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閻長貴訪談

時間：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徐（徐友漁）：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的嘉賓是閻長貴老師。閻長貴老師是文革期間江青的第一任秘書。他的親身經曆會非常地有啟發性，有意思。閻長貴老師的專業是曆史。除了自己在文革期間有非常重要的經曆以外，他自己也寫了很多書。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問史求信集》。他不光是講自己的親身經曆，而且使用曆史學家的眼光來考證文化革命的事情。因為現在關於文化革命文章和書有大量的、錯誤的說法，很多生編硬造的東西。閻老師不滿意。他寫這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訂正錯訛。閻老師當江青的秘書隻有一年。江青是個喜怒無常的人，一年之後以莫須有的罪名把閻老師打成“坐探”，關到秦城監獄，關了七年多，將近八年。當然他現在年齡很大了，仍壯心不已，在文革方麵的研究開辟了很多新的領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首先，閻老師當江青的秘書，像這樣她手下的人，她是什麽態度？她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高官，還是一個頤指氣使的貴婦人？閻老師會告訴我們他親身的感受。

　　閻：我給江青當秘書是戚本禹推薦的，或者說戚本禹的推薦起了主要的作用。因為我在文革中在戚本禹的領導下工作，也替他或者說做了不少事情（如代他去接見群眾）。戚本禹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十八年，他和毛主席、江青都比較熟，關係比較好。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毛主席保健醫生李誌綏，他給毛主席看病要向汪東興匯報，給江青看病要向戚本禹匯報。當時戚本禹和江青的關係，要好於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文革還沒正式開始，戚本禹代替田家英當秘書室主任，主要給毛主席服務。江青跟戚本禹講了這樣一句話：“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恐怕也是當秘書的很重要的一條戒律。我給江青當秘書後，她第一次和我談話說：“從今以後你在我這裏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務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給你布置工作和任務。這是紀律。我們都是黨員，你要對黨負責，對我負責。”所以當時江青評價田家英，說他一仆二主。就是說他除了給毛主席服務外，還和劉少奇有交往。

　　徐：一仆二主，這話很尖刻。

　　閻：田家英被打倒後，戚本禹接替了秘書室主任的工作。秘書室後來改成秘書局。我在當江青秘書的一年——整整一年（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３６５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我覺得江青還像一個正常人。她對工作人員還不像後來，據說後來她對工作人員，張口就罵，動手就打；她罵人我經曆過，打我沒見過。她罵人時說，你個人主義，你怎麽不好，你給我滾。江青經常說，“她是一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就沒有其他的了，她連星期天也沒休息過。過去江青經常玩猴子、玩狗，還打撲克。而她在１９６７年那一年什麽其他活動也沒有，在這一年她就是搞政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是組長；而實際上她比組長還厲害，是不是組長的組長。她在文革小組專政。

　　徐：江青對你們工作人員如何？

　　閻：對工作人員要求很嚴格。而說江青難伺候，在１９６７年還不是很明顯。

　　徐：“江青難伺候”，很多人都這樣說，流傳很廣，你的感覺不是。

　　閻：我在的那一年，我確實覺得她還比較正常。在去給江青當秘書以前。我就在江青辦信組工作，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我是負責人。跟江青比較熟了。她選秘書的情況和過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沒秘書。她當時的一個警衛員名叫孫立誌，大家都喊他孫秘書。他跟我說過一句話：“江青說你還有一點勞動人民的味道，還沒被化掉。”當時不是流傳著這樣一種對大學生的說法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我認為江青說我“沒被化掉”，這是對我很高的評價。我當時不知道江青這樣說的真意是什麽。我跟孫立誌同誌說：“謝謝江青同誌。”在宣布我當江青秘書，戚本禹並把我送到江青住的釣魚台１１樓（江青的代號“１１樓”）後，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江青不理我。作為機要秘書，我管收發文件，但把文件送給江青還要通過警衛員，江青往外發文件，也要通過警衛員交給我，再由我登記和發出。就是說，我不能直接接觸江青。我不解其故。我問戚本禹這是為什麽？戚說他不知道。我跟戚說，秘書就這樣當法沒點意思，還不如原來在辦公室（１６樓）給江青辦信好呢。我很納悶，十多天後，我又問孫立誌，他心平氣和地告訴我：“這叫試用階段。”這樣，我稍微懂得了一點。有一次在十七樓看電影時，康生夫人曹軼歐看到我，有點驚訝地跟我說：“你到１１樓工作了！”我覺問得奇怪，我想在１１樓工作和在１６樓工作還有什麽不同。直到一個多月以後，江青才和我第一次談話，其內容我前麵已說過了。

