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如何用筆殺人
四連領導班子最初是把我作為運動的重點來進行戰略部署的。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發現婁廣華的那條關鍵揭發難以成立,於是,就把高玉升的揭發當作重點問題來突破。出乎周曉山和劉培華等人的意料,經過七鬥八鬥,我對高玉升揭發幾條始終不認賬,並且還用一係列事實來證明高玉升的揭發純屬打擊報複和陷害。因此,領導班子感到非常失望,由於不是公安局,又不能對我用刑,隻好派出陳雲菊和曹玉煤到河南及北京,對我的問題進行外調,期間把我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
這時,恰好到四川張素萱老家邛崍縣進行外調的婁廣華回來,就開始把運動的重點移到審查對象張素萱身上,對她進行揭批。關於婁廣華等人如何對張素萱進行打擊陷害,筆者另文敘述。
一個多月以後,到河南和北京進行外調的陳雲菊和曹雨煤回到單位,令周曉山和劉培華感到十分沮喪的是,這次外調沒有取得任何一份有利於證實高玉升的揭發屬實的證據;相反,在河南工作的王明堂同學卻證明我的交代完全屬實。怎麽辦?眼看半年多的時間過去了,幹校一大隊其它連隊的運動逐漸在收尾,而我們四連的運動卻進展十分緩慢。在這種情況下,劉培華等人決定給我寫一份定案結論上報大隊,並建議把我下放農村勞動,以觀後效。
1970年12月31日,劉培華在四連群眾大會上宣讀了一份《關於潘文鳴的審查情況和結論意見》。
記得周曉山曾經幾次提醒我,要認錯認罪,不然在定案時寫上一筆,你到那個單位都不好工作。周曉山講的自然是實話,因為在毛澤東時代,使用幹部主要依賴幹部的檔案。檔案中寫明是出身成分好,又是黨團員,而且一直是先進人物,這種幹部就是提拔重用的對象;相反,如果是出身成分差,不是黨團員,甚至還犯過什麽錯誤,尤其是犯過政治錯誤,那麽這種幹部就隻能控製使用,屬於教育、監督和改造的對象。這種幹部在任何單位,都是屬於永遠抬不起頭來,必須夾著尾巴做人的那一類,如一些單位裏的那些所謂“摘帽右派”。
劉培華等人下定決心,想在審查結論中,盡量把我寫成一個出身成分很糟糕,又拒絕接受改造,因而思想反動與共產黨為敵的危險人物,因此建議勞教或者下放農村鍛煉,讓我一輩子過地獄一樣的日子,而且無法翻身。為此,劉培華絞盡腦汁執筆寫的這份《結論意見》,在群眾大會上他用大法官的腔調讀完以後,按當時中央公布的“六廠二校經驗”,任何審查對象的定案結論需要征求群眾和本人意見。
群眾聽了劉培華念的結論意見,自然不好說什麽,我則根據記錄進行了逐條反駁。
首先,關於我的家庭情況。我說,我的家庭出身是富農,而不是“反動富農”。《結論意見》中寫我出身於“反動富農”家庭不正確。因為根據政務院製定的有關政策,“富農”和“反動富農”是有區別的,正如同“資本家”和“反動資本家”有區別一樣。其次,《結論意見》中寫我母親是“地主分子”沒有根據;相反,她是享有公民權的大隊社員,我親眼看見過她的選民證。第三,《結論意見》中寫我父親“叛變投敵”,他從老家跑到敵占區以後,一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沒有向敵人出賣同誌,而是改個名靠趕大車為生,這怎麽叫“叛變投敵”?
其次,關於我大學中的表現。《結論意見》說我一貫表現落後,對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缺乏正確認識,發展到對現實不滿,並且與班上反革命《真理革命黨》首犯高玉升多次交流談心,交換意見,事後沒有及時向組織匯報。這些說法沒有事實根據。我大學5年的表現如何,應該以我的大學畢業鑒定為準。現在的領導班子給我寫大學政審鑒定,是否妥當?對於高玉升揭發我的幾條罪狀,《結論意見》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這是否符合中央有關幹部審查精神?
