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這期間紅聯的革命事業倒是風生水起。伍滌非在操辦我的婚禮時，已經讓我覺得能耐挺大，其實還是小瞧了他。此人胸中頗有韜略。作為紅聯的負責人，伍滌非並不急於組閣，而是抓緊建立統一戰線，“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總場機關與分場之間，原本就存在著黨、團、工、青、婦等多道領導關係。如今大家都造反了，紅聯不能堂而皇之地以“領導”自居，但可以利用舊時的工作關係，進行串聯。它在各分場都建立了“紅聯站”，向基層單位宣揚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才是中央支持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左派，而捍總則是一幫趁機跳出來搗亂、破壞生產的右派。作為“對等外交”，各分場均在紅聯掌管的招待所裏獲贈一間客房，用於設立“駐總場聯絡站”——事後證明，這是很有用的一個工具。
伍滌非的另一手，則是對武裝部長嚴進學大加籠絡，奉為上賓。武裝部雖是政治部的下屬單位，但與“當地駐軍”有直接聯係，起著軍分區聯絡站的作用，因此地位特殊。總場奪權時，武裝部按照軍隊的做法保持中立，未加入任何一派。但後來張傑忠上門奪印，並且規定武裝部“短槍交公安局，長槍可留用”。此乃“籌委會”在討論槍支管理時、紅聯一方的意見，張傑忠卻搶先拿來用了。這一下惹翻了嚴進學——“黨指揮槍，一個糧庫保管員他也配！”致使武裝部倒向紅聯。但伍滌非並不期望武裝部加入紅聯，那樣的話武裝部就變成“革命群眾組織”，而不能代表“當地駐軍”了——“三結合”缺一不可。
到了2月17日，臨管會接省電報，要我場派兩名代表出席“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並指定武裝部出一人。臨管會將此事通知了嚴進學。嚴接過電文，第二天竟私自帶已被奪權的副書記湯平偷偷溜走參會。待臨管會自己挑選的代表到達哈爾濱報到時，嚴進學叫會務組將其拒之門外，說：“臨管會是非法組織，我們不承認。”
張傑忠意識到了嚴進學的威脅：此人既不能為我所用，索性廢了他，免得日後成為大患。於是等嚴進學回來後，鼓動二分場二隊的革命群眾來到總場，公布嚴任該隊指導員時所犯罪行，把他在中央路遊了個上下，再揪回本隊批鬥。
此事發生以後，伍滌非通過二分場聯絡站進行疏通，並借助該場另一派造反群眾，終於把嚴進學解救了回來。其實紅聯從一開始就進行幹預，二隊是不能把人帶走的，但那樣恐怕會釀出武鬥來。嚴進學受了這一場折磨，從此對伍滌非死心塌地，甘效犬馬之勞。所以說，救人也要挑時候，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此準備了半個月，紅聯覺得時機成熟了，決定給捍總以“雷霆一擊”。他們拉攏各分場聯絡員，用電話報數、簽字畫押的辦法，24小時拚湊起一個號稱有548個戰鬥團隊參加、囊括了全場三萬職工和家屬的“紅色造反者聯合兵團”，宣布臨管會為非法，實行“反奪權”。但這個兵團過於龐大，成立不久就發生嘩變。不少造反組織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分場聯絡員代表了，因而紛紛退出，紅聯的第一次革命暴動未能成功。
“24小時大兵團”雖然曇花一現，卻大大加劇了各分場內部的派性鬥爭。捍總也被紅聯的“雷霆一擊”驚著了，趕緊派出人員搞串聯。於是圍繞著總場兩大派，基層造反組織選邊站隊，互相攻訐，火藥味變得越來越濃。
總場展開的奪權鬥爭波及到生產隊時，我由於下放，又趕上了。一隊的兩派群眾為了顯示革命徹底性，輪流批鬥當權派。本來我隻是看客，沒覺得有自己什麽事——我被總場掃地出門，在這裏做一名普通農工，平時寡言少語，別說大字報，連大字都沒過寫一個，與很多人根本不認識，何處惹塵埃？
