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了

如果沒有：完備的工業體係，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強大的國防，百姓對執政黨的信任，靠畫個圈就能使經濟騰飛那是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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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更需呼喚文明

【布周山夜話】記得有一部老電影，名字好像是“墨菲的戰爭”。講的是二戰快結束時一條德國潛艇和幾個盟軍戰士的故事。有一個情節給人印象很深。德國艇長發現了一名躺在病床上的受傷盟軍飛行員，德國艇長在掏出手槍打死這個敵人前，遞過煙盒問他要不要抽煙，還解釋說這是我的責任。

前幾年有機會去耶路撒冷，順道去看著名的曆史景點伊斯蘭教聖地“圓頂清真寺”。沒想到在通往圓頂清真寺的各個通道上，全是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攔下我們根本過不去，而那些穿長袍戴頭巾的當地人卻通行無阻。原來當時是穆斯林教徒祈禱時間，這些以色列士兵攔下東西方的遊客，隻讓穆斯林教徒通過，去圓頂清真寺進行他們的宗教祈禱。

兩軍交戰，你死我活。那位德國艇長在打死敵人前，還不忘記給敵人尊嚴。以色列和穆斯林可以算是世仇，至今流血衝突不斷。但以色列士兵還是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反觀一些地方，比如多年前印尼對華人的大屠殺，什麽吃人肉等令人發指的暴行都出現了。實際上受教育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高的群體，對待友人或敵人就越文明。戰爭中對敵人毫不留情，用一切手段消滅敵人；但尊重敵人的人格，尊重敵人的信仰，尊重敵人說話的權利，這就是文明的體現，這就是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如今網絡發達，在論壇和微信上，有左派有右派；有擁毛派有反毛派；有走資派也有走社派，因此也是重要的公共場合。相信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網友，雖然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觀點，但對其他網友還是講起碼的尊重，會用文明的語言進行交流甚至爭論，會有起碼的涵養和素質。

當然也能舉出一些極端的例子，比如有人衝進教堂或清真寺放火、對無辜的教徒大開殺戒；再比如有網友在論壇上，在特殊日子使用十分惡毒的語言辱罵對方的領袖人物，甚至把一些惡毒的語言當成了口頭禪，在網上時不時拿出來擺顯。相信多數受過正常教育的人，都明白這是一種不文明、低俗和野蠻的表現。這種網友的存在，隻能說明在21世紀的網絡上，仍然是文明與野蠻並存，仍然是文明與野蠻對撞的時代。無須質疑的是，網友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不分信仰，不分國籍，在網絡上都應該提倡互相尊重，都應該反對低俗和野蠻的語言。一句話，在網絡上更需呼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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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已經如此發達的今天，相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穆斯林，雖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但不會在公眾場合，在有基督徒的地方，在過聖誕的時候大罵耶穌；同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基督徒，雖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也不會不會在公眾場合，在有穆斯林的地方，在聖紀節時候大罵穆罕默德。

前麵兩個都是西方國家的例子，實際上在東方在中國，這樣的例子也不少。早在中共創建軍隊初期，毛澤東就製定了嚴格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一條就是“不虐待俘虜”，這條紀律造就了大量的“解放戰士”，成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一條重要因素。看過一位美國人寫的回憶錄，講朝鮮戰爭期間，中共軍隊對待俘虜比北朝鮮軍隊要好得多，他認為中共軍隊文明程度比較高。

大陸解放後，毛對自己的政敵也是相當文明的。盡管中共官方長期宣傳，說劉少奇主席和彭德懷元帥遭迫害致死。但有知情人披露，劉少奇主席去世前一直享受著最高的夥食標準和最好的醫療待遇。彭德懷元帥去世前也是一樣，住著當時最好的301醫院，甚至連工資都一分不少照領不誤，還給遺孀留下了一大筆錢。當然劉主席和彭帥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這也是真實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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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5日，崔天凱大使應邀出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舉辦的第八屆中美民間對話第二次會議相關活動，並就中美關係發表講話。講話全文如下：