最後,關於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言行,我隻承認是毛澤東思想沒學好,要求自己不嚴格,屬於說錯話。至於《結論意見》中說我用庸俗的語言向女同誌求愛等等,沒有事實依據,純屬捏造。
在場群眾聽了我對劉培華執筆寫的《結論意見》的逐條反駁反駁以後,一片沉默,沒有任何人再發表意見。弄得領導周曉山和劉培華等人非常尷尬,一些批鬥我的骨幹和積極分子臉上也流露出灰心喪氣的氣憤和冷漠。
不過,周曉山在宣布散會時說了幾句話:“半年多的時間,我們滿腔熱情幫助潘文鳴,希望他回頭是岸,可是他一直堅持錯誤立場,頑固不化,那麽最後結果,就是他自己負責了。”
這就是說,他們要處理我了。
不過,據知情人講,四連領導班子已經把那份關於我的《審查情況和結論意見》連同一份《對潘文鳴的處理意見》一同上報一大隊領導小組。在這之前,我給以李部長為首的一大隊領導小組寫了一份報告,題目為《揭露婁廣華和劉培華等人對我如何進行政治陷害》,裏麵詳細敘述了從1970年8月份開始,婁廣華和劉培華如何歪曲事實真相,對我進行政治陷害,並提供了一係列與我的案件審查有關的材料。估計大隊幾位領導看了我寫的材料和領導班子的上報材料,對我的案件性質,已經基本了解。所以,四連領導班子上報的兩份意見很快退回,要求重新核實。這使劉培華和周曉山等非常頭痛。他們經過研究討論,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是找到原創作室負責人魏然來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對領導班子采取合作的態度;二是派劉培華和吳桐琪到河南和北京進行第二次外調。
12、老魏上門
那是在1971年的初春季節,魏然敲門來到我家。說起來,老魏應該算是我的恩人和朋友。說是恩人,是因為在文革初期,老魏看我年近30,尚未找到女朋友,曾經把我引到黔劇團,幫我介紹過一個邱姓女演員做朋友。雖然因為我的出身成分問題沒有成功,但我內心對他始終懷有一種感激之情。
魏然是個離了婚的單身男人,他長得高大魁梧,瀟灑英俊,雖然50歲左右,仍然渾身散發著男性的魅力。老魏喜歡遊山玩水,經常到貴陽郊區找塊石頭做假山,找棵樹根雕刻成藝術品。他為人熱心,因為沒有老婆孩子,就喜歡和我們這批新來的大學生一起聊天談笑。在接觸中,他談笑風生,非常有趣,顯然他已經看透人生,對文革一套做法了然於心,但絕口不談。
老魏上門,我很是奇怪:自從我被揪出來進行批鬥審查,豬不上戶,狗不進門,同事朋友見麵都盡量避開,老魏怎麽今天突然光臨 ?
老魏笑眯眯坐定,我說,稀客臨門,定有貴幹。
老魏說,不瞞你講,領導班子裏有人知道我們倆關係不錯,找到我,希望我給你做做工作,讓你采取合作態度,把你的問題早日解決。
我說,老魏,從去年夏天開始,到現在這段時間,省文化局重點是讓我檢查交代,我的問題已經完全清楚,他們非要我承認高玉升揭發的那幾條言論,問題是根本沒有的事情,我能承認嗎?奇怪的是,明明是高玉升對我的陷害,他們寧可相信反革命分子高玉升,也不願意相信我,你說他們是站在什麽立場上?還有,劉培華和周曉山決心要把我定成敵我矛盾,讓我去勞改或勞教。至少是下放農村讓農民對我進行監督勞動……
老魏插話問,你怎麽知道領導這些意圖?
我說,周曉山幾次提醒我,說文化係統的造反派頭頭陳偉榮勞改三年;還有一個47歲的婦女,因為攻擊共產黨,就判了死刑。他說,你態度好,就可以是內部矛盾;態度不好,就是敵我矛盾。這意思不是很清楚嗎?可是你知道,陳偉榮是破壞軍婚罪;而那個被槍斃的47歲婦女,和我的情況又有什麽相同之處?另外,周曉山還要我像計財處“摘帽右派”徐剛學習,每星期交一份思想檢查,而且節假日不準我隨便走動,讓我去參加一些懲罰性勞動……這一切說明他們已經把我當敵我矛盾來對待了。
老魏說,你太年輕了,剛走出校門,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所以,遇到一些挫折打擊也是好事。過去我就跟你講過,不能太天真,好多事情都不會像書本上講的那樣。現實社會非常複雜,我們必須謹言慎行,說話稍不注意,讓人抓到辮子,芝麻就會變成西瓜。
你提到的陳維榮,他是文化係統造反派的一把手,李再含一垮台,他能保住位子嗎?要整你,於加之罪,何患無辭?他本來是通奸,而且是女的主動,人家說你是破壞軍婚,就把你抓去判刑。文化局的人都知道,劉培華的老婆在重慶,咱們單位孫慶華的丈夫在部隊,劉培華和孫清華來往密切,他經常往孫慶華家跑,可是劉培華就沒事。你清楚了吧?
老魏掃視了一下我的陋室,告訴我:目前是幹校的幹部定案分配階段,我們沒必要和領導班子頂牛,胳膊扭不過大腿,權在人家手裏,繼續頂牛,你想結果會如何?
我說,莫非讓我按領導的意圖做檢查?
老魏說,你自己看著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