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錄摘評（8）》：百思不解，為何“粉碎四人幫”後反被關進秦城

【布周山評】從表麵上看，林彪元帥和他的老部下們同“四人幫”是死對頭。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兩個集團都是對著幹，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七六年十月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秘密發動了“粉碎四人幫”事件，林集團的老對頭“四人幫”被打倒。按理這對吳將軍等林彪集團成員應該十分有利。可令人費解的是，吳將軍等林的老部下，反而從條件較好的部隊營房轉到了警衛森嚴的秦城監獄，由軟禁變成了監禁。吳回憶錄稱“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裏的理由”。如今幾十年過去，這個答案似乎已經逐漸清晰。原來“瓦解毛林聯盟”和“粉碎四人幫”，很可能是中共黨內同一個“走資派”集團所為，是同一戰略目標下的兩場精彩的政治戰役。這一目標就是阻斷毛的接班部署，在毛去世後東山再起，徹底否定毛的文革，以實現“走資派”集團的遠大政治抱負。有了這樣較深層次的認識，吳將軍的疑問應該可以引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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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引用吳回憶錄第十五章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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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說：“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裏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裏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隻見門口停著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著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麵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在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麵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員。後麵是一輛警衛車，上麵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麵。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裏，北京城不是在西麵嗎，車怎麽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說：“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裏去。宋參謀說：“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說：“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麵的一個地方。至於是什麽地方，前麵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麵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麵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牆，上麵電網的紅燈亮著。一進大門，隻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裏想，大概把我們黃、吳、李、邱全都弄到這裏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產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麵的一間牢房裏。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裏，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麵已經鋪好了被褥。

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著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麵走廊上擠滿了人，亂哄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麽。 進來的幾個人裏，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說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說：“中央決定叫你們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裏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換我的個物品，並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統統拿走，把煙和茶葉沒收，把我箱子裏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麽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麽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麽係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說。”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裏沒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線廣播，但現在沒有。” 沒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說：“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麽就有什麽，不給就是沒有，問也沒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裏麵，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腳冰涼，惡心欲吐。沒有手表，也不知道脈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沒有閉上眼。 過去在曆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裏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裏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沒有參與“政變”，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夠嗎？相反，正是因為我沒有用頭腦去分析，沒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內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裏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隻有他們三個人是說了算的。

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況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勵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況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台了，卻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於什麽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內心裏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隻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隻是自己的運氣不好。

我想到了譚震林的“三個不該”，至於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並不一定同意。因為不參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條。但是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鹹菜，我一口也沒有吃。整天我都拒絕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於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麽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著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他們才有一點著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鍾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

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著。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著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著。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於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著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麵的鐵門不關了，隻關裏麵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著的。我蹲在這一米寬的牢獄裏，什麽也看不見。這裏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為了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決心什麽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裏什麽也不想了，隻要搞好身體。為此我在牢房裏，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裏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裏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麽樣的飯菜，隻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沒有了名字，隻有號碼。

我的號碼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O一號”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麵。無論是在監獄裏，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這裏好像是一個隻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裏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裏。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傑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決心不管處在什麽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強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