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關於文革初期的一些背景材料

 

附錄：關於文革初期的一些背景材料

（一）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根據肖淩網文《清華附中與紅衛兵運動》編寫）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以高幹子弟為主的一群預科班學生，在圓明園遺跡上秘密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這些高幹子弟顯然已經知道《五一六通知》精神。一位紅衛兵發起人事後說：“發生紅衛兵運動有幾個原因：來自高幹家庭學生的優越性和特權，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所帶來的極左傾向，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當時教育製度的反感等等。”

      6月24日至7月27日，清華附中學紅衛兵先後貼出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宣稱：“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同時宣誓：“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報，還引用了毛澤東於1939年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清華附中紅衛兵這些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究竟背後有什麽人操刀代筆，現在筆者還不清楚。但已經清楚的是，這些大字報經江青轉交毛澤東，毛澤東於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親筆寫了一封信，信中對清華附中紅衛兵運動表示堅決的支持。又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二）紅衛兵在北京製造的紅色恐怖（根據遇羅文的網文摘編）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紅衛兵”們在學校裏鬥校長、打老師，“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目標就是揪出新的“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殘害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和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接著說“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無知，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結果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三）欖杆市前灑碧血事件。（內容摘自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一文）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準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據一位大陸學者的調查，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凶”；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凶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麵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凶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複”的“欖杆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複”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四）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長之死（根據網上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記錄的卞仲耘遇難經過一文編寫）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便是有這麽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沒有人能辯解。 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類似這樣荒誕的“罪名”還有很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蔑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麵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係，低級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這樣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盡淩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批鬥行動。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

      副校長卞仲耘（該校沒有設置校長職位）和其他四位學校負責人一起，被該校紅衛兵揪到大操場上，戴高帽，掛黑牌，遊鬥、勞改的同時，又被亂棒橫掃，個個遍體鱗傷。她們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裏，當頭淋了屎尿。宿舍樓的白色牆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卞仲耘在副校長中排名第一，被視為“黑幫頭子”，被毆打最重。經過三個小時折磨，到下午五時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髒東西。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有些紅衛兵卻怕影響不好，幹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鍾，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

      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鄧榕等人的虎視眈眈下，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最終，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將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章詒和在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此人曾在電視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

 （五）“大串聯”的開始和結束（根據網文編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點燃基層造反的第一把火。因為大字報首先把矛頭指向基層黨委，當時的社會狀況是，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在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個黨的領導，都代表黨，誰敢對黨的領導不滿，就是反黨，而反黨是一項可以導致家破人亡的重罪。所以，從1957年開始，全國各地每個單位黨的領導人，都成了土皇帝，任何人不能反對，就是有不滿情緒，都是一個立場問題或階級感情問題。所以，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把矛頭對準北京大學黨委的領導人，這在當時來說，是一件破天荒之舉。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聶元梓等人這張大字報，卻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大字報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以後， 在全國自然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紛紛奔走相告，互相議論紛紛，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麽回事。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許多停課鬧革命的大中學生，還有外地的一些受到壓抑的群眾，紛紛到北京大學考察取經。據說，從7月底到8月12日，就有71萬人次到北大了解造反情況。這應該說是“大串聯”的開始。

       但人們不清楚的是，作為北京大學哲學係的黨支部書記，聶元梓怎麽有這樣的膽子，敢寫出這樣一張批評北大黨委書記的大字報呢？難道她不怕扣上“反黨”帽子，打成右派嗎？後來人們才清楚，原來聶元梓的大字報和中央文革康生的妻子曹軼歐在北大的活動有關。

      聶元梓的大字報也好，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造反也好，都是有來頭的，而且都很快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那麽紅衛兵的“大串聯”也不例外，毛澤東知道許多人到北京來了解情況以後，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讚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

      當時在林彪的個人崇拜鼓噪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已經形成，他的話已經成為聖旨，下麵的人聽了都立即執行。所以，9月5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組織外地高等、中等學校學生代表和職工代表來京參觀學習運動經驗，交通、生活補貼由國家財政開支。坐車、乘船不要票，吃飯、住宿不花錢；各大中小學校的宿舍、機關單位工廠房屋都騰出來開設接待站。於是到處設立接待站和聯絡站，紅衛兵聯合造反派衝擊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破四舊”，達到了“天下大亂”。 同時，大串聯也造成了交通係統原有運轉秩序的全國性癱瘓。

      據記載，串聯從單一的以北京為目的地，到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漢、廣州、長沙其他地方輻射分流，出現部分工人、幹部離開崗位參加大串聯，不少人乘此機會探親訪友、遊山玩水。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客運高峰——長途汽車、內河船隻、海運輪船、火車超載均達極限，限載100多人的火車車廂裝載到200－300人，茶幾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過道裏擠滿了乘客，連廁所裏、車頂上都有人。步行串連就是在這樣的窘況下提出來的。參觀革命聖地的紅衛兵蜂擁而至，井岡山高峰時達到10萬人。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閉館時間推遲到23點30分，其所轄17個接待站僅炊事員就有近千名，先後接待紅衛兵100多萬人，耗資250萬餘元。

大串聯經過七八個月的時間，到1967年2月和3月份，中央發出兩次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陸續撤銷，大串聯才逐漸結束。

（六）關於遣返出身成分有問題居民的政策（根據網上遇羅文《文革時期北京大興縣大屠殺事件調查》和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網文編寫）

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在北京市先是由紅衛兵對出身成分有問題居民進行抄家、毆打，然後就是把這些居民連同他們子女，遣返回農村老家。

     遇羅文寫道：“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這就是說，中共是想掩蓋這段曆史。

     另外，遇羅文又寫道：“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官方公開的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北京市紅衛兵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據網上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一文中記載，北京紅衛兵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

 （七）“聯動”簡介（摘自肖淩《清華附中與紅衛兵運動》一文）

      進入1967年，上麵的態度發生了逆轉，1月號《紅旗》雜誌社論明確把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定為反動組織，因為“聯動”貼出了反對“文革”、批評毛澤東的大字報。於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鬥和抓人的事件。“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等校園內的據點先後被摧毀，在軍隊的配合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把一些紅衛兵頭目非法捕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武力拔掉了“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此後，北大附中紅旗女將彭小蒙寫信給毛澤東，為被捕的紅衛兵們申述冤狀，幾位元帥也批評抓這些孩子的行為。毛下令放人。並說“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

      4月22日，所有以“聯動”名義被抓坐牢的紅衛兵都被無罪釋放，並得到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接見。江青說了一番安撫的話，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陳伯達警告這些紅衛兵不要依仗高幹特權而脫離群眾，搞打砸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