很高興再次來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和這麽多老朋友相聚。我注意到今天會議的主題是“為複雜多變的中美關係導航”，“導航”這個詞讓我想起時任美國財長蓋特納在2009年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的講話。他引用中國“風雨同舟”這句成語指出，美中兩國實際上同處一艘被狂風和巨浪襲擊的大船上。當時，世界正麵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

9年已經過去了，我們依然麵臨著各種狂風巨浪。這個世界依然不穩定、不安全。我們依然麵臨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威脅，依然麵臨層出不窮的地區衝突的威脅，大國關係也麵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依然充滿不確定性。沒人能夠預測下次國際金融危機、重大疫情甚至是戰爭何時到來。麵對這些狂風巨浪，中美還在同一條船上嗎？

我相信我們仍然在同一條船上。我們仍然生活在小小的地球村，這是我們共同的星球，除非有朝一日我們能找到辦法把人類送上火星。但有些人認為，中美已經不在同一條船上了。有些人甚至認為，中美分處兩條不同的船，並且會走向迎頭相撞。為此他們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

有人認為，美國在過去幾十年未能改變中國，因此中美已經而且不應在同一條船上。我們都讀過這樣的文章，文章還出自曾深度參與製訂美國對華政策的人士之手。但我認為，改變中國是一種幻覺。我不認為中美兩國真的能夠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樣去改變對方。中國有自己的曆史、文化、政治和經濟體製。中國無論發生什麽變化，都是由中國漫長的曆史所決定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不應是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任何國家對華政策目標。我相信這也不是曆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目標。我和基辛格博士談過這個問題，他告訴我改變中國從來不是當年他和尼克鬆總統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初衷。

有人認為，中國是試圖挑戰國際規則的“修正主義”國家，因此中美已經而且不應在同一條船上。這種指責顯然不符合事實。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明年我們將迎來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顧曆史，中國加入的國際組織越來越多，簽署的國際條約和公約越來越多，接受的國際規則也越來越多。有人指責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表現。而實際上，中國為入世談判了15年，認真學習、適應、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也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公平地說，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記錄是公開、透明的，忠實履行了入世承諾。

與此同時，讓我們看看美國的記錄。坦率地講，美國做了很多改變國際規則的事，這大概始於尼克鬆政府放棄金本位，衝擊布雷頓森林體係。20多年前，美方又以“人權高於主權”為名侵犯別國主權。近來，美方相繼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全麵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些人甚至提議美國應退出WTO。我不知道這是否會發生，美國究竟會走多遠。回顧這些記錄不難發現，“修正主義”這個頭銜更適合美國而非中國。

有人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正試圖挑戰美國的國際地位和主導權，因此中美已經而且不應在同一條船上。我認為這是對中國發展意圖的誤解誤判。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美國有人擔心，中國的新時代是否意味著美國時代的終結？甚至一些非常嚴肅的學者也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很尊重這些學者，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我曾同他多次長談。我認為他的書《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很大程度上被誤讀了。他並非主張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認為中美應當避免這個陷阱。

對於中國的目標和意圖，外界有不少誤解和誤讀。我們所說的新時代是指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麵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時，中國的發展離不開開放的環境，不能關上門搞發展。但是，這個新時代主要是著眼於中國自身發展，而不是要謀求全球主導地位。

還有人認為，過去這些年中美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導致美國“滿盤皆輸”、中國“贏者通吃”，因此中美已經而且不應在同一條船上。這種看法再次背離了事實。中美經貿關係是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的。我們不應過多關注貿易赤字，因為赤字背後有很多結構性原因。此外，貿易順差不能代表贏，貿易逆差也不意味著輸。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懂經濟學。回顧一下全球經濟發展史，過去20年，人類社會創造並積累了更多的財富。同時，包括中美在內的許多國家中，也有一些人的生活並未得到改善，甚至變得更糟。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這並非貿易的錯，而是包括財富分配在內的國內經濟和社會政策問題。我們應該努力照顧這些弱勢群體，諉過於人或歸咎於貿易於事無補。

