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滅（11）

一個“模範共產黨員”的心態

 

呂桂華是我原來的同事。從七四年到八五年，我們曾一起編過刊物。那時她四十多歲，個子不高，剪個短發，一幅精明能幹的樣子。

當時我們辦的是一份省級通俗文藝刊物，內容包括很廣，幾乎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都可以發表。當時的分工是：她編小說、散文，我編戲劇和評論。後來刊物更名，很少再發表戲劇稿子，主編就安排我們倆一起負責小說、散文和評論稿子的編輯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彼此接觸較多，漸漸對她的經曆也就較為了解了。

五十年代，呂桂華高中畢業就進團省委當幹部。在團省委，她認識了老朱，經過互相了解，與老朱結了婚。可是新婚沒兩年，丈夫老朱被打成“右派”。夫妻雙雙被從省會下放到縣裏去教書。用她的話說，那幾年是“以淚洗麵”，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六十年代，呂桂華先回省城安排在文化係統工作。粉碎四人幫之後，平反冤假錯案時，老朱摘了“右派”帽子。回到省城，落實政策辦公室給她丈夫安排了工作。

呂桂華學曆不高，但她喜歡讀書。特別是丈夫被打成“右派”以後，在那些苦悶煩惱抬不起頭的日子裏，隻有在一些文學名著裏，精神才獲得一些解脫。當然，興趣和愛好並不等於修養，也就是說，憑興趣和愛好讀了不少文學作品，比那些沒接觸過文學作品的人，對文學的熟悉程度和鑒賞能力肯定要強得多；但作為文學編輯，應該說文學修養還是不夠的。不過，在毛澤東時代，整個社會對知識和人才普遍不重視，各行各業對專業技術能力也普遍忽視，那時隻要有毛澤東思想，人人都可以上天攬月，人人都可以下海捉鱉。那麽，到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文藝處於大發展的時期，在這個貧窮落後的省份，專業編輯非常缺乏的情況下，呂桂華當文藝編輯，就沒什麽值得奇怪的了。

呂桂華一家的日子，隨著丈夫老朱的解放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老朱原在團省委工作時期，就是個中層幹部。八十年代初，他的老領導當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老朱有了這個背景，稍加活動，便被提到省外事辦當一把手，由原來的處級提到廳局級，成了高幹。這一提，地位可就大不同了——一般中層幹部是享受不到什麽特權的，而成了高幹以後，就算是進入特權階層了。於是，呂桂華全家很快從破舊不堪的團省委老宿舍，搬進省委的“高幹樓”。那裏不再有鬧市的嘈雜，不再有街上的灰塵飛揚；而是環境幽雅、室內寬敞、空氣清新、采光合理。當年天津的兩位知名作家來我省，我們編輯部便是借用她家的客廳來接待的。這套住房四室一廳，配上她丈夫出國帶回的進口彩電、冰箱，當時也算是一道亮麗的風景，令一般人望而生羨了。

俗語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雖然是講舊社會的現象，但在所謂新社會，這種現象也屢見不鮮。呂桂華兩個女兒的命運，也隨著老朱的青雲至上而發生轉折：大姑娘原在拖拉機廠當工人，靠父母的關係，很快調到工人報社，不久又調到省電視台。不僅工作一步一個台階，越調越好；就是女婿，也來個更新換代——由工人換成幹部。二女兒則從師專調到政府機關，後來又弄出國門，在西方某國安家落戶。隻有三女兒是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某藝術學院。

