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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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毅的人生路(3)

(2014-12-08 03:04:59) 下一個

在人事局招待所住了大概不到一個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來了。周毅被分配到貴州省歌舞團,而我和那位吳姓的同學則分到貴州省文化局。按當時的政策規定,大學畢業生被分到具體的工作單位以後,還要實習一年,表現合格才能轉正,正式成為吃皇糧的國家幹部。因此,那年我們分在省文化係統的幾十個應屆畢業生都被安排參加了市四清工作隊,在貴陽附近的農村搞四清運動。可惜,我和周毅沒有分在一起,否則,我們之間也可以有個伴,可以進一步互相了解。

說是四清,實際上好多諸如查賬之類的工作都是由地方幹部擔任,我們這些大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和農民一道下地幹活,好在我是農家子弟,大學五年也經常奉命下鄉搞運動。不過,貴州的農民生活習慣和北方不同,早晨起來先下地幹活,快到中午11點,才回來吃早點。我不知道周毅是否能吃這種苦?反正我有一種度日如年的感覺。我也理解那些當地知青為什麽不安心農村勞動。好在第二年5月份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四清工作隊奉命提前回到各自的所在單位,參加本單位的運動。

從綠色寧靜的郊區回到貴陽,隻見滿街都是大標語和大字報,諸如“炮轟省委”,“炮轟市委”,“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某某!”,“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還有什麽“堅決保衛毛主席!”,以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等等,這些大標語懸掛在市內繁華的大街上;而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則是到處懸掛和張貼,甚至有些商店的玻璃櫥窗都被大字報遮擋住了……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聽黨的話,跟黨走,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特別是出身成分不好的,還要求“夾著尾巴做人”。所以,從來都是老老實實和規規矩矩,突然看到這些大標語和滿街大字報,心中不免有些膽戰心驚和困惑不解——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這難道不是明目張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為嗎?

因為在1957年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時我剛剛初中畢業升到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學,在北大校園裏親眼看見大鳴大放運動中的一些大字報,那些大字報可沒有現在這樣的火藥味啊……這次運動不是反右派,不是大躍進,不是大煉鋼鐵,也不是反右傾機會主義,而是要造反,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此外,還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莫非省市委的領導人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各單位的頭頭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在北京來的南下串聯隊的帶領下,還掀起一場“紅色恐怖”運動——把所有凡是所謂封資修的東西,特別是大量文學藝術作品,都要付之一炬!然後是揪鬥各單位的頭頭,文化係統各劇團的書記團長,包括藝校的校長,幻燈廠的廠長……總之,從省市委的領導人到基層各單位各部門的負責人,一律都成了鬥爭對象。還有就是地富反壞右和有曆史問題的人,都被稱為所謂“牛鬼蛇神”,這次也一起揪出來,要革他們的命。後來聽說,在北京掀起的這次“紅色恐怖”中,每天都有人被紅衛兵打死,在北京城裏,每天早晨都有板車從一些胡同小巷中往外拉屍體,他們都是死在北京紅衛兵的皮鞭或皮帶下。這些紅衛兵都是十七八歲的中學生,他們穿著軍裝,戴著軍帽,胳膊上帶著紅袖套,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些話自然不是這些中學生的發明,而是毛澤東幾十年前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名言。根據領袖幾十年前的名言,這些紅衛兵就變得無法無天,說抄家就抄家,說揪鬥誰就揪鬥誰,如果哪個人敢於質問和抵製他們的胡作非為,就要遭到毒打,而且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些紅衛兵在北京以革命的名義幹了許多令人發指的罪惡勾當以後,又跑到全國各省市去串聯,實際上就是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繼續製造“紅色恐怖”。

貴州省文化係統的造反派,就是在北京紅衛兵南下串聯隊的帶領下,毒打了省京劇團的女團長,還給她剃了陰陽頭。據說省歌舞團的造反派也跟著北京來的紅衛兵參加了這些行動。

我抽空到省歌舞團找到周毅,想聽聽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見到周毅,我把自己的來意講了,他說,咱們找一個清淨的地方聊聊。我們走到一個僻靜處,他聽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惑,點上一支煙說,從目前的報紙社論來看,特別是根據北京南下串聯隊的紅衛兵講,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鬥爭目標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反修和防修,讓中國永不變色。我們應該堅信毛主席的英明和偉大,他能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新中國,也一定能夠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中心……周毅看我還是不甚理解,就建議我再讀一讀林彪那次關於政變的講話,以及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有些過火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又勸我到北京去看看,到一些其它城市走走。他說,造反已經是大勢所趨……

回想我們當時的談話,自然顯得十分幼稚可笑。可是我們當時的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無法超越那個時代,當時人們很難認識到紅衛兵的過火行為是野蠻的,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一種侵犯。同時,也更認識不到毛澤東支持和縱容一些不懂事的中學生在全國範圍內大搞“紅色恐怖”,使成千上萬的無辜死於非命,這既是一種罪惡,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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