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我親身經曆的廬山會議與林彪之死（２）

（轉貼）

再談一下“九一三”事件前後的情況。

毛主席在每年的國慶節前出巡各地然後回北京是有規律的。1971年這一次南巡是經津浦路回來的，在途中到達濟南時通知李德生、紀登奎、我和吳忠到豐台談話。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們在豐台上了毛主席的專列。毛主席與我們談話時，汪東興也參加了。談話開始，李德生向毛主席匯報了他去阿爾巴尼亞的情況。李德生匯報時，我們就看出毛主席顯得很不耐煩。毛主席說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這樣，李德生不再匯報了。

毛主席的談話，內容很多，講了黨的曆史上曆次路線鬥爭的情況；講了去年廬山會議的問題；還講了廬山會議後的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等措施，以及華北會議問題。毛主席講過黨的曆次路線鬥爭後說，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過十次，張國熹搞分裂後，黨內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黨分裂了。毛主席說路線決定一切，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毛主席說廬山會議是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隱瞞著三個，出簡報煽風點火，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廬山會議顯然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他們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稱天才”。毛主席說：什麽“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毛主席還說：廬山會議的事情還未完結，黑手不隻陳伯達一個，陳伯達後麵還有人。毛主席還問我們說，這第十次是不是路線的問題。

毛主席說他在陳伯達搞的論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語，在濟南軍區、三十八軍的報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語是甩石頭；從中央和各大軍區調人參加軍委辦事組是摻沙子；派李德生、紀登奎到北京軍區是挖牆腳。

毛主席批評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為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做法，雖然沒有點名，但完全可以聽出是指向林彪的。

毛主席還點名批評了黃永勝。

在談話中，毛主席說廬山會議的6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

我一聽毛主席這樣說，就趕緊檢討。我說：主席，我還在6號簡報印發前簽了名字。6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我犯了政治錯誤。

毛主席揮著手說：沒你的事，吳德有德。

毛主席隨後的談話好像是說這是個反革命集團或是個反革命的行動這樣一類的話，

因為緊張，沒有聽得很準。這時，吳忠說：主席，可能有壞人吧？

毛主席說：你講得對，吳忠有忠。

毛主席還詢問了北京市批陳整風的情況，我們簡要地匯報了一下。

毛主席反複地說：我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主席最後說：要抓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毛主席是坐火車回北京的。我們坐汽車回北京，下車時，紀登奎禁不住跟我說：這個問題大了！我們都感到很緊張。

從豐台回來後，我到吳忠家談了很長時間。我和吳忠交換了意見。我們討論了對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應該怎樣認識等問題，還考慮是否把毛主席說的十次路線鬥爭的問題傳達一下。我提出雖然毛主席沒有點林彪的名字，但提陳伯達後邊是誰已經很明白了，這樣，是不是需要將毛主席的談話先給市委常委或者市委書記們吹吹風，以免將來問題出來了，大家沒有思想準備。但是，怎麽傳達呢？毛主席終究沒有點林彪的名字啊！我們倆人商量到後半夜1點多鍾，也沒有考慮好怎麽傳達毛主席的講話。我說，今天恐怕議不出來妥善辦法了，明天再說吧。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藥休息了。

可躺下不久，3點多鍾，電話突然響起來，是周總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會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會堂時，可能是政治局會議剛散，我看見黃永勝等人都急匆匆上車走了。我碰見了紀登奎，就問他總理找我有什麽事，紀登奎用手遙指著東大廳旁邊的一個小房間說：你去找總理吧。

我進到周總理的房間，看見他正在用保密電話給各大軍區打電話。周總理示意我坐下來，我看見周總理很緊張，聽見他對電話中說：廬山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周總理要求各大軍區緊急備戰。當時，有的大軍區的負責人還聽不明白是誰飛到蒙古去了，還在電話中提問，周總理著急地說：你們還不懂嗎？

