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 的清查運動（7）

省文聯清查運動中的插曲

 

聽說吳中英在五樓王本善家，我放下飯碗便登上五樓，敲開王本善家的門,見吳中英與王本善一家正在吃飯。

吳中英在文聯音樂家協會編刊物。吳中英和王本善都是專業音樂工作者，吳中英是五十年代的音樂學院畢業生，而王本善則是六十年代中期走出校門。兩個人不僅專業相同，而且又都是民盟成員，所以關係比較密切，來往自然要多些。

還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先後與他們兩人相識了。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來到這個地方，大家都是搞文藝工作的，見了麵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語言。

文化大革命開始，一般年輕的大學生思想比較敏銳，絕大多數都是造反派。可吳中英因為大學時期好像男女關係方麵出過一點問題，就不敢輕舉妄動，隻能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但在下邊閑談起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很有頭腦，也比較務實。至於王本善，出身成分好，是少數民族，又是個精明之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當過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粉碎四人幫以後，沒想到卻成了被清查的對象。不過，大家的經曆盡管各不相同，倘若碰到一塊，彼此還是可以像朋友一樣隨便聊聊。

“和吳兄多年沒見了，聽說吳兄在本善家，我放下碗，就跑上來了。”我說。

“是嗬，差不多快十年沒見了吧？”黑黑的吳中英說。

我們隨便聊了幾句，大家談到最近的政治學習上。我問他們民盟每周是不是周六集中學習？吳中英說，最近增加了一天。

“聽說民主黨派的學習比共產黨還認真？”

“也不見得。”吳中英說，“反正中國的事情，你哄我，我哄你，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說，聽北京來的人講，民主黨派在學潮期間和學生站在一起，還竭力鼓動學生堅持鬥爭。一平暴，馬上又譴責學生，是不是這樣？

吳中英說，民盟和九三學社要好些，你看六四以後費孝通就沒有站出來積極表態。

王本善在文革初期，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並且因為出身成分好，人又機敏，成了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之一。那時談起造反奪權，談起批林批孔，他總是眉飛色舞和興致勃勃。然而，粉碎四人幫以後，從清查學習班回來以後，他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前途已經黯淡，因為一提起造反派頭頭，就像毛澤東時代說哪個人家庭出身不好一樣，掌權者都不敢重用。在這種情況下，王本善對政治已完全失去興趣，就把全部精力放到業務上。好在王本善十分聰明，業務能力又強，在單位上他很快成為業務尖子。他現在的興趣是談業務方麵的事，他說：

“我主編的那本少數民族音樂方麵的書，讓我自己花錢出，我哪出的起？那些有權的出書，自然好辦：找某領導批個字，三萬五萬，沒問題。咱沒權，隻能找別的辦法。”

“你找的什麽辦法？”我問 。

“我到民委文教處，找負責人一吹，讓他支持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當然這是空的，實的就是把他也算成主編之一。我跟他講，你對音樂不熟悉，把名字放在我後麵。他一聽，很高興，說沒問題。出了這本書以後，再找他拿錢出書，就好說點。”王本善滿臉喜悅，為自己的成功，為自己的聰明，感到十分得意。

我說：“你真是當代的諸葛亮嗬！”

王本善笑眯眯的，兩杯酒下肚，想到憑自己的聰明才智，憑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輕而易舉弄到一筆出書款，真是喜不自勝！王本善屬於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的那種知識分子，一有機會，就喜歡吹噓自我，有一次，他說他在少數民族音樂方麵的成就，已經進入世界著名音樂家的行列。我怕他那種自大狂的毛病又犯，就趕緊把話題拉回來，問吳中英：

“文聯的清查是怎麽個搞法？”

“清查，估計這次不會像以往那樣容易了。”吳中英說。

“為什麽呢？”我問。

“為什麽，你想，這次學潮牽涉麵那麽廣，怎麽清？就拿文聯來說，文聯黨組自己的屁股都不太幹淨——在學潮進入絕食階段，黨組看到北京文藝界知名人士站出來紛紛表示支持學生，也就集體給中國文聯黨組寫了一封信，希望由文聯出麵，呼籲中央出麵接見學生。據說是我們文聯黨組書記趙大雄起得草。”

“沒想到，像趙大雄這樣平日緊跟中央的人，在學潮中也有這樣的壯舉，真是難能可貴！”因為在我的印象中，趙大雄在文聯是黨的化身，他已經不是文藝工作者了。（見博客《理想與信念的破滅》第2部分）

吳中英接著講，在六四以後，省文聯的劉築榮寫了一條橫標，上麵四個大字是：“黨恥國難”。現在幹部考察小組已經把這條橫標定為“反標”。考察小組找劉築榮談話，讓他交待橫標上寫的四個大字是什麽意思。他說，“黨恥”，我是指趙紫陽分裂黨中央，支持動亂。“國難”，我是指動亂和暴亂給國家帶來了災難。考察組的領導聽了，說他不老實，是狡賴和詭辯。但他說，我這樣講，你們不相信，那我也沒辦法。談話以後，他好像也並不緊張，一付無所謂的樣子。開會時，他就坐在書記趙大雄旁邊，呼呼睡大覺。要是在毛澤東時代，劉築榮早被抓起來了。即使不抓他，他恐怕也是吃不好，睡不好，提心吊膽，日子難過……

“是啊，時代不同了。不過聽說隻有梁伯林和周正莉沒上街？”

