如果寫了一個劇本，人家不是更有靶子？有時候，有人把劇本中反麵人物講得話，扣在你的頭上，說是你內心的真實想法……你說，你找誰去講理？
魏然這一番話，讓我的心情馬上低落下來，感到自己的前景的確是非常黯淡，加上自己出身成分不好……
最後，老魏說，那天你提到學習老三篇時產生的幾個問題，我就覺得你太天真，缺乏社會經驗。人們常說，對一個人，要聽其言，觀其行；對一個社會也是同樣，光看口號標語不行；書上和報上寫的有時也和現實不一樣，重要的是看這個社會幾十年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毛主席不是說，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你明白吧？
這次談話，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我對老魏的認識，最初隻看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像個將軍，就很佩服。接著，又發現他與一般文化局的文化官僚不一樣，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又覺得他十分可親，很喜歡他。但時間一長，又發現他不太喜歡讀書，也很少看報，喜歡到野外尋找奇花異草和怪石，回家一個人搞養花，搞雕塑，弄些假山水放在桌子上玩賞……就覺得他有些奇怪。心想，他這是不是玩物喪誌？是不是頹廢？顯然，我是在用頭腦裏的一些黨文化的教條在評價他。
後來，發現他開會隻聽別人發言，自己沉默不語。這又使我聯想到50年代王蒙寫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裏的一個人物，那個人物叫劉世吾，是區委組織部長。劉世吾工作能力強，有水平，但卻看破紅塵，因而失去了革命熱情。當時的文藝評論家說他是“革命意誌衰退”。我又是用這種所謂“無產階級觀點”來看他。
但是，從這次我們個別交談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魏然又有了新的認識。實際上，魏然並非是“玩物喪誌”，也不是“革命意誌衰退”；而是體製內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一個有思想深度的人，一個超越了世俗庸人思想境界的人。我想，他雖然是個老黨員，部隊下來的縣團級幹部，但他是體製內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對當時我們這些芸芸眾生患的左傾幼稚病，能夠看得一清二楚。
尾聲
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對於已經過去半個世紀的五七幹校生活，上麵所寫的情景和談話，都曆曆在目；而對於幹校中的體力勞動，似乎印象就十分模糊了。記憶中，我們好像沒有像參加四清運動那樣累得腰酸背痛。
在幹校期間，記得還有一件荒誕的趣事：有人提出傳達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應該不過夜。因此，我們曾經在一個人們已經入睡的晚上，把中央廣播電台廣播的最高最新指示，連夜去傳達給農民。當我們排成隊，敲鑼打鼓去敲開農民家的門，向已經入睡農民宣讀毛主席的指示時，這些睡夢中的農民滿臉困惑，我想他們是不是懷疑——這些五七幹校的幹部是不是神經有毛病？還是吃飽了撐的？
還有，經過兩三年的造反奪權武鬥，那時全國生產已經不正常，我們的幹校生活雖然管吃飽，但吃的菜裏油水卻越來越少，大家嘴上不說，心裏都盼望吃點肉。在這種情況下，魏然幾個人發現小河裏飄下來一隻死豬，他們弄來交給食堂，加工煮一煮，給大家改善一次生活。後來領導知道以後，批評魏然等人違反紀律，說如果是瘟豬，導致大家生病，後果不堪想象。幸運的是，大家吃了死豬肉，沒一個人生病。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是，在幹校期間，有人私下議論，說湄潭縣的縣長在大饑荒年代，因虛報浮誇，導致湄潭縣大批農民餓死，在追究責任時被槍斃。實際情況如何？筆者找到一篇記述當年貴州大饑荒的史料，附錄於後，供讀者參考。
入秋以後，我請假探親，順便和女朋友旅行結婚，提前離開了黃龍壩五七幹校。
20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