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第二天”其實也就是“當天”，因為達成一致都到淩晨6點了。代表們回去睡了三四個鍾頭，重新回到會場時，已是旌旗招展，鑼鼓喧天。麵對台下近千名群眾，兩派負責人用著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的莊嚴聲調，共同宣布：“八六七農場——革命造反臨時接管委員會——誕生了！”
根據社論教導，兩派牢記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迅速開展鞏固新政權的鬥爭。按照既定分工，紅聯到各分場串聯，讓基層戰鬥組織接受臨管會的領導；捍總則到總場機關宣布奪權決定。
捍總的負責人名叫張傑忠，原為糧食總庫的管理員，長得五大三粗，頗有些江湖豪傑的脾性。他率領十幾名手執紅纓槍、草叉和鋤頭的隊員，闖入辦公樓，逐一向各部門宣讀“臨管會一號令”，完後就開始收繳公章。然而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各部門像串通好了似的，都說不認識他們，不能隨便交出“印把子”。張傑忠也是過於貪功，未曾叫上紅聯的人一塊奪印，現在連個敲邊鼓的都沒有。威逼不成，最後他隻能給自己找台階，命各部門保管好公章，單等“臨管會二號令”一到，就乖乖交出。
離開辦公樓，張傑忠一肚子鳥氣沒處撒，便把八名場級領導從家裏揪出來，戴上高帽子在青衛山遊街。這一下卻捅了馬蜂窩。晚上臨管會開會，王新左先跳了出來，指責捍總遊街是搞武鬥，與中央精神不符。這讓張傑忠意想不到。捍總一直把中學當成同盟軍，其實有些一廂情願。中學奪權十分激烈，“赤衛隊指揮部”裏的人，無論湯平還是公檢法的幾位，皆為“外來戶”，因此本場紅衛兵並無顧忌，在外地紅衛兵的攛掇之下，就敢動手。總場兩派則不同，均有子弟在中學。它們成立以後，都曾拉中學入夥，但中學以867農場的“革命先行者”自居，不願放棄獨立性，雖在臨管會獲贈一票，仍然自行其是。
眼下捍總不打招呼就“奪印”、“遊街”，自是犯了眾怒。中學的一票投給了紅聯，臨管會表決，要捍總就白天的所作所為向革命群眾道歉。張傑忠沒轍，隻得服從，但請求把道歉範圍縮得小一些。第二天，各科室派出代表，到禮堂聽取捍總道歉。張傑忠能伸不能屈，檢查念到一半就開始脫稿，為自己的“革命行動”辯護，搞得台下這些人愈發不滿。
武裝部尤其義憤填膺。丁參謀大叫：“張傑忠到武裝部奪印就是奪軍權！就是反林彪！就是反革命！”田參謀接著喊：“張傑忠是現行反革命，必須交給有關部門處理！”頓時會場大亂。紅聯那邊有人趁機高呼：“揪出反革命！打倒反革命！”
關鍵時刻，紅聯負責人伍滌非起身宣布：“這不是革命組織奪權，我退出臨管會！”緊接著，紅聯其他代表也都宣布退出，中學代表則尾隨其後。片刻間，偌大的會場走得隻剩下捍總一瓢人。
張傑忠終於明白過味來，咬牙切齒地說：“這是有預謀的反奪權行動，是赫魯曉夫式的政變！他媽的，裏應外合，搞突然襲擊，想把革命造反派消滅掉？——沒門！毛主席說：‘死了張屠夫，就吃帶毛豬？什麽人死了也不怕！’我們就算戰鬥到最後一個，也要把臨管會的紅旗扛下去！”
紅聯離場以後，馬上在辦公樓刷出一篇大字報《捍總必須向全場無產階級造反派請罪》，指責捍總妄圖攫取農場黨政財大權，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派就此公開決裂。捍總隨即遍發傳單，向全場緊急呼籲：“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反奪權進攻！”同時重新組閣，把湯平和新任副場長司徒康都作為“革命幹部”吸收進臨管會。】
關於新生革命政權的建立，中央當時有一個“三結合”的指導政策：“在奪權鬥爭的過程中，要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的領導幹部，經過醞釀和協商，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負責領導奪權鬥爭。”毛澤東雖然一心要把天下搞亂，但這個亂也要符合他的法度。他不容許任何一派獲得絕對的權力，那樣會威脅到他至高無上的地位。黑龍江的“革命委員會”能夠先於上海獲得毛澤東的認可，正是因為打造出“三結合”模式，把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結合了進來。
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毛澤東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自我否定”，放棄了“巴黎公社”的全麵選舉原則。全麵選舉屬於普選製，一人一票，誰票多誰當選。這種方式民主倒是民主，但容易出“幺蛾子”，選出不受黨控製的“群眾領袖”來。本來張春橋已經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命上海造反派把“一月革命”中產生的新政權稱為“公社”，並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聲明：領導最終要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三結合”隻是過渡性質的權力機構。不想卻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到了2月底不得不按照黑龍江的模式，將“公社”改稱“革命委員會”，並用“三結合”取代了“巴黎公社原則。”
【新政權光有造反派是不行的，還必須有軍人和革命幹部。捍總先前得罪了武裝部，要獲得軍方支持暫時有困難，隻能先結合革命幹部。其實革命不革命，全憑一張嘴。《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是紅旗雜誌的一篇權威社論，裏麵有寫：“必須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他們現在已經在群眾麵前亮相，在群眾麵前公開表明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共同戰鬥。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要相信他們。”換言之，隻要這些幹部公開聲明，站在造反派一邊、並獲得接受，他們即為革命幹部。在當年，這個程序就叫“亮相”。
但在當權派裏尋找“革命幹部”並不容易，尤其捍總剛把八名場級領導都遊了街。以上兩人願意入夥，主要因為任職時間不長，自覺“罪行”不重，同時急於脫身。即便如此，捍總也做了大量工作，保證以誠相待，既往不咎。誰知“亮相”了不到半個月，他們便相繼離開——這後麵都有紅聯的人做手腳。
先說湯平。“沈陽團”來場以後，分散在幾個分場。官辦文革期間，這些人被召入赤衛隊，成為石濤的禦林軍。赤衛隊解散以後，他們灰溜溜地回到原來的生產隊，著實恓惶了一陣，害怕與當權派一起遭到清算。等總場一奪權，這500多人趁勢重新集結，成立了“66316風雷戰鬥大隊”（數字是他們來場的日期）。武裝部向來與他們要好，特地把自己的訓練場騰出，供他們誓師起義。等旗號一打出來，“風雷”馬上就臨管會奪了副黨委書記湯平的權，“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紅聯寫大字報表示支持。湯平見有了依靠，當即宣布退出臨管會，回歸舊部。
至於司徒康，原為四分場場長，半年前才獲提拔。這會兒四分場的革命群眾在紅聯的鼓動下，要把他揪回去批鬥，稱他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不斷過來刷他的大字報，搞得捍總不堪其擾。話說回來，捍總也不想為這麽一個人而與四分場的造反派完全對立，所以隻能勸其自行退出。臨管會忙活一場，最後隻結合進來兩名科長。】
202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