我聽到周總理這樣說，立刻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

周總理打完電話後告訴我，林彪外逃了，曾經對山海關機場做了一個決定，沒有周總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共同簽署的命令，飛機不準起飛。但林彪還是在山海關機場坐三叉戟飛機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飛去了，雷達跟蹤飛機進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二百多公裏處，飛機不見了。

我說：哎呀，怎麽不把它打下來？

周總理說：不能打，打下來問題就說不清楚了。

周總理對我說：北京軍區要緊急備戰。另外，還有一架直升機從沙河機場起飛了，這架飛機是周宇馳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準備迫降它。你們要把北京市郊區各縣民兵緊急動員起來，監視飛機的降落地點。周總理還說：讓衛戍區派部隊控製北京郊區的幾個機場，防止再有飛機外逃。

我向周總理提出，戰備問題，隻跟我一個人談不行，是否讓北京軍區和衛戍區的負責人來一起談。

周總理同意了。由總理辦公室的人立即打電話通知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立即趕到人民大會堂來開會。

在陳先瑞、吳忠還沒來的當兒，周總理給我講了一些情況。林彪逃走的跡象及山海關機場有一架三叉戟飛機是林豆豆向駐北戴河8341部隊報告的，林豆豆和她的愛人在一起。駐北戴河部隊立即將此情況報告北京，周總理讓吳法憲給山海關機場打過電話，通知飛機調回，吳法憲打完電話後對周總理說飛機出了故障，暫時飛不回來。

陳先瑞、吳忠到人民大會堂後，周總理又講了發生事件的情況，並傳達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首都立即處於緊急備戰狀態，指定吳德、吳忠負責執行，對林彪外逃事件要嚴格保密。

我和吳忠商量後向周總理提出，衛戍區的楊俊生政委應該同我們一起參加工作。周總理詢問了楊俊生的情況，我們說楊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誌，他參加工作便於執行任務。周總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緊急備戰工作由吳德、吳忠、楊俊生三個人負責，除此之外，現不允許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隨後，周總理布置了幾項應急措施：

一、要監視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機，要人、機並獲，將情況直接報告中央，也就是直接報告毛主席、周總理。

二、派衛戍區部隊封閉控製北京郊區的幾個機場，沒有命令，任何飛機不準起飛，也不允許任何飛機降落。在沒有接到允許飛機起飛的命令或通知時，發現有飛機起飛，要將其擊落。

三、衛戍區要加強對新華社、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等警衛目標的警衛工作，對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附近地區也要增派部隊，加強警衛。

四、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並部署北京地區防空降的作戰任務。

我和吳忠回到衛戍區時，天已經快亮了。我們把楊俊生找來，一起布置了任務。首先布置動員民兵監視天空，衛戍區準備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隊，隨時可以出發行動到飛機降落的地點。之後，我們派出衛戍區的部隊封閉了北京的西郊機場、南苑機場、沙河機場、良鄉機場、東郊機場共五個機場。我們命令部隊進駐機場後，全都真槍實彈，對沒有周總理的命令，強行起飛的飛機立即開槍、開高射炮；第二要在機場跑道上設置障礙物，阻止飛機起飛；第三要將所有飛機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時加派部隊看好油庫。進入機場的部隊在機場空軍的配合下，完滿地完成了任務，後來在向周總理匯報時，周總理很滿意。

13日，直升機被迫降在懷柔縣沙峪，當地民兵馬上報告了縣武裝部，縣武裝部長報告了駐在那裏的警衛三師，三師立刻派部隊包圍了這個地區，對沙峪周圍進行了嚴密戒嚴。上午1。點，北京衛戍區辦公室接到了警衛三師從懷柔渤海所打來的電話，報告說三師的七團和當地的民兵已經在懷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機，並包圍了。

