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聯”經曆（4）

5、記憶裏的中戲

        說起來，中戲5年的生活給我留下的記憶並不十分愉快。

       記憶最深刻的是我入學後的第二年，生平第一次受到的小組批判。那是在1961年春末夏初，我們全班同學包括一些教師，被安排下到房山縣參加整風整社，任務是檢查和協助基層幹部解決大躍進中刮共產風的遺留問題，還有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妥善安排好社員生活。我們小組裏一個是表演係的老師叫許仲泉，還有就是同班同學高瑞森和宋紹明，加上我一共四個人。

       在工作結束時，進行工作總結的小組會上，因為我在工作期間認真接待一個農民來工作組反映情況，而據說這個找我們反映情況的農民是個“白脖”（即國民黨投誠士兵），小組裏的高瑞森和宋紹明兩位同學認為我不做調查研究，竟然對一個國民黨投誠士兵來反映幹部情況充滿同情，認真記錄他的意見，這是喪失階級立場和缺乏階級感情的表現，而這又和我的出身富農家庭有密切關係等等。總之，這次小組批判，給我的精神打擊很大，而且直接影響了我大學的入團申請，失去了組織的信任，直到大學畢業，心情一直很壓抑，心理受傷的陰影無法消失。

      畢業多年後，我的同班同學王明堂也曾經在電話裏講，他說：“中戲不是我們這些人去的地方。”王明堂是河南考進戲文係的一個農家子弟，小時候受過不少苦，曾經討過飯。在我們班近50名學生中，有兩個黨員，王明堂是其中之一，而且他還擔任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按說他是班上根正苗紅又紅又專的紅人，為什麽他也有這種感慨？原來他在入學前，由父母包辦，與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姑娘結了婚，並且有了子女。來到中戲以後，他常常為自己這樁婚事苦惱。結果，係黨支部書記熊焰聽到反映，就批評王明堂是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嚴重，是思想變質的表現……。熊焰是一個延安來的幹部，歌劇《白毛女》導演舒強的妻子，她以係黨支部書記身份對王明堂的批評，顯然也給大學期間的王明堂思想壓力很大。

       另外，我們是1960年入校，當時中國正在發生全國性大饑荒，估計王明堂可能知道河南農村農民挨餓的情況，我住在北京近郊，隻知道家裏人吃不飽肚子。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中戲在宿舍七樓大禮堂，每逢節假日經常有舞會，表演係和導演係的俊男靚女，在優美的舞曲伴奏中，雙雙起舞。我和王明堂這些農家子弟，土氣十足，站在大禮堂裏，看到此情此景，一方麵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另一方麵，可能也有當年延安文人王實味在小說《野百合花》裏那種感受。

      還有，中戲的教授專家一般都上完課就走，很少和同學交流，彼此十分隔膜；同學之間也是聽課讀書，彼此之間也很少交流，更沒有什麽熱烈的學術討論和爭論，班上一直是死氣沉沉，氣氛壓抑。

      此外，班上幾個農家子弟和城市來的同學，和幹部家庭的子弟，也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即使晚飯後散步，同學之間也很少在一起隨便聊聊，不知為什麽，彼此似乎都有些戒備。

     從我對學習環境方麵的感受來說，在校期間，因為我住的宿舍是麵向操場，操場上經常有表演係的練功擊劍的噪音，操場南麵是一排鋼琴房，每天從早到晚，鋼琴聲和練嗓聲，時時都會傳來。在宿舍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課桌，一般同學們都是在宿舍讀書，有的同學受到外麵的噪音幹擾，好像無所謂；而對我來說，則總覺得窗外傳來的這些噪音實在讓人無法靜下心來。所以，除了到教室上課以外，我大部分時間都是拿上書本，要麽鑽圖書館，要麽找一個偏僻安靜的角落讀書……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讓人感到不舒服和不愉快的環境，或者是傷心處，總是不願意再去造訪的。但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既然北京的紅衛兵那樣厲害，我不能不想到那些我熟悉的院領導和係領導，還有係裏那些專家權威，對他們的遭遇不能不掛牽。

       首先我想到的是係主任石丁，他是一個體型偏瘦留有小胡子的男人，看起來也就四五十歲。我們剛剛考進戲文係時，他對我們全班同學進行訓話。他說，你們是麵向全國招生，在上千考生中，通過筆試和口試，經過嚴格選拔考進我們學院。我們係培養的是戲劇方麵的專門人才，你們應該珍惜這個機會，努力爭取成為戲劇專家，或者將來寫出高水平的戲劇作品……

       石主任聲音洪亮，滿臉嚴肅，講話沒有當時領導人少不了的那種八股腔和社論調。總之，他的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使當時我一心一意要成名成家的願望，得到鼓舞，不免讓人熱血沸騰……聽說石丁主任也是從延安魯藝來的老革命，我內心對他更是敬佩！可是，大概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從我們係裏消失，副主任沙新代替了石丁，成了我們的係主任。那時心裏不免有些疑問，又不敢問。很久以後，小道消息說，他生活上出了問題，被下放到山西。那麽，文化大革命開始，會不會把他揪回來批鬥呢？

      沙新主任50多歲，麵色紅潤，頭發花白，身材魁梧，樣子容易讓人聯想到當時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沙新是係主任，同時也負責給我們上現代話劇史課程。他的課，給我的印象是備課認真，但講得乏味。顯然，他缺乏石丁主任那種藝術氣質，似乎他更適合搞行政。

       64年班上出了“高郭反革命案”,是由沙新主任主持介紹案情和組織批鬥會的，不知為什麽熊焰書記始終沒有出麵。沙主任給我的印象，用當時的套話來說，是立場堅定和旗幟鮮明，對黨忠心耿耿。作為我們係的當權派，他的命運如何？

       另外，就是戲曲史專家周怡白教授，他當時是中國戲曲史研究的權威，他出版的《中國戲曲史長編》，像磚頭一樣厚，在中國戲曲史研究上，當時幾乎無人可比。58年他被拔過“白旗”，在課堂上他曾經忍不住發過牢騷，感慨“世態炎涼”。顯然，對一個在戲曲史研究上的泰鬥，動不動把他當“白旗”拔，他自然想不通。這次是不是他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劫難逃？

        還有孫家琇，她是留學美國的莎士比亞專家，57年被打成“右派”。聽說在當年批判她時，讓她受盡侮辱，從此精神上一蹶不振。我們在校讀書期間，已經不讓她上專業課，隻讓她上選修課英語。選修課不考試，班上同學也就沒有幾個人去上她的課。所以，在她上的英語課堂上，教室裏稀稀拉拉隻有十幾個人。記得，她講課時，滿臉病容，還經常捂著胸口，說是心髒不太好。一個從美國學成回國的專家，在政治上受到如此對待，她自然無法抬起頭來做人，更談不上在學生麵前還有教師的尊嚴。所以，她站在講台上，有精無神，悲戚憂傷，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這次文化大革命掀起的紅衛兵運動，會不會讓她再次落難？

        想到這些，到中戲母校看看的願望就變得越發強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