那些鼓吹中美不在同一條船上，兩國應該坐不同的船，甚至會迎頭相撞的觀點缺乏事實依據，有百害而無一益。不幸的是，一些人就是想要攪亂中美關係，他們扭曲中美經貿關係的真實情況，甚至試圖在台灣和其它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玩火。這十分危險，我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我相信，中美依然在同一條船上，兩國麵臨的共同挑戰是如何引領中美關係穿越不確定和未知水域，更好地造福兩國和世界。希望今天的對話能為兩國政府製定務實、建設性、有利於中美雙方的政策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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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毛澤東無疑是重要而有爭議的曆史人物。曆史由不同立場的人書寫，因此曆史人物很容易被誇張或貶低，曆史事件也很容易被篡改。由於毛的著作是由他本人書寫，相當真實可信。通過解說毛的語錄，不僅可以了解毛思想，也可以了解毛所處的時代。編寫《毛語錄解說》時，我試圖站在學術角度，盡量避免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做到到客觀和公正，為青年讀者介紹一段真實的曆史。】

《毛語錄解說》（1）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摘自《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

《解說》：眾所周知，如今的中共同改革開放前的中共有很大區別。追溯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那時的中共究竟是什麽狀況？當年蔣介石先生認為，中共是一幫土匪，被稱為“共匪”。“共匪”這個稱號在台灣延續了很多年，直到七八十年代才逐漸消失。毛寫《紀念白求恩》這篇著作是1939年，那時毛澤東已經在中共全黨取得了統治地位。毛認為中共同曆朝曆代的農民起義集團不同，中共有自己的政治綱領、組織紀律，還有獨特的“革命”精神。這篇講話就反映了這種精神。在這段話中，毛要求每個中共黨員要學習“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的中國傳統觀念進行了批評，這應該是毛領導的中共區別於其它政黨的一個特點。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先生提倡“先富起來”，一大批紅N代、官N代先富了起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中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被認為是左的東西而逐漸消失。

文中提到的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產黨員，著名的醫生。於1938年初來中國參加中國抗戰。在一次為傷員施行手術時受感染，於1939年10月12日在河北省唐縣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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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是把雙刃劍

吸引外資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一項重要政策，根據中國商務部2016年的統計，從1979年開始到2015年的二十多年，中國累計吸收實體外資企業投資達1.64萬億美元，實體外資企業累計達83萬6千多家，其中獨資外資企業占了七成以上。

中國體製內的主流觀點認為，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好處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一是為中國的稅收和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二是促使國外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引進；並把吸引外資上升到“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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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貼子中，我們談了中國是大國，有很大的國土麵積，人口十四億。加上在毛時代搞過一段計劃經濟，已經有了配套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基本產業，如食品加工、服裝、家用電器、汽車、水泥，鋼鐵等等，並不完全依賴外國的技術和產品，貿易戰對這些產業影響不大。這一篇我們從國際貿易的角度接著談這個話題。

國與國之間進行貿易都有哪些種類？從國際貿易的原因和目的可分為以下幾個，一是“互通有無”，舉例說，中東國家有豐富的石油，但加工製造業比較落後。而歐洲以及日本等國家，石油資源貧乏，但加工製造業比較發達。工業發達國家從中東國家進口石油，中東國家從這些工業發達國家進口工業產品，做到了互通有無，對大家都有益。

二是“優勢互補”，現代社會人類生產活動的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對中小國家來說，很難獨自生產大多數現代化產品。比如通用電腦CPU的生產需要巨額資金和高端技術，目前隻有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可以製造。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玩具等等，就不是美國的強項。通過國際貿易，發達國家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服裝玩具，發展中國家可以買到高科技的電腦，國家之間就可以做到優勢互補，形成了互利共贏的局麵。

另一種“合作共贏”，是因為大型工業產品越來越複雜，比如一架波音747-400型大飛機需要大約600萬個零部件，對中小國家來說很難全部自己製造，對大國來說全部自製可能成本太高。通過國際貿易，每個國家可根據自己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製造一部分零部件，由飛機設計製造國家購買進來，再總裝成一架架大飛機。這樣生產出來的大飛機就可以做到價廉物美，所有國家都有能力購買和使用價廉物美的大飛機，做到了合作共贏。上麵幾種國際貿易都是好的一麵，是通過國際貿易共贏的一麵。