　　徐：那後來的情況怎樣呢？

　　閻：我談談江青和我第一次談話的起因。我在當江青的秘書前，一直在戚本禹領導下工作，他經常布置我這種事或那種事。我到江青那裏後，她一個多月不理我，當然也沒有向我布置過什麽事情。戚本禹仍然有時布置我一些事情。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談話就是戚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引起的。在１９６７年一二月間，當時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也分成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兩派鬥爭很厲害。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受到壓製，有的都哭了。受誰的壓製？戚本禹告訴我受汪東興的壓製。汪東興說，中辦機要局那一派已被打成反革命。秘書局一派和機要局那一派是一對“孿生子”。這也就是說秘書局一派也是反革命，因此受到壓製。一天下午，戚本禹派我到秘書局去了解情況。

　　說到秘書局的情況戚本禹是很熟悉的。他在那裏工作了１８年，有不少要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在那裏工作。此時他還擔任著秘書局的副局長。他為什麽還要派我去了解情況呢？顯然他要利用我當江青秘書的身份。戚本禹派我去了解情況，我就欣然去了。我到秘書局見了幾個和戚本禹熟的幾個人，聽他們談了一些情況。回來以後，我就寫了報告。報告的抬頭是：“本禹同誌並江青同誌”——了解情況是戚派我去的，當然回來我要首先向他匯報。我把報告拿給戚本禹看，他居然說：“我不管。”我說：“唉，怪了，你叫我去了解情況，你怎麽不管呢？”他還是說：“我不管！”我說：“你不管，怎麽辦？”他問我：“你敢不敢把這個材料送給江青同誌？”我當時也年輕氣盛。我說：“我去了解情況我有什麽不敢的！”那我就立刻從戚本禹辦公室回到我的辦公室，即從１６樓回到１１樓。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勾掉，光寫江青，又重抄一遍（當時沒有電腦），通過警衛員送給了江青。江青看了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談話。她說：“你說的情況可能是對的，我從別的渠道也聽到了，但是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裏工作。我們都是黨員，你要對黨負責，對我負責，這是紀律。從今以後其它任何人不能再分配你工作或任務。”她看出了這個不是我個人行為，是別人派我去的。

　　徐：剛才閻老師講的其中奧妙，我體會到了。這就是戚本禹派你去做這件事，但是他又要擺脫關係，說什麽“我不管”。

　　閻：如果江青在這份材料上批示：“請本禹同誌去處理。”——這正是戚本禹所希望的。這樣他不就“師出有名，名正言順”了。這是戚本禹和江青鬥法，戚本禹輸了！

　　徐：事情很複雜。戚本禹的政治對手是汪東興。江青也不便管。你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毛頭也不懂。所以她交代你當秘書應該怎麽當。這看起來政治確實是件很複雜的事情。閻老師我問你，你給江青當秘書的時候，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他雖然是第一副組長。但我們都知道，有很長一段時間，陳伯達實際上是一個擺設，起的作用並不大。實際上江青有一點太上皇的味道。那據你的近距離觀察，江青在文化革命中間跟其他的那些位高權重的成員之間的關係怎樣？

　　閻：這裏有一個變化過程。一開始江青還是很尊重陳伯達的。因為畢竟是組長，她隻是副組長（盡管是第一副組長）啊。１９６７年８月，陳伯達生病需要住院。江青叫醫生把醫療器械搬到釣魚台來檢查。理由是：“帥不離位。”醫生說：器械很多、很重，很難搬來。沒辦法就隻好住到住３０１醫院。中共中央於８月３０日發出通知：“陳伯達同誌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誌代理。”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言論和行動，更有法理根據，更名正言順。?