呂桂花呢？自然也不甘落後，她深知自己讀書曾手不釋卷，腦筋也不比誰笨，現在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右派”家屬的苦難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老公已經是個高幹，難道自己總是個普通幹部，一輩子聽別人指揮？她自然不甘心。要翻個身，首先是要解決黨票問題，所以，老公一平反掌權，她馬上便把入黨申請書遞到黨支部。經過一番公關活動，沒多久，便成了中共預備黨員。接著，運氣和機遇就來了：原編輯部負責人是位部隊詩人，五七年也同樣被打成“右派”。平反落實政策沒多久，主編的椅子尚未坐了幾天，便生病住進了醫院，醫生診斷為肺癌。這位剛到花甲之年的詩人，還沒過上幾天翻身得解放的日子，就匆匆離開了人世。此時，正值盛年的呂桂華，又是中共黨員，加上和省委省政府的領導關係密切（這是她自己多次的表白），因此，主編的寶座便讓她去坐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許多刊物的主編尚未意識到辦刊可以賺錢時，呂桂華便認識到辦通俗刊物有銷路，可能賺大錢。所以，經過一番活動和策劃，她把所辦的綜合性文藝月刊改為通俗文娛刊物，更名為《娛樂天地》，專發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藝作品。這樣一改，刊物的銷量立即逐月增加，不到一年，辦刊經費便由國家補貼而轉為自給自足，編輯部很快又成了文化係統的盈利單位。於是，呂桂華成了省文化係統的先進人物和模範黨員，她的先進事跡還上了省報。從此，呂桂華才算真正揚眉吐氣，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不過，就在她一家芝麻開花節節高，她個人也大紅大紫和春風得意的時候，她的編輯部後院卻起了火。這個火就是她和自己的兩個副手關係越來越緊張。窩裏鬥的方式是，雙方都找機會造輿論，給對方臉上抹黑；工作上則是扯皮，形不成一股合力。兩個副手雖然是經她提名上來的，但她卻無權罷免這兩個副手的官職。在我國的官場裏，包括企事業單位當中，有個通例，就是一旦提成個什麽長，隻要他在位不犯什麽錯誤，就不會罷他的官，撤他的職。所以，呂桂華和自己的兩個副手搞不來，她既無法把他們倆撤掉，又沒辦法把他們調走，另換新人。而兩個副手反對她，也同樣搞不翻她。因此，呂桂華在編輯部的威信並沒有因她榮譽的增加而上升；相反，日子卻過得不怎樣舒心。

我離開呂桂華那個編輯部，到一個新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已經兩年多了。由於假期在家，沒有參加省新聞出版局召開的主編工作會議，因而不太了解報刊整頓的新精神。想到呂桂華又搬入新居，而且離我家隻有十分鍾的路，估計她肯定參加了這個會，便決定去她那裏打聽打聽有關報刊整頓的新精神。

 

呂桂華的新居在省政府大院裏。她頭幾年那套坐落在省委大院裏的四室一廳新宅，已經給了大女兒。現在這套是她丈夫在離休前又新搞到手的。顯然，在被打成“右派”二十年的苦日子裏，他們夫妻兩個對現實已經看得既深且透，那就是：什麽共產主義理想，什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都是騙人和哄鬼的。所以，麵對新時期的社會新潮流，他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終於徹底悟透了什麽叫“為人民服務”。呂桂華夫婦都是聰明人，他們深知，機不可失，時不我待，一旦有了權，不大撈一把，能對得起孩子和自己嗎？他們心裏非常清楚，隻有傻瓜才不以權謀私。因此，他們搞了一套又一套房子，據說都是用公款裝修，他們絲毫不覺得有什麽不好，而是非常心安理得。

省府大院和省委大院都類似於一個大公園。文革前的廳級局高幹均住在省府大院裏，而省委的頭頭腦腦則住在省委大院裏。高幹們都是一樓一底的獨門獨院。呂桂華的新居則是新蓋的四層小樓，每個高幹住一層，大約是200多平方吧。呂桂華家住的是二樓。敲了幾下門，不見有人開門。正當我想轉身要走時，屋裏傳出呂桂華的聲音：“誰呀？”

