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國大選談政治家必備的風度
加拿大聯邦大選經過各派政治勢力一個多月的角逐於元月23日拉下了帷幕，選舉結果以拋棄獨霸政壇12年的自由黨，給在野保守黨一個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而告終。
這次圓滿的選舉一方麵說明在民主政治國家裏，人民有充分的權利選擇較為滿意的政黨來管理國家；另一方麵也給各政黨領袖了一個機會，公開站出來表明各自的政治觀點、施政綱領供人民選擇。還有通過選舉所有大小政治家有如走上時裝秀的T型台，讓選民對其人格魅力進行充分的指責評判、品頭論足。暫且不論各政黨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針的高低，僅政治家們的亮相過程，足以說明民主政治體製下，任何人要贏得選舉必須贏得民心、公心、黨心，必須具備政治家的基本風度。
這裏所講的風度，並非華麗的領帶、考究的西裝、鋥亮的皮鞋、油光的頭式，而是政治家們，乃至他們所代表的整個政黨修養、內涵、執政能力。隻有具備了這些，他們才能被人民推向執政地位。何以贏得民心、公心、黨心呢？
首先，一個政黨和代表這個黨的政治領袖必須具備“求同存異”的精神境界。加拿大的政黨和政治家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作到了這一點。這次選舉過程就是各種政治思想和治國方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大辯論”的過程。一埃選舉結束，落選的政黨必須暫時擱置各自的觀點，尊重人民的選擇，服從執政黨的基本方針。執政黨將與在野黨一起協力管理國家，兌現執政綱領和諾言。
最近中共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麵明確提出，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和諧”兩個字的深刻內涵，使人們同樣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筆者認為“和諧社會”具備“求同存異” “和而不同”的意思。中華民族曆來崇尚為政仁和、為人謙和，為他人留出空間，治理國家同樣應該如此。事實上在一個中國的概念下，從來就存在著不同社會製度（台灣、香港、澳門）和經濟形式，中國曆史上無論任何政黨執政也沒有做到大同，所以政黨的政績也隻能以和諧圓滿為為最高原則。
社會和經濟製度方麵如此，意識形態領域更是如此。一個社會要和諧，必須有民主製度與氣氛才行，能容納不同聲音，才可能和諧。表達不同聲音的本質就是人民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是社會文明及其他一切權利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礎。有了這種自由，人民才能通過媒體批評和監督政府行為的腐敗和任何社會不良現象，這次加拿大提前大選以及大選的結果就是因為前執政黨的行為不檢點所致。
其次，真正作到以民為本。在這次大選中，加拿大的各個政黨為了取得執政地位，打出的王牌都是民本牌，他們的政治綱領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這種思想和＝亞聖孟子的治國思想如出一轍。孟子提出“民為貴”，“君為輕”。政治上極力主張實行“王道”、“仁政”，反對“霸道”、“暴政”。勸統治者重視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賦稅，減輕刑罰，使百姓“不饑不寒”。特別在減輕稅賦的做法上，加拿大的政黨領袖們好像對孟子的思想領會得更透徹。
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仁政之風也在悄然吹起。事實上仁政的最根本體現就是人人平等。但是無論是幾年前的中國，還是今天的中國，由於人為的和客觀的原因，《憲法》中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等內容貫徹的尚不徹底，政府在保護人民利益的同時，依然有很多行為在踐踏著人民的權利。
孫誌剛在廣東以自己年輕的生命，換取農民在大城市臨時居住自由，但願暫住證不僅僅是形式上的作廢，而是執政者心目中的徹底消失。在減少農民的稅賦的同時，中國的政治家能夠進一步以“民為貴”，讓踐踏人民“人人平等”權利的戶籍製度也能在中國大地上徹底消失該有多好呀。砸碎這條束縛九億農民的枷鎖之日，才是廣大農民高唱翻身道情之時。
今年的春節文藝晚會上，是那位頭紮羊角巾、身穿羊皮坎架的農民兄弟唱出了最嘹亮的“歌唱共產黨”，從他高亢淳樸的原聲唱段裏，人們聽出中國農民對黨和政府發自內心的熱愛。在他們心中黨、國家、政府就是藍天、青天。麵對這樣善良的人民，難道“王道”、“仁政”的福祉就不應該惠及他們嗎？中國的政治家如果希望真正提高修養，就必須作到還“權”於民，不僅是還“政”於民。讓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人擁有自己的權利。
第三，堅持人民利益高於執政地位的原則。縱觀三千年中國政治史，曆代專製統治者為了實現“家天下”的特殊利益，置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與不顧。對此孟子提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的觀點，強調民族大義高於君臣之義，人民的福祉高於一姓之興亡。到了近代，明未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生民之生死”高於“一姓之興亡”的近代政治原則，他認為“生民之生死，公也；一姓之興亡，私也。”是古今之通義，皇權不是至上的，不能把維護皇權作為政治的最高原則。
在民主政治的國家裏，任何政黨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家天下”的概念早已被民主政治所取代。在競選過程中，有些人即便某人為了個人私利或利益集團利益，也不得不打著人民的旗號參選。無論在名義上，還是事實上，個人利益或政黨利益永遠都是低於人民的利益的。在獲得國家執政權利的過程中，無論這些政治家懂否孟子，他們都在格守“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理念，加強自身的隊伍建設。
對於一個政黨，“嚴以治吏，寬以養民”必須成為政治信條。之所以專製政治的腐敗成為不治之症的根本就是“法之不均”造成的。在加拿大自由黨在位12年，從某種意義上講為腐敗、舞弊等醜惡現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難怪會出現政治醜聞，被提前到來的大選趕下台。毛主席說過：“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當然他說這句話的用意是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告誡任何執政黨，必須夾緊尾巴作人，按照孟夫子的“大丈夫”標準，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政黨和領袖的利益之上。
如果任何政黨的修養水平達到上述標準，其執政地位是唾手可得的，執政能力也將是隨之而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