　　徐：那陳伯達也是對權力很看重的人，那這會不會引起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

　　閻：陳伯達有個綽號叫“老夫子”，他是個書生。這個人，應當說有學問。在中央領導人中，他的學問應當是比較深的。周總理稱陳伯達是我們黨內最能把毛澤東思想融會貫通的人。眾所周知，陳伯達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陳伯達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而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陶鑄在的時候，他是第五號人物，而陶鑄被打倒後，他就是四號人物了。

　　江青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非常突出的。曾誌，即陶鑄夫人講過，江青是毛主席夫人這個地位比政治局委員都重要。

　　徐：當毛澤東的老婆比黨政治局委員還重要。

　　閻：她在文革以前跟毛主席到廣東去。看文件的話，政治局的文件，她都可以看。她當政治局委員以後，她政治局委員比常委權力都大。我跟你說，哪一個常委出去遊玩，去休養，海南也好，青島也好，要政治局委員陪同的？而江青到青島，到海南去玩，政治局委員吳法憲陪同，有時還兩個政治局委員吳法憲、李作鵬陪同。哪一個政治局常委有這個待遇？沒有吧。江青的地位、權力、特權確實都很高。舉個例子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陳伯達主持。第二天８月１９日，《人民日報》報道：“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誌，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徐：喔唷，我們都沒注意到）。當時我看到也沒覺得是怎麽的。現在看來卻是一個謎。但這恐怕是永遠解不開的謎。這個謎現在也說不清楚。報道　“參加接見會的還有陶鑄”，而陶鑄是四號人物，是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江青沒法比的啊。中國是很注意這個名字排位的。（徐：我們黨對排位是非常講究的）對這個報道也沒見毛主席提出批評。（徐：四號人物都是被“還有”）不僅正文這樣說，還上了提要。不知這是誰出的主意。陶鑄當時是中央宣傳部長，是不是他？不得而知。

　　徐：閻老師根據你的講述，江青處在那麽高的地位，她的權力來源顯然是毛澤東了。依仗她是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毛澤東要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是結黨營私，還是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據你的體會和觀察，她是哪一種情況？

　　閻：我看從總體上講，江青主要是執行毛主席指示。文革中重大戰略部署重大決策，都是毛主席製定的。江青自己也說（大意）：“從（１９６６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以後，我執行的都是中央的部署，毛主席的部署，或毛主席的指示，我沒有自己的什麽綱領。”陳伯達在常委會上公開講，我在中央文革小組中不過是個“劉盆子”。（徐：就是說他是傀儡）在中央文革小組中陳伯達以及康生都是看江青眼色行事的。

　　徐：康生跟陳伯達都是看江青臉色行事？

　　閻：對，在文革初期，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主席以外，就是康生。這大概是從延安沿襲下來的習慣。康生比毛主席小五六歲，他生於１８９８年，毛主席生於１８９３年。毛主席也說“康老”，這是一個習慣叫法。康生直呼江青其名，並不說明康生不怕江青，對江青不尊重。後來康生給江青寫關於八大的中央委員某些人的名單時，信封上就寫：“呈江青同誌親啟”。

　　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時都聽江青講，她什麽都講，都敢講，都能講。她如果和陳伯達發生什麽爭論，她就會把陳伯達叫到另外一個房間裏，他倆統一思想後回來，別人，包括康生都等著。我說江青在文革小組中專政，那是一點不假的。

　　徐：那江青跟總理的關係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總理的資格非常老，地位非常高，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照理講，江青應該很尊重總理。但是好像反過來了，總理尊重江青表現地更明顯一點。你的觀察，如何？

　　閻：江青和總理的關係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談這個問題的文章和書很多了。其中有個觀點，說江青文革一開始就要打倒周恩來，就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徐：那是怎麽一種情況？

　　閻：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６８年１月，我在當江青秘書的一年中，總理經常到江青這裏來。他來以前總是先給我打電話。他說：“長貴同誌，江青同誌現在幹什麽？是工作還是休息？我想到那裏去一下。”

　　所謂休息就是睡覺，總理當然就不來，所謂工作就是看文件，總理就會來。我就報告給江青。在這一年中，我沒有發現一次江青不讓總理來。她總是說：“好，歡迎。”