當她聽清楚我的聲音以後，才把門打開。

“警惕性滿高啊。”我說。

“你沒聽說嗎？最近小偷鬧得有點凶。”呂桂華笑眯眯地講。

走進她家新居，隻見裝修比省委大院那套更講究，寫字台、書櫃的式樣更新，真皮沙發的邊邊和角角都鍍著克勒米，閃閃發亮。客廳鋪的是地磚，臥室是地毯……這在目前來說，也堪稱是領導新潮流。據知情人說，這套房子用公款裝修的費用是數萬。

呂桂華領我參觀了新居，臉上掩飾不住得意的神情，問我：“還可以吧？”

“不是可以的問題，”我說，“在全省也算得上是一流的豪宅啊！”

她笑得更開心了。當年在縣份上住得情況，呂桂華說，真是“要多寒酸有多寒酸”；而落實政策以後，他們一家所住的團省委舊宿舍，那情景也是不堪回首。記得，那是一大間房子，中間隔開成兩間，呂桂華夫婦住一間，兩個女兒住一間。箱箱櫃櫃和雜物把屋內幾乎堆滿，可以說，擺上一張書桌以後，屋內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了。煮飯做菜的灶台，則在煙薰火燎黑洞洞的樓道裏。與縣份上的居住情況相比，與團省委舊居相比，真是天上人間。

她把我帶進書房，打開電扇，給我倒了一杯水。隻見她的寫字台上擺著她辦的刊物，還有鋼筆和紙。估計她正在準備寫“自查報告”。

“真煩死人！”她見我看了一眼她桌子上的“攤子”說，“去年檢查刊物，前年整頓檢查，今年又來這套，你看煩不煩？”

“幹革命，還能嫌煩？千萬不要忘記你是模範共產黨員。”我和她開玩笑。

接著，我問她：“聽說前年整頓報刊時，曾經想砍掉你們的刊物，多虧你四處奔走，多方找關係，才把刊物保住？”

“別提了，”她來氣了，“越窮越落後的地方，那些掌權的越左。為了表示自己黨性強，水平高，拚命在雞蛋裏挑骨頭。硬說我們刊物裏既有凶殺，又有色情。真他媽不懂裝懂。我看這些人簡直是對文學藝術一竅不通，還坐在那裏振振有辭，指手劃腳……。”

“你先別發牢騷。”我說，“究竟今年整頓有什麽新精神？”

“你沒去開會？”她兩眼注視著我問，我說學校放假，沒看到通知。

她說：“還有什麽新精神？和往年也差不多，什麽違背四項原則呀，資產階級自由化呀，凶殺、暴力、色情……老一套，然後再加上動亂期間的表現……”

我說，我們是學術刊物，凶殺、暴力、色情挨不上邊，隻是弄不清什麽叫“資產階級自由化”，什麽叫“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這些東西辨別不出來，查起來有困難。

“你還辨別不出來？馬列主義的書讀得比我們都多，水平也比我們高。”

看她不是取笑，而是嚴肅認真地講，我心想，我越鑽研馬克思的著作，越覺得我們國家搞得和馬克思主義對不上號。不過，我不便這樣講，我隻是說：

“你想，連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的所長蘇紹智，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都出了問題，更何況你我？”

“倒也是。”她馬上不無幽默地說，“連黨的總書記都堅持不好：一個上台沒幾年換下去，又一上台沒幾年，又換下去，這麽幾年換了兩個了。你說，我們幹起來有什麽意思？”

“封建法西斯時代剛結束，又來了一個專製獨裁的時代。”我說。

“我看他比毛澤東還毒，你說呢？”她兩眼注視著我，希望我表態。我問：

“你指的是六四大屠殺？”

“可不，你想，純粹是為了維護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就調動部隊，下令開槍，打死打傷那麽多人……”

“的確，為了幾個老家夥的特權，他們什麽手段都可以使。”

“所以，在政治學習時，我提出個問題：既然早就知道是少數人在組織、煽動、策劃，要推翻共產黨，要搞暴亂，為什麽不早點采取措施？非要把動亂擴大到全國，弄成那麽大的損失？我講完之後，有人馬上說，可不是，解放軍和學生都是愛國青年，死了都可惜！我怕大家都按著這個調子講，我也負不起責，趕緊把話題岔開了。經曆了那麽多運動，誰不害怕？”