但是國際貿易並不都是美好的一麵，也有醜陋的一麵，甚至是十分危險的一麵。從國際貿易的原因和目的角度分類，國際貿易還有“損人利己”和“損人不利己”兩種。

中國有龐大的外向型產業，這些產業主要依賴出口獲取利潤。這些產業中外資獨資或合資企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比較典型的就是富士康。除了外資還有數量巨大的主要以生產低端產品為主的本地外向型企業，比如生產外銷服裝、玩具、家具等等企業。大家知道中國商品出口巨大，全世界都充滿了中國商品，中國也以“世界工廠”為驕傲。為何中國有數量巨大的外向型產業，這與中國政府幾十年來的產業政策息息相關。長期以來中國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極為重視，最大限度地給予外資企業土地、基礎建設、稅收等等優惠，對本地外向型企業也給予很大的支持，比較典型的就是已經實行幾十年的“出口退稅製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龐大的外向型產業不完全是市場機製的產物，而是政府強力幹預和市場機製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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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大使的“同船論”不靠譜

上個星期中國駐美大使在第八屆中美民間對話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在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的緊張局麵下，崔大使的講話似乎不是空穴來風，一定是代表了中國高層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和意見。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內舉辦了一係列慶祝活動。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發展，這一成就已經宣傳了無數次，也非常值得慶賀。但是，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卻很少被中共官方提及。中共高層的貪腐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談到中共高層的貪腐，不得不提及美國紐約時報那篇令眾人矚目的報道。2012年紐約時報發表題為《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報道，稱溫家寶總理家族擁有巨額財富。這篇報道發表後，國內有關方麵立即給予了反駁，因此這篇報道的真實性受到諸多置疑。

溫家寶先生做為“平民總理”，在民眾中的形象一直是不錯的。人們總是把溫總理同礦井下造訪工人、在農戶中流眼淚等鏡頭聯係在一起。這篇報道出來後，為了社會的穩定，中國國內對它進行了必要的屏蔽。盡管如此，它還是引發海內外的很大關注。實際上，引發人們關注的不僅是溫家寶總理，其他幾位前任中共領導人以及他們的家族、他們的公子和公主們是否擁有巨額財富，也是人們議論的話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已經醞釀幾十年的中共高層官員財產公示製度，一直沒有公開實行（據說在中共內部試行過）。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層官員財產公示已經實行很多年。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的財產，也早被身邊工作人員仔仔細細反複公開，甚至到了每一塊錢都不放過的誇張地步。而鄧小平先生以及後續的領導人，搞了四十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如，高層官員的財產公開製度一直無法實行，不得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也是一件無法回避、早晚要向老百姓說明的事。

習進平總書記主政以來，中共新一屆領導開始嚴厲打擊貪腐，搞大規模的扶貧，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使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但是，為什麽改革開放短短的四十年，中共幹部隊伍出了如此多的貪官，甚至到了中共“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政治製度發生動搖的嚴重地步？改革開放從理論到實踐，有沒有較嚴重的問題？特別是搞國企私有化（包括國企混改），搞先富起來等等做法，是否正在毀掉“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政治製度的社會基礎？這些似乎都是中共高層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時，應該深刻總結和反思的。

紐約時報《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報道，網址是：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21026/c26princ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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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

（１）

先進社會製度對生產力有促進作用，怎麽成了阻力、成了矛盾，還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這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２）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特有的，沒有抓住社會主義的本質。

（３）

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發展運動的框架。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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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周山夜話】台灣前幾年大選，蔡英文女士上台。明年台灣又要舉行大選，誰會當選，舉世矚目。台灣的大選引發人們對民主製度的又一次關注。網上很多朋友又一次滿懷希望，希望台灣民主選舉可以影響大陸，希望大陸盡早實現台灣那樣的民主製度。大家知道，中國大陸長期拒絕這樣的民主。民主製度到底能不能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這個長期爭論不休。有一點爭論比較少，這就是從曆史的角度看，目前的民主，比起封建帝王的一言九鼎，民眾的發言權確實得到了極大的增加。但目前的這種“民主”是否就是人們理想中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