豈料少數派召開批鬥會的前一晚，文燕從李來順（其時已加入多數派）的老婆那裏得到情報：對方準備揪鬥我。文燕說這是真正的“揪鬥”——少數派都是些平時吊兒郎當、不好好幹活的主，鬥起人來喜歡揪頭發，所以要預作準備。我想起自己曾隨工作組到一隊推行工資改革，並在動員大會上講過話，也不由得緊張起來：那些家夥們很可能在“兩結合”當中吃了虧，現在要借機報複。聽說前一陣洪秘書就為此被五分場的少數派揪鬥，把腦袋都打破了。要是這裏的少數派也如法炮製，剪頭又有什麽用？得到哪裏找個鋼盔才是。
胡思亂想的當兒，文燕已經讓我坐在椅子上，拿門簾係在我的脖子上，然後用剪布料的大剪刀給我剪了一個質量很差的小平頭，途中數度讓我膽心自己的耳朵不保。修理了幾回，雖仍參差不齊，但用手已經揪不住頭發，文燕這才滿意收工。
次日開批鬥大會，馮立發第一個被押上台，底下喊口號，可勁頭不足。這位隊長是實幹家，在職工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作風正派，老成持重，關心群眾疾苦，領導生產在行。總之，要從他身上挑出毛病是很難的。可按現在的革命邏輯，凡當權派非打倒不可，於是造反派給他定了一條罪狀：“光顧埋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
當大小領導在台上站成一排後，主持人終於喊了我的名字，說我在總場受了批判才下來，沒有改變剝削階級立場。我乖乖地低頭站在最邊上，並沒有想象得那麽害怕，因為嗅不出太濃的火藥味來。但台下有我的妻子，她的窘狀讓我見了心裏不是滋味。接著又有幾位出身不好的農工被叫上台。看來我們之所以能夠享受到“當權派”的待遇，都是因為沾了“五類分子”的邊。但過了一會兒，幾個頭目商議一下，又讓我回到台下坐了。
幾天以後，這派的小頭目潘五洲（原為拖拉機手），陪一位分場來的中學女紅衛兵到我家，言稱要查查有無“四舊”之物。我和妻坐在炕上，旁邊躺著小剛。麵對兩個麵目並不猙獰的“紅魔”，我們馴服地打開箱子，請他們檢查。那位女學生看得很仔細，拿起一個紙筒，裏麵裝的是驅汙氣的龍涎香。這本是普通之物，可生長在窮鄉僻壤的小丫頭卻顯得大驚小怪，先用鼻子嗅了嗅，對男的說：“你聞聞，一股資產階級的臭味！”男的點點頭，補充道：“紙筒上印的龍也是四舊！”
接下來他們要檢查我的藏書，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我的書多，在總場部也數得上，何況在生產隊？之前我已經得到風聲，說造反派要到出身不好的人家裏“破四舊”，於是我和文燕連夜把有嫌疑的東西清理一遍，統統塞進爐子裏焚燒掉了。主要是信件、日記、書籍，燒了很長時間，現在想起來都心痛不已。文燕在文工隊穿著古裝戲服拍的幾張藝術照，也讓我給攛掇著燒了，令她一直耿耿於懷。
但我的書實在太多，一次清理不完，留下的仍然不少。按造反派的邏輯，凡是文革前出版的書，基本上都是“封資修”毒草。他倆粗略查了一遍，告訴我說：“這些書很多都有問題，回頭我們來幾個人，把你的書搬到隊部去，慢慢清理。”姓潘的隨便抽出一本來，正好是《戰爭與和平》，他挺在行似的讓女學生往上麵題了三個字：有問題。我估計他倆都不知道托爾斯泰是誰，隻不過看到標題中有“和平”二字，就斷定此書是毒草。
記得我在燒書時，鄰居康拜因手小彭來串門。小彭乃中農出身，加入了造反組織，但他和文燕是四川老鄉，因此不會出賣我們。他央求我送些書給嬰兒擦屁股，我隨手抄起一套三冊的《蘇聯電影劇本選》遞給他。又一想這樣欠妥：萬一他還沒來得及使用，讓串門的人瞧見了，會認為我在轉移罪證——扉頁上可都寫有我的名字啊！於是趕緊要回，將每一冊撕成散頁，弄亂後才叫他拿走。這套書我十分喜愛，寫作時經常翻閱參考，現在卻親手毀掉，毫不可惜，充分說明一個人在生存環境變得險惡時，為了苟活下去，是可以放棄任何心愛之物的。】
202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