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我親身經曆的廬山會議與林彪之死（１）

轉貼（來源：1995年第2期《當代中國史研究》　作者：吳德）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同誌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毛主席“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經曆的情況，記憶可及者，談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處在被當做叛徒嫌疑暗中審查的。雖說是背靠背的審查，但我也能感覺到，總是有些事情不大對勁，別別扭扭，例如市裏的有些會議沒讓我參加，中央的一些重要決定也不告訴我。雖然在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但在那個年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黨的生活極不正常，我一方麵思想有所準備，另一方麵則泰然處之，相信黨、相信人民總是會分清是非的。

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帶著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去廬山開會。這種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獲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氣，心中真有些激動。我記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吳忠、楊俊生、黃作珍、倪誌福、劉錫昌、張世忠、聶元梓等。初到廬山，氣氛並不緊張，我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波。

大會編組是按六個大區來混合編的。華北組的組長是李雪峰，我是副組長，其餘的副組長還有天津的解學恭，山西的陳永貴，內蒙古的吳濤，軍隊的鄭維山。編在華北組的還有陳伯達、汪東興等。

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是兩個內容，討論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毛主席會前又提出了討論形勢的間題，大會結束時還通過了關於戰備問題的報告。

為了修改憲法，中央成立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員會下設有一個小組，成員可能是康生、陳伯達、吳法憲、張春橋等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的人員。憲法中有一條重要的修改就是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來的。毛主席以後為此又打過招呼，提出過意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次，一次是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他不擔任國家主席，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還是要設國家主席，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之後，毛主席有一個批示，認為“此議不妥”。汪東興傳達的時間是在林彪堅持提出設國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點，毛主席宣布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講話。

林彪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副統帥，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當時認為林彪是代表中央講話的，沒有感覺出林彪的講話有什麽特別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們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反複聽了兩遍。

8月24日下午，華北組開第一次小組會，討論林彪講話。這個會我沒有參加。好像是林彪辦公室通知讓幾個省、市分別整理出一份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為催得很急，要求限時送到，我對情況又不了解，市委秘書長黃作珍提出由幾個人湊一湊，整理出一個材料來。於是，我和黃作珍，還有我們帶到廬山去工作的市委辦公廳主任陳一夫，一起湊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華北組討論會，陳伯達迫不及待首先發言，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經過很多鬥爭的。他講了一通“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並閃爍其詞地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並且說有人聽說毛主席不做國家主席了，就高興得手舞足蹈了。這個講話很有煽動性。

汪東興跟著講了話，主要的意思是設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他也講了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

當時，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惑，汪東興一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講話。

散會後，吳忠告訴我發言的情況，他說陳伯達、汪東興講了話，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我急忙問，是誰反對毛主席。

吳忠說，他們沒有點名，不知道是誰。

這時，大家已經議論紛紛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會場碰到了汪東興，我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是什麽人。

汪東興說：“有人、槍杆子、筆杆子。”

我問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這是指什麽人了。

晚上11點多鍾時，我和李雪峰、解學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在華北組的簡報組，他參加了整理簡報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簡報稿子拿來送審。簡報的內容就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內容。解學恭拿著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幾個字。我沒有參加會，發言的具體情況也不了解，我對李雪峰說，印發簡報你們簽字就行了，我就不簽字了。

李雪峰說，簡報是本著有文必錄的原則整理的，簽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簽個字吧。

這樣，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簡報稿子上簽了個“吳”字。

我們簽完字後，簡報就送中央辦公廳了，很快印好就發了。這個簡報就是華北組的第2號簡報，全會的第6號簡報。

8月25日上午，華北組繼續開會。經過一夜的沸沸揚揚，人們的發言都集中到了所謂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部隊同誌的發言更激動更氣憤。連陳毅同誌也說，不論在什麽地方，就是有人在牆音晃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