飛機在降落前，民兵們看到直升機在天上搖晃。後來知道，那是陳修文駕駛飛機在天空中兜圈子，陳修文與周宇馳進行了搏鬥，他在搶周宇馳的手槍時，周宇馳開了槍，陳修文犧牲了。以後李偉信供稱，陳修文、陳士印和周宇馳坐在前邊，於新野、李偉信坐在後邊。於新野在後邊聽到槍聲，就慌裏慌張向前邊打了一槍，這一槍打到周宇馳的手腕上了。

陳士印把飛機降落下來後在直升機中躺下裝死，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飛快跑下來。周宇馳一邊走一邊撕林彪的政變手令、林給黃永勝的信和安排黃、吳、李、邱去廣州的飛機號碼、人員表。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跑了一陣，意識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殺。周宇馳說我先把你們兩個人打死，然後我再自殺。於新野、李偉信說還是自己死吧。他們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壟上，各自開了槍。周宇馳、於新野倒下了，李偉信的槍是向天空放的，沒有自殺。

衛戍區部隊保護好現場，進行了仔細搜索。

當時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9月13日當天，空軍來了一支武裝的小部隊到現場，可能是空軍的警衛部隊，他們找到衛戍區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機和直升機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給他們帶回空軍，這個部隊說他們是奉了命令來的。

林彪叛逃後，中央派李德生處理空軍問題，坐鎮空軍司令部。但我們未接到這個命令，這次來的又是武裝部隊，衛戍區要不要按他們提出的要求執行，吳忠與我進行了商量。當時，我們不了解武裝部隊的人是些什麽人，我說：空軍出的事情，這些東西再交給空軍處理，很顯然是不妥當的。而且，我們也沒有得到周總理的指示，人和東西我們不能交。我還說要告訴衛戍區戒嚴的部隊，沒有周總理的指示，無論任何人、任何單位都不允許進入戒嚴區，更不允許取走任何物品。

後來，吳忠讓人好好招待這個部隊，但把這個武裝部隊的槍都收繳了。他們回去時把槍還給了他們，他們是在衛戍區的武裝監視下離開的。這個情況及處置的辦法，吳忠後來都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同意。

當天，把飛機上的物品和李偉信、陳士印都送到衛戍區了。地上被撕碎的紙片當天能找到的也都送來了。

我們看了拉來的物品，有一些中央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國防科委關於導彈、原子彈方麵的機密文件；有一些信件，包括有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寫的信；有一個錄音帶；還有三萬美元。

飛機上還有一些材料，我們都看不懂，這些材料寫了一些類似“B一52”、“眼鏡蛇”那樣的暗語。

當天晚上，吳忠審問了李偉信。李偉信交待說他們有一個《“571工程”紀要》。吳忠聽不懂，他當時隻是想審清楚李偉信為什麽要叛逃的問題，根本想不到他們還有個滔天大陰謀。吳忠拍著桌子罵李偉信說：你他媽的瞎胡說，什麽工程不工程的！

我們那時都在衛戍區，吳忠審完李偉信後對我說，這小子他媽的不老實。

9月13日，我們一天都沒有睡覺。我、吳忠、楊俊生連夜聽了錄音、拚對已撕碎了的信。錄音機放出來的聲音都是吱吱哇哇的，怎麽聽也聽不出個名堂來。我和楊俊生對信，對了很長時間才發現有個用紅鉛筆寫的“林彪”兩字的紙片，然後又對出來個“永勝”，這個“勝”字的“月”字邊是第二天才從現場找回來的。周宇馳共撕碎了三張信紙。晚上，周總理打來電話詢問收繳了些什麽東西。

我報告周總理說，錄音，我們聽不懂；信，我們也沒有對出來。我向周總理提出，我們不懂這方麵的技術，工作很慢。

周總理指示：你告訴公安部，由他們派人解決。

公安部李震、於桑來了，經過公安部的技術處理，我們再聽錄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經技術處理後很快就對出來了。李偉信交待：這個錄音，是葉群與黃永勝通話時林立果偷錄的。公安部的同誌後來告訴我，林立果在錄音時，對錄音的速度進行了變換，錄音是分別用幾種速度錄的。