　　有人生編硬造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在這方麵最鮮明的一個例子，就是北京社會科學院一個名叫林青山的研究人員。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１９８８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說：江青在接周恩來電話時，她要我“把一個隻有火柴盒大小的竊聽裝置”遞給她，她把這個小“火柴盒”放在拿聽筒的手裏。電話打完後，“‘叭’一聲，江青使勁把電話一摔，‘真是混蛋。簡直比狐狸還狡猾！’江青狠狠地罵了一句。”江青又把手裏的竊聽器遞給站在一旁的我，並向我布置：“你把錄音都記錄下來，交給我。”（參見該書第２９３、２９７頁）從林青山的敘述中還可以看出，江青這樣做並不是偶爾為之，而是經常的。這完全是瞎編。我嚴肅認真地說，江青一次也沒有叫我做過這種事，我沒見過，也沒聽說過江青做這種事。

　　談江青和總理的關係，不論從哪方麵說，都不能脫離開毛澤東。總理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為什麽？因為江青背後站著毛澤東。陳伯達不止一次說過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話：“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見《陳伯達遺稿》，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第８９－９０頁）江青是通天的，總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麵都得靠總理。她建國以後的工作都是總理給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職務攀升也離不開總理。她１９５６年成為毛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總理提議的，１９６９年在九大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無疑也有總理幫忙。這是從她本人的利害關係而言。而她對總理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也是以毛澤東對總理的態度為轉移的。毛主席經常敲打總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主席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主席更極端。江青認為總理成為她實現野心的障礙而必須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後。因此，不論從情理看，還是從實際講，說江青從文革一開始就把總理視為“眼中釘”，就要打倒總理，是不對的，不符合曆史事實。

　　徐：應說明兩點。第一點，總理對江青是格外的尊重，想見他都要客氣地要征求她什麽意見。但江青對總理也是格外的尊重，每一次總理求見（閻：不是求見，不是求見！），都是允許了的，沒有什麽猶豫，是吧？

　　閻：對。為什麽這樣？我有個考慮。總理為什麽要找江青？因為二月逆流，就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號所謂“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以後，不是成立了一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嘛，這就是中央最高的議事和決策機構。這個會議誰主持？總理。商議問題，江青仿佛具有一票否決權。總理為了節約時間往往要和江青提前商量。（徐：事先溝通？）事先溝通，對。（徐：江青不同意就不行？）我想是這樣的。我是沒當過兵的，我是個書生，我還代理過警衛員。１９６７年４月份，原來的警衛員孫立誌查出有肝炎。肝炎不是傳染病嘛，要離開首長。當時警衛局、辦公廳，另給江青派了一個姓楊的人，做警衛員。幹了一天，江青跟我說，我怕見生人。確實她一見生人，就出汗。她說你給我當一段警衛員吧。我說我沒當過兵，我一點警衛知識都沒有。她說當警衛員不就是跟著出去嗎？！（徐：就是跟她出去）我不好推辭，就做了。我比江青矮一些。我給她披衣服都披不上。在我代理警衛員期間，我見過總理不止一次坐江青的車，但沒見過江青沒坐過總理的車。為什麽總理要坐江青的車？當時我想過這個問題。我也不記得他們談過什麽了。我覺得就是總理要和江青商量事情。因為文革小組碰頭會是總理主持，總理要預先和江青討論和商量一些問題。但有一次總理說的話，我記得很清楚。總理說：現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具體事情我們來做。對這話，我倒沒聽到江青有什麽反應。

　　徐：根據閻老師談的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是江青位不高，但是權很重。另外一點，周恩來實際上是非常善於人際溝通的。他知道江青的特殊地位跟特殊權力，他在每次開會做決議之前事先要跟江青溝通，事情才辦得好。是不是這樣？

　　閻：我看是這樣。大概確確實實是這樣。

　　徐：總理跟江青之間其實是工作上合作的很好，而且個人的人際關係也是很好的。

　　閻：關於江青和總理關係我問過戚本禹，他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那是很好的，這是非一般中央領導人可比的。江青敢在總理麵前發脾氣。他說這就證明他們關係好的一種表現。她不敢在劉少奇麵前、林彪麵前發脾氣。戚本禹跟我說這話，是文革以後了，但我認為是一個討論江青和總理關係的很重要的視角。

