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小剛走後，我的生活和工作旋即發生變化。生活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原來被判無期徒期，結果服了三年就完事，有如重獲新生，當然感到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工作變化卻出乎意料——我把小剛埋掉的第二天，張隊長就把我叫到隊部，說團政治處要調我去搞大聯合，調令前天已到，因我要辦喪事，沒有馬上通知我。我心中納罕，農場改兵團以後，我不曾和政治處打過交道，裏麵的人也都不認識，怎麽就找到我頭上來了？
其實1968年“四七事件”之後，我就絕少去總場部。那一回我差點讓紅聯的人抓走，膽子都嚇掉一半，自不敢再湊政治熱鬧。盡管事後現役軍人很快進場，控製住了局勢，但接下來搞的“清理階級隊伍”（“清隊”），同樣令我膽戰心驚。這是毛澤東按照運動計劃，發起的一場大規模政治清洗。他號召大聯合，不是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將派性鬥爭轉化為階級鬥爭。在他看來，在打倒走資派的過程中，大量階級異已分子趁亂進入了革命陣營，如不加以清理，勢必對新政權造成嚴重威脅。
所謂新政權，就是通過“三結合”建立起來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清隊”從1968年5月底開始，那時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經建立革命委員會，所以其作用和解放初的“鎮反”相當，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新政權。與文革之前的政權體係相比，革命委員會帶有極強的軍人主政色彩。全國29個省份的革委會，有21個由解放軍將領擔任一把手。此前在支左過程中，各地軍隊基本上都是擁一派、打一派。建立新政權以後，自然要進一步鎮壓對立派。所以“清隊”的打擊麵很寬，除了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再過一遍堂外，重點打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而後麵這部分人的帽子就由當權者隨便戴了。
我出身不好，運動以來又有兩次深度卷入，自然會覺得緊張。但隨後的“清隊”並沒有殃及到我，現在上邊居然還要調我去搞大聯合，真有些匪夷所思。如今回過頭再看，這恐怕得歸功於我場兩大派長期對立，未能建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盡管合江軍分區支左時向著紅聯，但最後進場的卻是其他部隊，和兩派都沒有恩怨，比較中立。這些人來了以後，忙於建立“兵籌組”，接管權力。因為勢單力薄，又不能依托既有組織，他們沒辦法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清隊”運動中。事實上，一直到了1968年底，73團的團長和政委才到位。緊接著中蘇邊境緊張，珍寶島戰役開打，一切服務於戰備需要，也很難再把“清隊”運動深入搞下去。
作為比較，鄰近的866農場兩大派在縣武裝部的幹預下，早於1967年10月就達成聯合協議，隨後建立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獲得上級承認。由於及早結束了“無政府狀態”，1968年現役軍人進場後，兵籌組馬上成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轟轟烈烈地搞起“清隊”來，兩個月揪鬥了l29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41人，致殘9人。要不是地區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小組7月緊急下令撤銷各級“群專指揮部”，致死致殘者還會進一步增加。】
“群眾專政”的概念正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實質上是在公檢法之外，賦予“群眾”私設公堂、動用私刑的權力，因而致死致殘率很高。比“清理階級隊伍”稍早些的“內人黨事件”，也是這種搞法。有些省份的“清隊”，幹脆直接向“內人黨事件”取經，非常酷虐。不過再往前推，土改時鬥地主就已經大量采用“群眾專政”的方式。“農會”與“群專指揮部”的性質是一樣的，它們雖為群眾組織，但背後都有軍隊撐腰，故而可以擺脫條條框框的限製，迅速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
對於群眾運動中的暴力行為，毛澤東是相當認可的。早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就很不在意農民的一些“過火舉動”——“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這些不同時期的“群眾專政”，共同點在於剝奪被專政對象的申辯權利，能收立竿見影之功效，因此為毛澤東所鍾愛。
【我場的“清隊”由於錯過了黃金時間，未及成立“群專指揮部”，所以沒有人員傷亡，到1968年底隻揪出428個階級敵人。來年3月正式成立兵團以後，馬上又“解放”了其中224人，“定性結案”161人。真正實行關押看管的隻有40多人，但幾名場級領導都包含在內。很顯然，新政權對這些人還不放心，不想太早放虎歸山。另外，珍寶島戰役結束後的半年裏，兵團的工作重點一直是備戰，營（分場）連（生產隊）層麵尚未完成大聯合，這時候就把包括當權派在內的牛鬼蛇神都放出來，恐生事端。
等到進入1969年10月，現役軍人已經把屁股坐穩，中蘇關係也有所緩和，全場大聯合便成為當務之急了。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抽調上去的。為了盡快結束基層單位的派性鬥爭，當時團政治處正在向各營連派出工作組搞支左。我作為逍遙派，長期以來置身局外，這回反倒吃香啦，被他們看中，參加四營工作組，並且成了骨幹。在營幹部大會上，由我宣講黨的政策精神；在組織對立派頭目談判時，我也充當重要角色。現役軍人理論水平普遍不高，資曆也淺，尤其不熟悉73團的基層情況。他們既挑不起大梁來，隻好讓我這樣的“廖化”當先鋒。我在計劃科呆的三年中，全場各個生產隊都跑遍了，所以溝通起來比較方便，對方的戒心也比較小。
四分場主要為紅聯地盤，張傑忠等捍總骨幹被抓後就關在六隊。不過該場另有兩個隊傾向於捍總觀點，因此派性鬥爭未決勝負。然而工作組在四營的支左隻搞了三個月，就取得成效，實現了大聯合。這可以說是時勢使然。農場被接管以後，現役軍人掌握了大權。兩派鬧了半天，都沒撈到什麽，打派仗的積極性自然就下降了。我在四營為促進大聯合對兩派頭頭進行斡旋時，並沒有費多少口舌，主要給少數派一些麵子，讓他們能夠下台階。多數派的頭目是位知青，頗有來頭，乃延安時期左傾路線一位代表人物的兒子。他能說會道，有謀略，堪稱小政客，懂得怎麽配合，而不像張傑忠那樣需要往鼻孔裏灌牛奶才能轉向。
在北大荒，這類紅色貴族的後裔很不少。解放後他們一直在父母的庇護下過著順心日子，隻是在文革動亂中，才降至平民百姓的地位。到了運動後期，上山下鄉的“緊箍咒”開始鬆動，他們是最先脫離苦海的。我的朋友顧學琪是人事幹部，他一度專門接待那些從京城過來的權貴們把子女撈走。有位大使夫人就在團招待所裏住下，盯著機關給她的兒子辦離場手續，聲言不把兒子帶走絕不離開，絲毫不考慮影響，簡直有點無賴作風。這些人成天把馬列主義掛在嘴上，但都是用來要求別人的。一旦涉及私利，他們比他們認為“覺悟不高”的平民百姓更加自私自利。任何公理和道德信條在既得利益麵前都會相形見絀，所以我早就不相信“老三篇”的鼓吹者所做的那些脫離現實的虛幻宣傳了。】
2024-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