信拚對出來了，一件是林彪的那個政變手令；一件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飛接洽。林彪的這個手令和給黃水勝的信在周宇馳的手裏，周宇馳是否見過黃永勝，黃永勝的態度是怎麽樣的，黃永勝後來矢口否認他知道這件事，拒不坦白。

另有一張紙也被對出來了，是林、葉、黃、吳、李、邱等人南下時乘坐飛機的安排表。後來知道，林彪曾有南下廣州、另立中央、分裂黨和國家的陰謀。他們得知了毛主席南巡講話後，曾陰謀在杭州、上海及主席返京途中謀害主席，由於主席警覺，提前回到北京。他們惶恐驚懼，不敢南去廣州而倉皇叛國北逃，這一陰謀遂告破滅。

這些證據在林彪專案中都會找到。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登記起來，開出了一張清單。我和吳忠、楊俊生、於桑等人在清單上簽字後，就報送中央了。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央成立了林彪專案組，組長是周總理，日常工作由紀登奎、汪東興負責。中央指定我和吳忠參加了專案組的工作。9月14日，周總理打電話來，要求把整理出來的主要材料送給他。

過了一、兩天，我和公安部商址，先把對出來的幾件重要材料報送周總理。我記得一共報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信；第三件是“小艦隊”的名單；第四件是南下飛機的號碼、人員安排表；第五件是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寫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劉興元傳達毛主席南巡時和他們的談話，顧同舟還在信上表忠心，說他在繼續觀察情況，後來知道這封信是顧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給林立果的。

《“571工程”紀要》是在以後的幾天才發現的，它不在直升機上。林立果他們走時很慌張，《紀要》被丟在空軍學院的據點裏了，是公務員在打掃房子時檢起來的。林彪叛逃後，李德生動員空軍學院人員揭發情況，這個公務員就把寫有《“571工程”紀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紀要》剛交上來時，紀登奎和我都看了，紀登奎認為《紀要》的很多內容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後來是毛主席指示印發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紀要》後，他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

我們把五件材料報送周總理後，政治局開了一次會議，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都參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時，就看見周總理拿著幾份東西在看。然後，周總理拿出林彪給黃永勝的那封信讓黃永勝看，黃永勝看完後很緊張，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沒有說他是否看見過這封信。

周總理又拿出一個名單給吳法憲看。這時，吳法憲也緊張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後說這些人都是空軍的。這張信紙的下角上寫了一個江字，吳法憲說這個名單的字跡是江騰蛟寫的，他認識。周總理拿著名單很仔細地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間，問他們的職務、家庭住址等情況。當時，我想總理為什麽要給他們看這些材料呢，我擔心這樣會出間題。事實上，周總理走著很穩妥的步驟和作著很及時的調查，把重要情況都立即掌握起來，他們逃不出周總理的掌心。

以後，這些“小艦隊”的人都被抓起來了。大概有一個人沒抓，他是人民日報社魯瑛的弟弟，叫魯瑕。林立果他們商量讓他駕駛飛機去炸橋，然後轟炸毛主席的專列，魯聯接到“小艦隊”的命令後，讓他當醫生的老婆用鹽水把他的眼睛擦紅腫了，進了醫院，以此來應付林立果等人。

這些人被逮捕後，我們把他們的口供與李偉信的口供進行了對證，這樣，我們才知道有一個“小艦隊”，《“571工程”紀要》就是他們搞的，才看懂了這個《紀要》。“571”就是“武裝起義”的諧音，“571工程”也就是要搞反革命武裝暴亂、計劃謀害毛主席的行動方案。林立果他們在京有五個據點，西苑機場有兩個，空軍學院有一個，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有一個，沙河機場有一個。我去查看過西苑機場、空軍學院和東交民巷的據點，吳忠對全部據點都查看了。林立果這些人政治上反動，生活上也十分糜爛。據點是“小艦隊”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場所，也是他們吃喝玩樂的地方。據點裏有一些從日本進口的錄音、錄像器材，當時，我們都沒見過這樣先進的器材。還有很多錄音帶、錄像帶、唱片等東西，錄像帶裏有一些是為林立果選“妃子”時一些被選上的人在小據點裏的錄像。還有一箱子被選“妃子”的照片。