我問她：“主持會議的書記是什麽態度？”因為書記是六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我們曾經一起到鄉下搞過“農業學大寨 ”。他給我的印象是：平日沉默寡言，多年潛心文學創作，似乎是與世無爭。偶爾發表意見，也顯得相當客觀謹慎。

“他呀，”呂桂華說，“討論時他坐在那裏，像個木頭人，一動不動，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你講什麽，他都好像沒聽見似的……”

我笑了：“他恐怕在考慮自己小說中的情節人物之類的東西吧？”

“誰知道他。單位長期癱瘓，政治空氣不濃。大家開會讀文件、討論，還不是走走過場，應付一下上邊。哪還像過去老毛時代那樣認真啊……你說呢？”

“的確。現在再搞毛澤東時代那套東西，恐怕沒有市場了。”

“我家老朱最近剛從深圳、珠海回來，在開會時，會上會下，好多人還不是不服。廣東人根本就不聽中央那套。現在江澤民重複毛澤東那一套，你說他笨不笨？……”說到這，她突然問：

“有本書不知你看了沒有，是戴晴寫的，叫《儲安平與黨天下》，裏邊把共產黨和法西斯相提並論。”

“看到了，不過，戴晴頭些日子已被抓了。”

“真的？”她露出驚奇的神色。

“美國之音報道的。”

這時，她丈夫老朱走進來，呂桂華把戴晴被捕的消息告訴他。老朱聽了麵無表情，無動於衷，而且一言沒發。到底是經過大起大落的人，到底是高幹，城府比一般人深不可測。我不免有些擔心，便在老朱離開房間後，說：

“我們在老朱麵前講這些，是不是不太妥？”

“嘿，他這個人，早看透了。當了那麽多年右派，心中沒數？現在下都下了，還管那麽多幹啥？”

是嗬，不少高幹都是高智商，會演戲。隻有普通幹部和普通群眾才相信文件和報紙上那一套。這時，我突然想到一篇評論，說：

“人民日報上有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好像是《提高覺悟，增強黨性的好時機》，你看了沒有？”

“懶得看。”她不屑地說，“最近的電視和報紙沒意思透了！都是哄老百姓的。真不知道那些領導人是怎麽想的，拿這些東西來哄人，把大家當娃娃，簡直可笑！”

呂桂華頭幾年和我爭論時，曾經滿臉正經地說，“我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做保證！”想起當年的模樣，看看今天的態度，我覺得很好笑。不過，我沒笑出來。我接著說：

“報上這篇評論員文章很有意思。裏麵寫道，有的人，他指的是一些共產黨員，對咒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種種叫囂，聽之任之；相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和口號，卻表示同情和支持。對中央的措施總是挑剔和責難，對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謠言卻一聽就信，一信就傳。許多黨員根本就不聽打招呼，想怎麽講就怎麽講，想怎麽幹就怎麽幹……”

呂桂華聽了，馬上說：“活該！搞家長製，搞獨裁統治，當然全黨不服氣！”

看到她氣鼓鼓的樣子，這次我禁不住笑了。心想，這個“模範黨員”怎麽忘記自己是“模範黨員”了呢？

 

                                                                                                                        （1989年8月2日）

 

個體書攤的災難

 

報載，7月27日至29日，本市“兩城區的宣傳、文化、工商管理、公安等部門聯合采取行動，對市區文化市場上有害書刊進行掃蕩，三天共收繳和封存各類有害書刊四百多種十六萬三千餘冊。”

昨天上午，我與兒子去街上采購，看到路邊有個書攤。說是書攤，實際上是一塊三合板搭在兩條板凳上，三合板上鋪塊塑料布，上麵擺著書籍、雜誌和廣播電視報之類的出版物。擺書攤的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坐在一條小板凳上。我問：“老人家，有《文化大革命十年》這本書嗎？”