　　徐：關於江青跟林彪、葉群之間也是有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閻老師，據你看他們之間的關係怎樣？

　　閻：我也看到和經驗過江青和林彪以及葉群之間的關係。林彪和葉群，我見過他們來釣魚台１１樓看過一次江青。林彪來了後，就坐在會議室裏，什麽話也不說。也不用上水，因為他不喝水。這一次江青拿著毛主席寫的一些字（A４那種紙）從樓上下來。選了幾幅說送給林副主席，其餘幾幅說是送給老夫子陳伯達。林彪沒表態，不吱聲。葉群說了一句：“我們是一介武夫。”林彪沒任何表示。林彪性格就是這樣。（徐：那至少還是把架子端起了的。）恐怕不是擺架子，而是他的性格。（徐：林彪就是這樣的人。）葉群巴結江青那可是很厲害的。她說“俺老林是緊跟主席的”。主席說怎麽辦，他就在主席的批語上畫圈。

　　關於林彪簽字。現在有文章披露，那是有人替他簽的。專門有個人學林彪的字，替他簽字。林彪身體不好，在我當江青秘書的這一年當中，葉群經常給我打電話。當時中央負責同誌接見群眾很多，還有觀看文藝演出等。葉群經常打電話問我：“今天這個演出或者今天這個接見，江青同誌去不去啊？”我問她“你去不去？”她說江青同誌去，我就去。這些事情有時候我知道，我就如實告訴她；如我不知道，我就就去問過江青再告訴她。葉群有時還打電話問：江青同誌想吃什麽東西，你們那裏如搞不到的話，我們可以想辦法。對這類問題，我很煩，我這個小知識分子，還有點清高。這類電話我都貪汙了，沒向江青報告過。（徐：你也不屑於給她傳這些話。）江青有自己的管理員，專門給她和毛主席服務，她要吃什麽東西還能搞不到啊！有一次葉群派林立果，乳名老虎給江青送來兩個南方西瓜，北京的西瓜還沒熟，那是南方的西瓜成熟早嘛，送給江青。老虎把西瓜放到我辦公室裏，他也坐在一個座位上，我跟他聊天。我比他大七八歲，他是１９４５年的，我是１９３７年的。我問他一句，他答一言，不問也不吱聲，挺老實的，印象不錯。（徐：當初的林立果還比較老實。）就我在的一年，我說不出江青和林彪關係是好是壞。說好，我舉不出例子來；說壞，我也舉不出例子來。但是江青第二任秘書楊銀祿講過，九大以前，江青告訴他，葉群這人點子很多，有些問題怕將來說不清楚，凡是我和葉群通電話，都要記錄。他給我打電話要記錄。我給他打電話，也要記錄。我在的時候，江青沒跟我說過這類話。至於總理打電話，汪東興打電話，不要記錄。（徐：江青要有記錄就意味著她留了一手。留一手，是怕將來說不清楚啊。這就說明他們之間有芥蒂了。江青對葉群的有戒心，有很強的戒心）在我在的這一年，沒遇到過這個問題。

　　徐：閻老師，你在江青手下工作。實際上是忠心耿耿，勤勤懇懇。後來江青怎麽就翻臉，就把你打成反革命？你也不會做什麽反對他的事，你說說你這遭遇是怎麽回事啊。？

　　閻：大的背景是王力、關鋒倒台。王力、關鋒是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０號隔離審查的（徐：７２０事件之後。）關鋒是我的老師。我１９６１年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紅旗》雜誌，分配到關鋒那個組，師從關鋒學習中國哲學史。

　　徐：關鋒在中國哲學史界還是真有點功夫的，有點根底的。

　　閻：所以連馮友蘭都講，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他認為關鋒的文章水平是最高的。

　　徐：所以你因為跟關鋒有這種淵源關係，所以你倒黴。這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閻：這是一個大的背景。