13日，根據中央的指示，為加強北京地區的戰備力量，北京軍區命令38軍的三個機械化師、坦克一師、坦克六師和炮兵六師共六個師，歸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這樣，衛戍區的兵力，原有的四個師加上新配的六個師，就有十個師了。我們感覺到責任很重，也很緊張，不知道要出什麽事。經過研究，確定了重點防禦區域，北至南口，東到首都機場一帶，南達保定以北在13日或14日，部隊就進到了預定位置。15日，在衛戍區召開了作戰會議，我和吳忠、楊俊生都到場，各個師的負責人全參加。當時我們隻有一個想法，就是要全力對付內外勾結的陰謀顛覆社會主義祖國的敵人。

14日或15日，我們還給衛戍區開過一次會。“九一三”事件後，因為衛戍區要執行一些任務，當時強調保密，下邊又不知道情況，執行任務時，遇到一些問題，也老有人問，很不好辦。報經周總理同意，我們開了衛戍區的師以上的幹部會議，我講了一下林彪叛逃的情況和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參加會議的人聽到林彪叛逃了，都大吃一驚，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林彪是副統帥啊！

我還要說明一個問題，“九一三”事件中，周總理的指示和衛戍區執行的一係列應急措施，我們認為實際上是內防政變，外防侵略，對外就是對著蘇聯的。象這樣的重大部署，按常規必須向中央軍委、各總部請示報告的。但是那時已不能按常規來辦事了。我和吳忠做了分析，認為黃、吳、李、邱都是軍委、總部的負責人，是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他們跟林彪的關係可以說是一夥的。我們認為，對黃、吳、李、邱等人，中央雖然沒有采取措施，但不等於他們就沒有問題了。當時的具體情況很特殊，我們商量後決定，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須確保衛戍區的部隊置於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指揮下。我們指示衛戍區的機關、部隊對來自軍委、總部的電訊隻收聽，不匯報，就是隻接收來的電話、電報，但不匯報衛戍區根據中央布置的應變措施的情況。當時，衛戍區的副政委鄒平光極盡職守，晝夜在作戰室值班，保證了這一指示的落實。

9月16日，周總理告訴我說：蒙古人民共和國向我們提出了抗議，抗議我們的武裝飛機進入他們的國境。這架飛機已在蒙古境內墜毀。

周總理指示中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向蒙古方麵道歉，說明是中國民航飛機誤入蒙古境內的，要求把死亡人員的屍體運回來。蒙古方麵當時不知道是什麽人坐的飛機墜毀了，由於我們已經道歉了，也沒有再多為難我們，但他們不同意把屍體運回中國，提議就地安葬。周總理考慮，蘇聯當時還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況，怕因運回屍體問題同蒙古發生爭執會提醒蘇聯，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議。屍體埋葬前，中國大使館派人到現場察看和進行了拍照，屍體都燒焦了，認不出麵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國內。周總理還讓我們到人民大會堂去看過，葉群還能看得出來，她有長頭發，林立果在腰上插著兩支手槍也能看出來。

後來知道，林彪出逃時非常狼狽，連為林立果選好的對象張寧都沒帶上，林彪的侍衛長不跟林彪跑，從車裏跳出來了，好像他還挨了一槍。林彪到飛機場後，把駕駛員潘景寅（空軍一師長）等人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了飛機。林彪慌慌張張，來不及從飛機扶梯上，而從到飛機駕駛艙的小爬梯上強登，林彪的帽子都丟在地上了，葉群還喊：快、快、快。飛機起飛時翅膀還碰了一下加油車，飛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起飛的。最大的間題是飛機上的聯絡員沒帶上，沒有聯絡員，通訊聯絡不上，飛機到了溫都爾汗找不到烏蘭巴托了，可能還有油也不夠了。溫都爾汗是一個草原，飛機就迫降了。