“有是有，不敢賣了。”老人回答。

“為什麽不敢賣？那不是正規出版社出版的嗎？”

“唉！咱也不知道為啥子不能賣。反正我擺在書攤上，那些公安、工商一夥，開起汽車，停在我的攤子旁邊，說是這也不能賣，那也不能賣，說著把一些書就給我收走，往汽車上一丟。我說，你們為啥收我的書？我犯的是哪條法？他們說，這是非法出版物，一律收繳。我說，是非法出版物，為啥原來可以賣，現在就不讓賣？他們說，這是暴亂分子寫的，內容反動。他們是奉上級命令來收繳。我說，你們收我書，我的經濟損失誰負責？他們說，你的書在哪裏進的，就去哪裏找。”

“那麽他們收去的書也不打個收條？”我問。

“打什麽收條？往車上一丟，開起車就走。你想要書，他們就罰款。我就遭他們罰了五十多塊錢。唉——你說咱一個普通老百姓，能有什麽辦法？”說完，滿臉悲憤和憂傷。

“那麽，究竟哪些暴亂分子的書不能賣？”

“咱也不十分清楚。隻聽說什麽王丹、方勵之、劉賓雁，對了，還有嚴家其。他們也沒給咱們一個文件，或者打印一個名單。所以，現在也不敢進書了，怕買進來，又是禁書，又遭他們收走。那我們就沒活路了。”

在和老人閑聊中，得知老人是個退休工人，已經七十歲。家有老伴和兒女。兒女有的結婚，有的沒結婚，都是在外麵做臨時工。

“唉，我們這些人造孽啊。兒女隻能顧自己那張嘴。生活這樣高，我和老伴光憑那點退休工資也不夠吃，為了找碗飯吃，才擺這個書攤。這總比去偷、去搶、去騙要好吧？另外，我擺這個書攤也方便群眾——群眾下班順路買張報，買本書，到家吃完飯，隨手翻翻，就不用往遠處跑了……”

老人說完，連連歎息！

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家裏。正在讀小學的兒子問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我說，這個老人進的書，都是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的書。六四事件以前都可以公開出售。六四事件以後，突然宣布這些書是“非法出版物”，這是根據哪一條法律呢？其次，老人是花錢購買的這些書，是老人合法的財產。究竟根據哪條法律來沒收老人的合法財產？你沒收人家的財產也應該打個收條，並且把價格標明。在民主國家，人民的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侵犯，誰就違法，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懲處。另外，王丹、方勵之、劉賓雁，還有嚴家其這些人，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們參加八九民主運動，本是愛國行為，他們沒有什麽違背法律的地方，憑什麽剝奪他們的出書權利？隻有在一個獨裁專製和法西斯統治的國家，才會這樣隨隨便便地剝奪公民的合法權利，隨隨便便侵占普通公民的財產。

兒子說，那麽，那個老者為啥不去告他們？

我告訴他，我們國家現在還不是個法製國家；而是一個獨裁專製國家。在這種國家裏，統治者可以隨便給人定罪，隨便可以抓人、抄家，甚至隨便定罪、殺人。你比如，王丹、方勵之、劉賓雁、嚴家其等人，他們僅僅是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就變成了罪人。誰給他們定的罪呢？還不是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一夥人。

兒子聽得很專注，但我不知他是否真懂。

                                       （ 1989年8月2日）

 

 

                                          陸光華說：“我對香港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陸光華小夥子長得挺帥，就是個子矮了些。他六五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專業是小提琴演奏。文革初，分到北京郊區某文化館，文革中調回家鄉所在的省會城市，安排到省群眾藝術館的音樂舞蹈組。