“梁伯林這個人誰不知道，他一向是左得很。五七年在大學讀書時，聽人說他就想把老同學周建榮打成右派。畢業後兩個人一起分到省文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給周建榮貼大字報，說周建榮是‘漏網右派’。你想一想，都到什麽年月了，他還想把人家打成右派？可見梁伯林從大學時代就是一個極左人物！”

梁伯林瘦高個子，尖嘴猴腮，三角眼，樣子就像電影戲劇中的反派人物。此人五十年代末期從中文係畢業，分配到省文聯當文學期刊編輯。從大學畢業到如今，三十多年中，沒聽說他寫過什麽文章發表。但他坐在編輯位子上，卻一直充當文學作者的老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雖然寫不出什麽東西，業務上不行，但嘴巴卻能言善辯。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在業務上不會有什麽成就，便在政治上狠下工夫，在八十年代中期，他終於入了黨。八十年代末，他被提拔成省文聯副秘書長，成了文聯裏一個指手畫腳的人物。

不過，中國的文聯雖然是個類似衙門的機構，可在那裏人們敬佩的是有才氣有作品的藝術家和作家，對隻能吃政治飯而沒有作品的人，人們內心深處是看不起的。這正如在高校中隻會擺架子整人而教不了書的政工幹部一樣，是永遠無法受到人們的尊敬的。

吳中英接著說，在會上，著名作家劉寬厚過關檢查時講，我參加過一次遊行，沒人喊我，是我自願去的。劉寬厚講到這裏，梁伯林便插話說：

“周寬厚，你咋沒和學生接觸？那天周正莉到我辦公室說，有兩個師大的學生在作協辦公室和你談話，談的全是學潮方麵的事。”

劉厚寬馬上說，那是四月二號，離發表定性動亂的四二六社論還有二十多天。你想在這上麵作文章，辦不到！

梁伯林還不知趣，進一步對劉寬厚說，劉寬厚，你不要這樣狂嘛！

周寬厚也不客氣，他說：對別人，我不敢狂；對你梁伯林，就可以這樣狂！

黨組趙書記在旁邊隻好和稀泥，兩邊安撫：說有話好好講。估計梁柏林心中也清楚，這次清查再不能與以往的運動相比了，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撥亂反正，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人們已經完全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提心吊膽怕整了。他是個聰明人，已經認識到能睜隻眼閉隻眼的時候，再認真就沒必要了。所以，他也沒有再說什麽。

梁伯林入黨沒多久，就由副秘書長提為正秘書長。明年就六十歲，要退休了，他想趁這次清查運動，能夠立功，再往上爬到正廳級，豈不是就功德圓滿了嗎？

省文聯還有已經退休的魯正茂，發言也是左得要命。在清查到羅大書時，羅大書否認六四以後參加過上街遊行。魯正茂說，羅大書你不老實！批林批孔那會兒，你整了那麽多黑材料，粉碎四人幫以後，你就不想交出來。當時公安廳一個處長講，捆他一索子他就老實了！沒辦法，你才交出那些黑材料。現在明明有人看到你六月五號參加遊行，你又是不承認。莫非現在還要公安廳來人捆你一索子，你才承認？

旁邊有人說，魯先生，你不能這樣講，你年紀大了，看走了眼，或者記錯日期的可能性也有。你這樣講，動不動要捆人，這不是仍然主張逼供信嗎？

另外一個人講，是嗬，羅大書隻要沒有參加組織策劃，即使參加了遊行，也仍然是教育問題。你沒看報紙上中央領導接見外國人的講話嗎？

大家七嘴八舌，會開不下去了。主持會議的趙大雄趕忙說：“羅大書接著講。”

我問，你們清查小組的負責人是誰？

吳中英說，是省報已經退休多年的總編輯，這次又把這批老左派請出來，讓他們搞清查。因為這次鄧小平鎮壓學生運動主要是依靠老一代，現在搞清理幹部隊伍，當然也隻能依靠這批老家夥。大家都知道，這些人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滿腦子都是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整人個個是行家能手，經驗豐富得很。

王本善說，其實這些老家夥有些對鄧小平也不滿。有人就說：老鄧搞一刀切——六十歲一律都退，不管你身體好不好，工作需不需要，我們都成了刀下肉。他自己咋不退？所以，中國的事不能認真。這麽多年，我得出一條經驗，一個人要不犯錯誤，唯一的辦法就是：任何時候都堅持和中央保持一致，比如黨中央要我打倒劉鄧陶，我就打倒劉鄧陶。黨中央說林彪是最可靠的接班人，我就堅決擁護林彪。黨中央要打倒四人幫，我就跟著批四人幫。黨中央要我擁護江澤民，要批判趙紫陽，我就堅決按黨的指示辦！隻有這樣，才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我心想，一個知識分子把自己的人格貶低到這種程度，不是太可悲了嗎？你王本善的機會主義發展到這麽沒有原則地步，誰還看得起你？……但大家都是朋友，沒必要進行傷和氣的爭論，所以就說，幹脆把全國人民都變成沒頭腦的電腦，黨中央輸入什麽程序，我們全國人民就按中央的程序運行。當年毛主席的理想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今天把“毛主席”幾個字換成“鄧小平”就行。

吳中英說：“其實，就是這麽回事！”

                                                             (1989年9月15日)

 

 

 

 

注：關於梁柏林其人，見博客《理想與信念的破滅》第2部分《文聯戲劇藝術研討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