　　徐：那具體的？

　　閻：關鋒被隔離審查後，江青跟我說，現在你在我這兒工作，我的壓力很大。

　　徐：什麽意思呢？

　　閻：因為關鋒出事以後，我們單位，還有你們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院，都有人寫我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也是反革命，因為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在江青同誌身邊，是定時炸彈，我們不放心”，等等。我把這種材料，我都送給江青了；我也不能不送給江青，也不敢不送給江青。江青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跟關鋒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壞人啊，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啊！”江青說這句話，表明對我還是比較信任的。我當時聽了很高興。江青不僅繼續讓我做她的秘書，還任命我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即辦公室主任）。

　　徐：江青總不能因為你和關鋒的關係，最後把你關起來。

　　閻：對，這是講的背景。導火線就是當時北京某電影製片廠一個演員或者工作人員，給江青寫的一封信。這封信很長，有上萬字。我工作很忙，收發文件很多，電話也很多。這封信我分好幾次才看完。她講了曆史上她也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還說她在文革中她受到衝擊；還說她有一些存款，想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她給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顯然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去她受的衝擊。對這封信，我誤會了。我誤以為她和江青有什麽關係——實際上，她以及她這封信的內容都和江青沒任何關係。對這信，我覺得很難處理，生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究竟怎麽處理？經過再三掂量，我決定把這個問題交給江青。我就給江青寫了個條子附上，說：江青同誌，這封信的內容中有您的名字。就送給了江青。江青拿到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談話，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場。江青把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摔，怒氣衝衝地大聲斥責我：“為什麽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麽？”我當時嚇蒙了。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看到這封信，我說：“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麽關係？”“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把郭沫若的《洪波曲》借來看看。”

　　徐：郭沫若有本《洪波曲》，在香港出的。很出名的。

　　閻：我確實把《洪波曲》借來看了。《洪波曲》講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文藝界的人士，有一部分去了武漢、重慶，有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去延安的，但《洪波曲》並沒有點人的名字，當然也沒江青的名字。

　　徐：那後來又怎麽樣了呢？

　　閻：盡管江青聲色俱厲地斥責，但由於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後的幾天裏，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對我的態度卻變了。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江青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發文件。恰巧這個星期和我一同擔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回家奔喪了；待楊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晚回來，１月９日上午江青起床到辦公室後，我領著楊去見江青（楊是１９６７年國慶節後調來的，還未單獨直接見過江青）。我向江青報告說：“江青同誌，楊銀祿同誌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麽？！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誌。”我悻悻地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

　　徐：也就是說，江青正式用楊銀祿取代了你，作為她的秘書？

　　閻：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鍾，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他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他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曆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的一間屋裏，汪東興就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汪東興；文革後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從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這時我發現有兩個警衛戰士看守自己。一個在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一夜之間就變成被警衛戰士嚴密看管的“政治要犯”，這今非昔比的變化讓我簡直無法接受。這一天對我來說終生難忘，因為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的身邊時，也正是１月９日，屈指數來，與江青為伴的時日不多不少，剛好是一年——３６５天！也許這是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讓我這個“書呆子”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的“座上客”，變成了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的“階下囚”！

　　徐：那他們是怎麽審查你的？叫你交代問題了嗎，有什麽問題呢？

　　閻：我雖然被看管在釣魚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但並不知道需要反省，而開始認真地讀《毛選》和曆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曆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而是組織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離的第三、四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我：“你在幹什麽？”我說：“看書。”陳伯達操著濃重的福建腔嚴厲地說：“還看什麽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著慢慢而又強調地說：“王、關、戚都是壞人……”——這三個人的姓氏連在一起並稱為“壞人”，我第一次聽到。姚文元立即指著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炸了，這樣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心裏怎麽也想不通，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麽都成了“壞人”？我怎麽是他們安插在江青身邊的“釘子”？心想，江青以及陳伯達，你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又把和你們一起“戰鬥”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個一個打倒，這不是自折“股肱”！？我當時實實在在把他們看作都屬於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沒有什麽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們，心緒很亂。稍微冷靜後，轉念一想，“胳膊擰不過大腿”。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盡管盡心盡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讓江青滿意，叫檢查就檢查吧。於是我苦思冥想、搜腸刮肚地做起檢查。

