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13 糧食偷盜事件
潘文博：三個妹妹先後都嫁到黑龍江，家裏隻剩爸爸、媽、文平和我四口人。人口盡管少了，可是生活仍然困難。為了謀生，我和文平在1971年也來到了黑龍江通北地區。
到生產隊，幹什麽呢？通過幾個妹夫講情，決定讓我去打水。那裏全村隻有一口井，四十多米深。井旁有個水池子，每天要打滿，才夠全村二百多口子人和幾十頭牲口的飲用。
為了讓全村群眾早晨有水用，我必須夜裏三點就起來，開始打水。在轆轤旁邊一站，一桶搖上來，嘩一倒，馬上讓桶落到井裏，灌滿，又飛快地搖……黑天半夜，零下幾十度天氣，一會兒就出汗，打得最熱的時候，上衣全部脫光，光起膀子打……就這麽，天天如此，像機器一樣，根本沒有節假日。可是，到年底一算，我還欠生產隊一百多元。
再看看那些基層幹部，他們根本不勞動，想吃什麽糧食，就讓社員到糧庫取來。不參加勞動，他們幹什麽呢？除了吃吃喝喝，就是串門子——串老婆門子——就是去“搞破鞋”。生產隊長劉福就經常去一個寡婦家，弄得他老婆去堵被窩，堵住以後，又打又鬧……劉福也滿不在乎。這就是當地的風俗習慣。
秋收以後，有個小夥子叫高歡，還有一個老黨員的兒子，叫二和尚，我們三人湊在一起閑聊起來，我們仨個談起當地的幹部，都認為這些農村幹部多吃多占，也沒人管，糧食打下來，他們也不組織人入庫，幹脆我們去場上弄點麥子……
那天晚上，我們三人每人拿了一個麻袋，趁著天黑沒有月亮，悄悄走到麥場上，看看四周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三人就大幹特幹起來。高歡灌了一麻袋，我灌了多半麻袋，二和尚灌得和我差不多，我們三個人摸著黑，神不知鬼不覺，挺順利地就扛回來了。
事情這麽順利，三個人都很興奮，決定再弄一趟。這次我下了個狠，弄了滿滿一麻袋……
小麥扛回家，放在什麽地方呢？那個地方家家屋裏都有地窖，冬天放白菜土豆什麽的。開始沒仔細考慮，就放進地窖裏。後來一想，不行。萬一走漏了風聲，人家一進門，打開地窖就會發現，太不保險。想來想去，腦子一亮：幹脆把鍋拔下來，在灶底下挖個洞，把糧食埋裏麵，就是偵破專家來了，也夠你找的……
果然，沒幾天生產隊發現麥子少了，報了縣公安局，說丟了五千多斤小麥。我一看形勢不妙，恰在這時接到大哥寄來一封信，說是中央有指示要給一些幹部落實政策。我把糧食給鳳珍、小琴每家分點，自己帶一麻袋，乘上從哈爾濱去上海的火車，回到北京。
路上我反複想：我的行為是不是犯法？是不是道德？如果站在那些幹部的角度，我幹得是既不合法，又不道德。可是，換個角度，可以說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因為按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應該是按勞取酬，我辛苦苦幹了一年，幹的活那麽苦，那麽累，我所付出的勞動絕不僅僅是那些小麥所能換取的。其次，那些農村基層幹部，他們遊手好閑，整天不勞動，卻不勞而獲。另外，我們北京南苑的三間正房，加上院子，有將近400平米，文化大革命一來，造反派把我們掃地出門以後，說占就占，這難道就合情合理合法嗎？社會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麽理可講？所以，想來想去，我對自己的行為並不感到有什麽不對。
後來我聽說，縣公安局開著警車到了生產隊，抓了好幾個嫌疑犯，在生產隊辦公室把那些嫌疑犯打得鬼哭狼嚎……。
三妹鳳珍的老公公怕受牽連，就主動交出了我拿給他家的麥子。於是，公安局根據鳳珍老公公提供的線索，就派人到老家去找我，沒找到，我躲過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