小陸很聰明，也讀不了不少文學作品。當時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似乎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幾乎沒見他拉琴。到藝術館後，他開始與音樂舞蹈組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這位姑娘身材苗條，個子適中，性格也蠻好。姑娘原來是在某國營大企業的業餘文藝宣傳隊，由於她素質比較好，業務有潛力，不知是通過什麽關係調上來。就在小陸與她熱戀時，關於小陸“有問題”的流言，在藝術館的職工中開始悄悄傳播。據說他的“三大罪狀”中，最重的一條是“企圖叛國投敵”……

有一次，我和小陸在一起閑聊，問他的“三大罪狀”到底是怎麽回事？他笑了笑：“你也相信他們捏造的那些罪名？在我們國家裏，要想整人，不是太容易了嗎？所謂‘企圖叛國投敵’，是這麽回事：有一次幾個人議論，說我們的院長馬思聰文革時期不堪侮辱，跑出國去了。我當時說了一句，要是我遇到他那種情況，我也會跑出去。就這樣，有人向組織匯報了，就說我‘有叛國投敵的企圖’。第二個關於‘男女關係問題’嘛，也是捕風捉影。不錯，在文化館，我和一個結了婚的女同誌關係不錯，比較擺得來，難道這也算是一個‘問題’？要是這樣，那有男女關係問題的人就多了。至於第三個說我‘偷書’，簡直是更可笑：當時文化大革命剛開始，許多文學名著都當成‘封資修作品’，要一把火燒掉。我看燒了太可惜，就偷著拿兩本放到宿舍裏，準備好好讀一讀，結果被人看到了，就又成了一條罪狀。”

的確，在那個年月，人們獲罪是很容易的。我當年不是也曾經差點成了“反革命”嗎？所以，對他的這些辯解，我絲毫都不懷疑。不過，單位的領導可就不這樣看了。所以，在積極分子和左派隊伍中，從來是沒有小陸的名字的。不過，他又不屬於“牛鬼蛇神”那一夥，似乎屬於“掛起來交待問題”那一類。既然在單位裏是被打入另冊，抬不起頭來，他還有什麽可幹的呢？人已經三十左右了，就談戀愛、結婚，混日子吧。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已經結婚生了小孩。文化部門從文革開始，除了搞運動，幾乎沒什麽事情可做；即使搞運動，也無非是少數人空忙。小陸在藝術館一直是個邊緣人物，除了每星期參加一次政治學習，幾乎沒什麽事情可做。所謂政治學習，就是每周五上午集中讀讀文件，或讀讀報，大家閑扯一下，算是“政治學習”。其餘時間，人們基本上是在家各幹各的，實際上，文藝單位的人，都跟退休也沒多少區別。

在這種情況下，經同學介紹，他跑到廣東去下海闖蕩。大概也就是一兩年的時間，小陸從廣東回來，氣色就不同了。過去滿是晦氣的臉上，似乎雲開霧散，晴朗多了。有人說，小陸現在開始揚眉吐氣了。的確，當藝術館的職工家家還用黑白電視機收看節目時，小陸已經用上了大彩電；不少人家還沒冰箱時，他家已經有了進口冰箱；其它如收錄機，錄相機，新沙發等，當時都還是奢侈品時，他家已一應俱全。另外，在藝術館安裝私人住宅電話，他是第一家。有人和他開玩笑：“你現在享受高幹待遇了！”

小陸笑笑，那意思好像在說，這種“待遇”可是靠自己賺錢買來的，不是哪個組織恩賜的。

那幾年，毛澤東時代那套講究出身成份，講究是不是黨團員，是不是積極分子和骨幹等等，逐漸在人們的觀念中開始淡化；而有沒有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能不能找到錢，則成了人們經常議論的話題。對於小陸來說，人們不再議論他那些所謂的“問題”，而談的則是他到廣東珠海怎麽掙到了大錢。因為這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最近，聽說他從南方回來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前天我要打個電話，當時街上還沒有公用電話可打，便敲門走進小陸家。進門後，隻見他正一個人在看電視。

小陸見了我很高興，他給我倒了杯水，關了電視，等我打完電話，問我：

“昨晚的電視你看了嗎？”