　　徐：是不是一直把你關押在那裏，叫你反省和檢查？

　　閻：又過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１月２３日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個人一起找我談話。一開場，姚文元對我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指陳伯達了，他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這是指謝富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這是指楊成武了。姚文元沒說自己。他說這些話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這麽一種陣勢，對你要采取什麽措施了。麵對著這樣的“陣勢”，我兀地感到泰山壓頂，五雷轟頂，我這樣一個僅僅２２級的小幹部究竟犯了什麽事，居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負責人？就在這四位“大人物”和我談話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給換換地方，——這一換就換到秦城監獄中去了。

　　徐：關在秦城，就和關在釣魚台大不一樣了吧？

　　閻：我到秦城監獄以後，換了黑色囚衣，並被冠以代號“６８２０”（大概我是１９６８年第２０個關進來的“犯人”），成了秦城監獄單獨幽禁的“要犯”。最讓我難以應付的並不是審訊，而是無邊的孤寂，自把我投進秦城以後就再也無人過問了。終日坐在牢房裏無所事事，因為連一張報紙也不給，甚至我帶去的還是林彪贈送的《毛澤東選集》（１～４卷第一個橫排合訂本）都給沒收了。我每天隻能以喃喃自語，或反反複複數床頭前暖氣罩上的“孔”１、２、３、４……以此來打發漫漫無際的時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時、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監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隻要能和人聯係、接觸，幹什麽髒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單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記得恩格斯說過“單身囚禁是最重的懲罰”，蹲半年就可能得神經病；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怎麽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惱，但又沒辦法不想，真難受死了。我覺得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因為提審有與人對話的機會。這種折磨死人的境況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改善。這一年，監獄開始發給一份《人民日報》、一本《紅旗》雜誌，又把入監時沒收的毛選發還給了我，這樣我就有報紙、雜誌可看，有書可讀了。

　　徐：在秦城監獄裏，他們是怎麽審訊你，追查你的問題的？

　　閻：在七年多的監獄生涯裏，提審沒幾次。我說，“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這大概是沒蹲過“單身牢房”的人不可能體會到的。在監獄裏的一切活動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襲”，不給你一點思想準備。連釋放也是這樣。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專案組來監獄，突然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念了兩遍。我沒想到終於有出獄的日子了；對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雖然專案組要我馬上離開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動改造，而且擺在我麵前的仍將是艱難的處境，可是我格外振奮、激動，因為我又見天日了，可以跨出這牢籠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陽，浩大的天了。經過長達七年半的監禁生活，現在我極為渴望回到社會，回到民間。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獨自幽禁在鐵窗裏強上百倍。

　　徐：好不容易脫離監獄，怎麽都比在裏麵強得多吧？

　　閻：我要去的是位於湖南省常德的國營西洞庭農場。到農場後，不看天，不看地，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老家寫信。八年了，音訊皆無。父母想我，我想父母；還有妻子兒子想我，我……想著想著，潸然淚下，恨不能插翅飛到山東老家，立馬見到父母、妻子和兒子。信發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兒子寫來的信——這是一個中學生寫來的信，我真高興極了。接著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全家人團聚了，老少三代，這是八年來第一次，這是八年來沒有過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兒子看到我還活著——活著，這是八年來他們多麽想知道而又沒有人能告訴他們的事情。後來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東老家，我和妻子、兒子則在農場安了家。

　　徐：關於你的案情，後來有沒有什麽新的說法呢？

　　閻：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專案組”到農場宣布關於我的結論。

　　其中第一條，也是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說我“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誌”。

　　徐：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誌。

　　第二條結論說我包庇“５１６分子”吳傳啟、林聿時。吳傳啟、林聿時都是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社會科學院）的十一、二級的幹部。我當時的行政級別是２２級，我有什麽資格和權力包庇他們？他們讓我簽字。我覺得不能簽。專案組又把江青搬出來，說這是首長給你定的性。其意思就是說，我們專案組也沒辦法。

　　徐：說的都是亂七八糟的、毫無關係的事情。

　　閻：第一條結論的根據就是我誤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這封信確實跟江青沒關係，是我誤會了。我說，我送這封信如果影響了江青同誌工作和身體，給我什麽處罰都可以，但是說我陷害江青，陷害中央負責同誌，我絕對沒這個心。第二條結論是胡亂編造，妄加的。