使館的同誌回來後說，飛機的翅膀在飛機降落時，折斷了一個，以後飛機衝出了一千多米，機身因此破裂、著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衝擊甩出來的。草地上一片狼藉。開始，蘇聯沒有發覺。後來聽說蘇聯懷疑到有問題，就把死屍挖出來鋸下頭骨弄回蘇聯，林彪曾在蘇聯治過病，從他口腔的牙齒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當時，好像還甩出來一個空軍什麽人的證件。這樣，蘇聯鑒定出死者就是林彪，傳說勃列日涅夫連說：可惜呀，可惜！有人懷疑飛機是被打下來的，不是。我們沒有打，蒙古方麵也沒有打。

周總理說，如果林彪不摔下來，可能要到蘇聯發表廣播講話。

林彪叛逃後，空氣很緊張，還要保密。那時，街上貼有如“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大標語，我們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讓動。

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央等待黃永勝等人悔過自新，向黨作出認真交待，但黃永勝他們什麽都不坦白，他們住在西山，燒毀文件、搞串聯、統一談問題的口徑。

9月23日的晚上，周總理通知讓我到人民大會堂，是什麽廳我記不住了。我進去時，看見汪東興、楊德中在那裏，汪東興和楊德中都說，黃、吳、李、邱這些人是軍權在握，再不動他們很危險，這個事應該處理。我們正說著，周總理來了，汪東興向周總理講了要處理黃永勝等人的意見。楊德中說黃永勝在燒材料。周總理說，你們先等一等，說完他就同汪東興一塊出去了。

過了不長時間，半個多小時的光景，周總理回來了。周總理告訴我們，毛主席已經批準了，把黃、吳、李、邱逮捕起來。

我們研究了怎麽逮捕黃永勝這些人的辦法，周總理對我說，明天早上李先念同誌要去越南訪問，周總理去送，邱會作也去送，讓我也去，從機場回來時，對邱會作說有毛主席的指示要傳達，這樣就可以先抓邱會作。

周總理說，另外再通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來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是聽毛主席的指示的傳達，黃永勝等人來後，先跟他們談話，然後再逮捕。

周總理讓我回去同吳忠商量，由衛戍區落實逮捕、押送、關押地點等問題。

我們對衛戍區是這樣布置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來後，周總理和葉帥、紀登奎先與他們談話，然後把他們帶走。黃、昊、李分別由衛戍區的司令員、副司令員、副政委陪同，關押地點安排在衛戍區的第三師。

布置好衛戍區的準備工作後，我到人民大會堂匯報，周總理、葉劍英、紀登奎在場。我記得是在東大廳的小房子裏邊，我們四個人坐在一張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飛機場送先念同誌時，周總理鎮定自然，談笑風生。我是很緊張的，心裏老覺得繃著。邱會作從機場回來後，周總理、葉帥和紀登奎跟他先談話，然後有人把他帶走了。

通知黃永勝等人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後，他們過了半小時的時間都沒來，周總理、葉劍英、紀登奎和我坐在那裏焦急地等。葉帥問衛戍區有沒有部隊在黃永勝等人住地附近。我打電話問了吳忠，然後向葉帥報告說，有一個團在附近。

葉帥說，如果他們不來，或者抵抗，就用硬辦法把他們逮捕。

又過一段時間，黃永勝等人來了。周總理、葉帥、紀登奎到福建廳去與他們談話、宣布決定，周總理讓我和吳忠等候在東大廳，招呼衛戍區的人。

周總理與他們的談話談了很久，我聽到黃永勝在嚷嚷，說他們冤枉等等。

我們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讓吳忠到會場上看一看情況，吳忠進去後又等了一段時間，他們才出來。黃永勝是第一個出來的，吳法憲好像是第二個，他們依次被帶走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被帶走後，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了中央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會議，會議由周總理、葉劍英主持。