當時，北京組的聶元梓又顯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極其活躍，到處串聯，她找了河北的同誌、找了軍隊後勤部門的同誌，一直串聯到了吳忠。她對吳忠說有人反對毛主席，要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吳忠問她是誰反對毛主席，聶元梓也不說具體人。吳忠對聶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說他不清楚情況，也不清楚是什麽人反對毛主席，表示不願意與聶元梓談這樣的問題。吳忠隨即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說聶元梓在串聯。

這時，一些工人中選出來的中委和候補中委也找我說，別人都表態了，他們也要發言表態。

我對這些同誌說：這個態你們怎麽表呢？假如間題涉及中央的負責人，按照黨的原則，應該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廬山啊。

這時，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分別在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發了言，到處點火，氣氛相當緊張。我還發現王洪文和上海組的人在到處探聽消息。

8月25日，我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是我和陳一夫同誌商量後由他起草的。信的內容是反映聶元梓在到處串聯，揪所謂反對毛主席的人，會議有些不正常。我把這些情況報告周總理後，還請示周總理以後的會議怎樣開下去。

8月25日下午，華北組繼續開會。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處開會去了，華北組的會議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勞動模範出身的候補中委先後發言，對新憲法不設國家主席間題提出質疑，認為憲法起草小組和委員會有問題，點了康生的名字。他們的發言，口徑完全一致。

他們講完後不久，李雪峰就回來了。李雪峰告訴我，會議立刻停止。我問他為什麽要停止，李雪峰說這是中央的決定，詳情以後再談。李雪峰當場宣布會議停止。

在散會回來的路上，我又問李雪峰出了什麽事情，會議為什麽停止了。

李雪峰說毛主席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批評了天才問題、設國家主席問題，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會分組會議立即停止的。

我對李雪峰說：毛主席早就講過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他打過招呼。你們河北為什麽還有四位同誌發言反對憲法不設國家主席？他們點名批判憲法起草委員會，是怎麽回事？李雪峰說：這是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什麽意見，可以自由發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電影，周總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談話。

周總理說：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傳閱了。

周總理指示我回去以後，組織代表中的工人同誌開個會，批評聶元梓，解決她串聯的問題。

我向周總理匯報了河北省兒位同誌發言批評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情況。

周總理說：可能是關於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的問題，在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發表的社論上，毛主席刪去了這個內容。我已經要北京查一下檔案。對這個問題，

你為什麽不在會場上對他們進行反駁？

我說：我不了解情況，不好發言。

周總理說：不是很好講的嗎？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們反對憲法起草委員會，不是反對毛主席嗎？你為什麽不講？

周總理批評了我。

我向周總理提出小組會如何開下去的問題，周總理說，照原計劃繼續開。

我從周總理處回來，就開了批評聶元梓的會。會上批評了聶元梓的非組織活動。我們把批評聶元梓會議的情況，手寫了一份情況簡報，報送給周總理。周總理批示政治局傳閱了。我記得林彪還在簡報上劃了圈。後來出現了林彪問題，我才意識到我們寫的這個簡報有多大風險。

這時聽到他們說反對毛主席的是張春橋，也是對著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組會後，政治局作了一個決定，要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還決定收回6號簡報。

開檢討會時，周總理、康生主持，各大組組長參加了。我不是組長，但周總理通知讓我聽他們檢討。陳伯達是第一個檢討的，吳法憲、李作鵬等也檢討了。陳伯達等人的檢討很不像樣子。

汪東興找李雪峰和我談過一次，他說是毛主席讓他找華北組的幾個組長談一談的，他犯了錯誤，毛主席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個意見還是他傳達的，但在這次會上，他又提出了與毛主席相反的意見。汪東興還在華北組檢討過一次。汪東興講話的內容與陳伯達講話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聽了陳的講話說有人反對毛主席，一時憤激的發言，是被人利用了。後來調查，也沒有發現他參與林彪集團的活動。毛主席對汪東興一直是保護的。汪東興回北京後在機關檢討了幾次後就不再檢討了。8月31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批判了陳伯達。這以後，憲法問題不討論了，計劃間題也不討論了，大家都轉到學習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