　　徐：得到這個結論，你在農場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又怎麽樣了呢？

　　閻：在作結論前，農場黨委書記覃正彥曾跟我說，等作了結論，你就到農場黨委宣傳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彥同誌，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紹幾句。覃正彥，１９２８年生，石門縣土家族人，家庭出身下中農，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參加工作，任過鄉長，石門縣公安局局長，石門縣委副書記、書記，參加過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文革中作為石門的頭號走資派被揪鬥、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產到戶”、為右派鳴冤叫屈、反對毛澤東思想，等等。五六年後恢複工作。１９７３年１月任西洞庭農場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他在西洞庭農場任職８年多，是農場生氣勃勃的時期之一，在國營農場普遍虧損的情況下，如前所說，西洞庭農場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國的紅旗農場之一。覃正彥，１９８０年調任桃源縣委書記，１９８３年升任常德地區紀委書記，１９８８年退到二線，１９９１年退休。覃正彥，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我們黨難得的好幹部。而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我等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結論：“妄圖陷害中央負責同誌”，關押七年半後還要“留黨察看一年”。因而農場黨委和覃正彥也沒法安排我到宣傳部去工作了。當時農場黨委準備安排我到場部農業科工作，我的鄰居是農業科的曾副科長，他跟我說：“農業科你去不得，在農業科工作，不管風裏雨裏都要往分場跑，你一個書生‘耐不活’。”所謂“耐不活”，湖南土話，“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鄰居的這個好心的意見，得到組織允許，到農科所學校教書，我教過初中數學、政治，粉碎“四人幫”後還當了農科所學校的校長。１９７８年農場黨委和覃正彥還是調我到宣傳部當理論幹事。在當年的“真理標準討論”中，我發揮了一定作用，我給農場幹部作了幾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報告，受到好評；農場黨委派我參加地委宣傳部召開的理論研討會，地委宣傳部留我參與寫研討會的總結。１９７８年９～１２月，農場黨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黨校理幹班（理論幹部班）學習。這些都足見農場黨委對我的重視，也說明我在農場的表現還可以。“西洞庭農場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是我發自肺腑之言。

　　徐：粉碎“四人幫”之後，你的案子徹底翻過來了吧？

　　談到農場，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農場黨委堅決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幫”後，“中央一辦”專案組又給我做過一次結論。在這次結論中，當然去掉了原結論中的第一條即“陷害中央負責同誌”，但其餘一條仍然沒有撤銷，更讓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們居然又給我加上無中生有的一條，說我反對周總理。如此不負責任地強加罪名，我斷然拒絕在這樣的“結論”上簽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是我在湖南省委黨校理幹班結業以後，我幾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費用，農場財務部門都按出差給我報銷，這不僅是切實的物質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這時，“中央一辦”撤銷了，他們管的案子都轉到了組織部，組織部又把我的案子轉到《紅旗》雜誌社，《紅旗》雜誌社黨委（黨委書記林肖硤，我黨早期著名活動家林育英之子，林彪堂侄）於１９７９年９月給我“徹底平反”，並決定調我回《紅旗》雜誌社工作——我原來是《紅旗》雜誌社的幹部。對這一結果，農場黨委和職工非常高興，紛紛向我表示祝賀。在這時，黨委書記覃正彥親自幫助我解決妻子和孩子的城鎮戶口問題，即所謂“農轉非”，而這在當時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據說是幹部名額的千分之一），——農場職工看到這種情況，就問覃正彥，你來農場這麽多年了，沒安排自己一個親友，為什麽對閻長貴這麽熱心，覃正彥說：“他太老實了！”總起來一句話，我對農場黨委和職工的厚愛深深感謝，永遠感謝！

　　徐：謝謝閻老師，今天談了這麽多，都是很有意思的事。

　　徐：看來，農場領導和職工對你很不錯啊！

　　閻：最後，我發幾句感慨。在文革中，被發配到農場、農村和廠礦的人很多，所謂改造思想，接受勞動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還有哪一位曾享受過我這樣被關懷被照顧的待遇。在人性之惡發展到極致的那個年代，西洞庭農場的領導和職工給了我心靈上的慰藉和溫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難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