周總理讓我參加這個會議，我對周總理說，還有一個間題，就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秘書、警衛、司機怎麽處理。當時，把這些人的槍、公文包都繳了，他們坐的汽車也都搜查了。

周總理說，衛戍區找一個地方，農場或者別的什麽地方，把他們弄到那裏去辦學習班，讓他們學習、揭發，不要讓他們太緊張了，黃、吳、李、邱有問題，並不等於他們有間題。我對周總理說，這個問題過去沒考慮到，現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衛戍區一趟。

吳忠等衛戍區的負責人陪著黃永勝等人走了，衛戍區隻留下鄒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黃永勝等人的秘書、警衛、司機被拉到團河附近的一個農場去了，鄒副政委親自到農場去安排的，這個農場有一個連的部隊。

這個問題解決後，時間已經很晚了。周總理通知讓我回人民大會堂。我回到人民大會堂後，周總理交待讓我守在電話機旁，了解黃永勝等人是否已押送到關押地點、到達後怎樣安置等情況。當時，衛戍區從師裏、團裏專門調了一些幹部去看管他們。

不久，這些人順利到達關押地點的情況先後報告上來，我都立即報告了周總理，讓他放下心。

這時我已有兩天一夜沒有睡覺了，眼睛熬得通紅，腦子都發木了。

應該再補充一個情況，說明完全是林彪自絕於毛主席、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要到中國訪問。之前，周總理要求組織二十萬群眾，從機場一直到天安門、國賓館，進行夾道歡迎。我們發愁了，怕“小艦隊”還有一些什麽人漏網，進行破壞活動。我擔心在當時的形勢下夾道歡迎會不安全，就提出隻在飛機場歡迎的建議。周總理說，不行，還是要組織夾道歡迎。我意識到周總理的這一布置，是表示中國政局是穩定的。

我們就布置了，有組織地安排了人員，在主要的地點都安排了公安局、衛戍區的人員。1月6日，外賓到北京時我們都到機場去接了，沒有出現問題。塞拉西皇帝來後，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接見時，除我以外，肖勁光和你一起陪同參加接見。”

1月8日，毛主席接見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勁光同誌提前到達接見地點等候。外賓來訪之前，我們進去見毛主席，發現他老人家滿臉倦容。毛主席緩慢地說：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讓治。他說原來準備在三中全會時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準備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還說：高崗不自殺，也準備安排他的工作。顯然，關於林彪的事情，他到這時還沒有撇下，甚至還困擾著他。

毛主席與我們正談著，周總理陪著外賓來了。塞拉西皇帝很健談，他講一陣，毛主席隻答複他兩三句。談了很久，周總理看毛主席太疲乏了，就對外賓說兩國之間的問題，我們具體再談。這樣，皇帝才告辭。

毛主席與我和肖勁光同誌的談話，再一次反映了毛主席對林彪“治病救人”的思想態度。

毛主席曾經認為“文化大革命”會在兩三年內得以結束。九大召開後，他對黨和政府的重建問題予以重視，並作了一係列指示。整黨建黨活動中，雖然整個建黨的方針不能說是正確的，但重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恢複了大多數黨員的組織生活，穩定了經濟、政治、社會的局勢；1970年3月，毛主席又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建議，要想解決政府重建的問題，但他又多次明確說憲法不設國家主席，他不擔任國家主席。