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毛主席講了話，講話著重強調了對幹部進行路線教育、學習馬列、團結等問題。周總理和康生也講了話。周總理是部署批陳整風的工作，康生是從理論上分析“天才”論等問題。中央宣布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批準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準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

9月，毛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紀登奎、陳先瑞、吳忠到豐台車站去，等候毛主席與我們談話。

我們到豐台時，毛主席的專列已經到達，毛主席在火車上與我們談了話，汪東興也參加了。整個談話內容，總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點意見》上的內容。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點：一點是說共產黨要搞唯物論，不能搞唯心論；另一點是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

毛主席這麽說，使我意識到了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事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談話進行了兩個小時。我記得談話結束時，陳先瑞還高喊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毛主席繼續坐火車回北京。我們是坐汽車回來的。

從廬山回來後很久，周總理把我找去，他把我寫給他的信和那份批評聶元梓的簡報交給我，他要我把它處理掉。我一回來就把這兩個材料處理掉了。這時，我更意識到了這裏邊的間題，周總理想得周到。

1970年12月，召開了華北會議。召開華北會議，表明問題越趨嚴重了。華北會議好像是由黃永勝、李作鵬、紀登奎主持的。會前，周總理找我們幾個人談話，他先談了毛主席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然後要我、李雪峰、解學恭、鄭維山檢討，揭批陳伯達。

我們幾個人在會議上檢討了，華北組在廬山時有兩個問題，一個是6號簡報，一個是跟著陳伯達起哄。吳忠等人也在華北會議上檢討了在廬山上的錯誤表態等問題。華北會議開得好緊張！江青在會上點了李雪峰的名字，還說他把河北省會由保定搬到石家莊是個陰謀。

李雪峰調任河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時，陳伯達與他一起去了河北。陳伯達在唐山發表了誣陷中共冀東黨組織的講話，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製造了一起大冤案。

陳伯達問題株連到李雪峰、鄭維山。李雪峰緊張極了，派他的秘書回石家莊去燒有關的文件、檔案。李雪峰派秘書回去的情況，不知怎麽被人知道了，他的秘書還沒把文件、檔案銷毀，就被緊跟而來的人將這些材料全部沒收並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鬧大了。周總理讓我們去幫助李雪峰，我到京西賓館去看了他，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後一次見李雪峰。

華北會議上說李雪峰與陳伯達有關係。根據當時情況，我認為李雪峰與陳伯達沒有特殊關係，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狀態我知道一些，他與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有些問題上有對立情緒。

李雪峰後來被撤銷了職務，關到安徽的農場去了，後來又被開除了黨籍，整得很慘。鄭維山也被免職了。

粉碎“四人幫”後，我在一個招待所見過李雪峰。後來，他的黨籍也恢複了，先任政協委員，後又到中央顧問委員會任委員。

在華北會議前期，我主要是檢討了我被陳伯達的講話所迷惑和在6號簡報上簽字等間題。因為我沒有參加8月24日的小組會，我也沒有在8月25日的小組會上表態，所以也檢討不到更多的問題。後來從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發現了李雪峰寫的一本廬山會議日誌，他在日誌上記敘了8月25日他與我在河北的幾位同誌發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見。紀登奎告訴我發現李雪峰的日誌後，中央認為我和陳伯達、李雪峰這些人沒有關係，也沒有參加8月24日的小組會。這樣，周總理找我談話了，周總理批評我沒有參加會議為什麽要在簡報上簽字，他要我在大會上做一個發言，揭批陳伯達，要我不必再作檢討。我對周總理說我不很清楚陳伯達的問題，隻能根據中共中央準備發出的《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批判陳伯達，然後也還檢討一下我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