我說，不想看。他說，《血與火的考驗》專題片又重新剪輯過了，而且連解說詞都變了。說著他點上一隻煙，抽了兩口，接著說，原來李鵬接見王丹、吾爾開希的場麵是板起麵孔，殺氣騰騰，對學生代表是居高臨下的訓斥；現在改成是他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來做工作，首先要求絕食學生去治療，表現黨和政府的關心……

我說，是啊，根據形勢的需要，曆史是可以任意剪裁的。

陸光華說，六四事件發生前後，他恰好是在珠海。那會兒，他幾乎天天看電視，收的是香港電視台播的新聞節目。他說：

“在電視上我看到香港人對北京學潮的支持，那種熱心程度，可以說是大大地超過了我們。有一天，是香港的歌星和影星為北京的學生運動募捐。從早晨十點，到晚上十點，這些歌星和影星輪流登台表演，個個熱情洋溢，精神飽滿，不顧疲勞。到晚上演出結束時，擴音器裏傳出大會主持人的請求，請求在場的觀眾把自己身旁的廢紙和雜物隨身帶走。空場以後，電視鏡頭掃了一下全場：隻見幹幹淨淨，連一塊紙片和雜物都沒有。終場時報了一下募捐到的款項數額，共計兩千多萬港幣！可以說，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義演是在跑馬場，來觀看的人是陸陸續續來，陸陸續續走，可秩序非常好。

“還有，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是在夜間舉行遊行示威。晚上香港市民已經回家，幾千輛的士排成長龍，緩緩駛過新華社駐香港辦事處，車到門口鳴笛，以示抗議，抗議北京政府，聲援學生。的士從新華社駐港辦事處門口過了幾個小時，然後是中巴車……你想想，幾千輛車排成長隊，緩緩行駛，要多長時間？

“更令人感動的是，一些七八十歲的老太太，走路搖搖晃晃，跌跟打鬥的，也親自參加募捐，親自到新華分社門前去示威、抗議。有個賣菜賣肉的小販，她的攤子旁邊設個募捐箱，誰買她的貨，就把錢投進募捐箱裏，最後她把箱子裏的錢全部交給募捐機構……

“原來我認為香港是個商業城市，人們隻關心掙錢，不關心政治。這次把我的看法徹底改變了，我對香港人有了新的認識。”

“還有，”他接著講，“香港新聞記者的敬業精神也給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五月份，香港派到北京的記者，有不少就和學生一起吃，一起住，有什麽情況，立即報道。讓人感到特別真實，特別可信。不像我們國內，記者的文字稿也好，電視錄相也好，還要經過層層審查，隻播那些有利於共產黨的東西。從香港電視新聞中，可以看到記者采訪學生領袖的鏡頭。這些學生領袖都是一些很有水平的愛國青年，從他們的談話裏你可以感到，他們是一腔愛國熱情，希望我們國家從專製社會走向民主社會，早日實現現代化。不然的話，怎麽會連北京的武警、公安、衛戍部隊的官兵也到天安門去聲援學生？而且文化部和廣電部的副部長也參加了遊行示威。這說明一些高幹也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要求的。話說回來，香港派到北京的記者，當時進城的戒嚴部隊受阻，這些記者紛紛步行趕到現場。你想，從南苑機場附近，到北京飯店，十幾到二十公裏，這麽遠，路上無法行車，他們徒步行走幾個小時，趕回北京，把消息及時傳到香港。這些記者，真是忠於職守，盡職盡責，他們這種敬業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