九大時，林彪被確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同時，林彪集團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這個集團，這時已經把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看成是他們篡黨篡國陰謀活動的重要時機，他們妄圖利用這一時機，實現由林彪擔任國家主席的企圖，以便在更多的領域內奪取權力。表麵上看，是林彪一反一貫緊跟毛主席的做法，建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但實際上，葉群才說出了他們的真實意圖，葉群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文化大革命”中還有更為複雜的一麵。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形成了另一個集團-江青集團（以後的“四人幫”）。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均由野心家組成，他們分別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因為在打倒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某些領導幹部時有著共同的利益，曾經結成過短暫的聯盟。互相勾結，相互利用，以排除異己，企圖乘機奪權。但廬山會議前，林彪意識到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野心，又使得他們之間爆發了尖銳的衝突。在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及林彪集團的其他成員就是企圖借打擊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陰謀篡黨篡國。

林彪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陰謀失敗後，一再拒絕毛主席對他們的教育、批評和挽救，反而決心挺而走險。林彪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準備工作，1971年3月，《“571工程”紀要》製訂完成，《紀要》提出準備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團由此走上了曆史上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所走過的自取滅亡的道路。林彪的野心在廬山會議上暴露以後，毛主席立即采取了措施，在廬山上就宣布對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進行審查。1970年9月毛主席從廬山回來時與我們的談話，雖然沒有點林彪的名字，但已經是在教育我們對廬山的矛盾要進行更深的思考。從這以後，毛主席領導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解決由廬山會議暴露出來的問題。1970年10月，毛主席分別在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上批示，嚴厲批評了吳、葉及軍委辦事組林彪集團的成員。11月，中央成立了組織宣傳組，組員中沒有林彪集團的成員；同月，中央發出高級幹部要學習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級幹部“隻有讀一些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識別真假馬列主義”。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三十八軍委員會《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批示，要求北京軍區開會討論解決“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是何原因使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的太上皇”的問題；同月，毛主席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四個偉大”是形式主義，討嫌。1971年1月，毛主席指示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談話中所說的"挖牆腳“。2月，毛主席嚴厲批評軍委辦事組召開的軍委座談會“根本不批陳”。4月，毛主席指示派紀登奎、張才幹參加由黃永勝、吳法憲把持的軍委辦事組，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談話中所說的“摻沙子”；同月，中共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周總理在總結講話中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希望他們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真改正自己的錯誤。

這一係列重要指示、措施的貫徹執行，一方麵意在提高廣大高級幹部識別問題的能力，教育、批評和挽救林彪集團的成員改正錯誤；另一方麵也從實際出發，削弱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勢力。

林彪事件後，我認真學習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後的一係列講話、批示，使我受教育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在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這一驚心動魄的鬥爭中，始終相信我們的人民、始終相信我們的黨、始終相信我們的軍隊。毛主席多次指揮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說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他說《國際歌》裏麵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全部的立場、觀點，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毛主席說蘇聯的黨分裂過，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國沒有，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是困難的，陳獨秀、王明、張國煮等人，曾經多次要分裂黨，都沒有得逞。我們這個黨五十年的經驗，中國人不喜歡分裂，我們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沒有一次把黨分裂了的，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麽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隻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讚成分裂。毛主席曾滿懷信心地說：“我覺得我們的軍隊很有希望。”他說聽說打錦州的時候，部隊住在蘋果園裏，不摘蘋果，這樣的部隊有希望，隻吃酸菜，又能打仗，這就很有希望。毛主席多次說，我就不相信黃永勝能調動軍隊會造反，你調動軍隊搞壞事，聽你的？

1972年7月，毛主席在會見法國外長舒曼時自信地說：我們開了那個廬山會議，1972年8月23號一天，24號一天，25號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說不行了，不能幹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細菌就不活動了。

毛主席就是這樣，在他老人家的一生中，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缺點、錯誤、困難，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相信我們的黨隻要依靠群眾就會有力量解決這些問題，就會有能力領導我們的國家繼續前進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夠識破、戰勝我黨曆史上從所未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我想除了他老人家領導黨、軍隊在幾十年浴血奮戰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的鬥爭經驗之外，還由於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著，我們的黨、軍隊、國務院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的人民堅信社會主義製度，毛主席親手締造和領導的黨和軍隊，他所創建、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億萬人民，始終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