說到這裏，陸光華喝了口水，歇了歇，接著又向我繼續介紹他對香港電視的觀感：

 “再有就是香港電視對中國政局的分析。電視台經常請一些專家學者開座談會，讓他們分析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現狀。這些專家學者對中國上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動向，以及對時局演變的幾種可能，分析得非常深刻，非常透辟。後來事件的發展，都證明了這些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我看了以後，覺得我們大陸上，無論是生活在北京也好，內地也好，可以說都像是蒙在鼓裏，對好多情況都是一無所知。比如，我過去就不知道鮑彤是趙紫陽的秘書，看了香港電視以後才知道。至於王丹、柴玲這些學生領袖，也是通過香港電視才認識的，才了解他們的主張是什麽。他們提出的消除腐敗，懲治官倒，保障人權，保障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都是順民心合民意的。不然，學潮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規模？怎麽會有這麽多國內外的人士支持……”

談完香港電視給他的觀感以後，他又告訴我，戒嚴部隊最近押解一批學運中的骨幹分子到我省。這些人大都是本省考到北京的大學生。他說他弟弟在省勞改部門。他弟弟說，這些參加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北京抓到後，匆匆審訊，草草判刑，多的是十幾年，少的是五六年。判了之後，就分別押到全國各個省份，監禁起來。對這些所謂“政治犯”，一般是單獨關，不準他們與其它關押的人犯接觸。顯然，是怕這些北京來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向獄中其他人透露北京學潮及六四鎮壓的真實情況……。

那些北京來的戒嚴部隊官兵講，北京老百姓，從大人到小孩，從男到女，幾乎個個對戒嚴部隊不友好，也可以說是敵視。在北京，戒嚴部隊的官兵上街買東西，售貨員對他們都是怒目而視，明明有的東西，也說沒有；或者是一扭頭，走了，不理你了。

另外，聽說戒嚴部隊的官兵，根本不能單獨出去，特別是在晚上，弄不好就讓北京人勒死丟到下水道裏。而且有上千支槍流落在北京老百姓手裏。夜深人靜，偶爾可以聽到槍響。北京的高幹和他們的子女也不敢像往日那樣，帶著家屬子女，坐著豪華轎車到外麵兜風，他們怕怒火中燒的北京市民對他們下黑手。

還有，聽說李鵬、楊尚昆等人近一兩年也不能出國，因為外國有殺手在等他們。凡是鎮壓學生，鎮壓民主運動的頭麵人物，包括他們的子女，都有人要找他們算賬。

小陸本來是極端厭惡政治，除了看小說，看錄相，打牌，玩女人，幾乎對其它一切都不再感興趣。沒想到，他今天卻談興這麽濃，而且談了這麽多自己的觀感和見聞。

最後，他向我談到出國的事。他說，他有個同學告訴他，現在外國對中國大陸要出國的人，已經放鬆了。而中國政府卻卡得比過去緊了。過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辦理簽證的，隻有一個人，現在增加到三個人。其它西方國家也像美國一樣，出於對中國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放鬆了對中國人入境的限製。比如我這個同學想去奧地利，他是中央樂團拉小提琴的。現在去奧地利的條件是：隻要你能在奧地利銀行駐中國的辦事處存夠五千美元，你的專業又是人家所需要的，就不再要求有經濟擔保人，可以直接辦理簽證。我這個同學講，維也那現有五十個樂團，可是仍然滿足不了需要，觀眾看演出，要預先訂票。另外，樂隊演奏人員的報酬也比較高，僅排練時，每個小時就可以得到20美元的報酬。在音樂季節，樂團的收入相當可觀，音樂季節一過，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工作掙錢。他說，在中國的藝術團體，吃大鍋飯，餓不死，也富不了，一輩子無非是瞎混。

現在，搞藝術的人也很灰心，都想出去，不想再在國內幹。搞音樂的，麵對五線譜，專業上不存在太多的語言障礙。隻是我們國家現在卡得很緊、很嚴。申請出國的人必須經過所在單位的審查，由單位領導填寫“審查意見”，然後還要錄音、錄相，經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審批。過一道關，又一道關，一拖就是幾個月，最後還不一定批準。

就這樣，整整聊了一上午，直到他妻子提著菜，牽著剛會走路的孩子推門進來，我們才站起來分手。

                                                                                                                            （198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