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農場的“小五界”搞了半個月,終於開花結果。6月21日,中學教師閃紅旗貼出了第一張針對本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各單位派出上千人參觀學習,一時間孵化大樓成了867農場的寶塔山。這位倒黴的“走資派”不是別人,正是校長兼支部書記蘇啟尚。
經過“反右”的洗禮,普通群眾沒誰敢帶頭寫大字報攻擊黨委。就算有北大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前作示範,人們還是害怕共產黨搞“引蛇出洞”。閃紅旗是1963年來場的首批北京青年,他們與未來的“老三屆”知青大部隊不同,裏麵有相當一部分高幹子弟,甚至父母就在中南海。這些人自願到北大荒來,不是為了紮根邊疆幹一輩子,而是為了快速獲得政治資本,回去即可“天降大任”。“文革”一來,他們沒法打如意算盤了,但仍擁有常人所不具備的優勢——熟悉首都政情,先知先覺,因此往往比“中心小組”先一步看到運動方向。
高幹子弟大都心機很深,自知農場並非久待之地,輕易不顯山露水,不過他們身邊總會附著一些平民子弟,有的頗有“青雲之誌”,敢於在運動中當弄潮兒,閃紅旗即其一也。他的這張大字報讓石書記驚懼不已,生怕引起連鎖反應,衝擊到總場部,於是馬上派出工作組,進駐農場中學控製局麵,同時借口“內外有別”,不準校外人員再來參觀。工作組陣容強大,由公安局、法庭、武裝部、監委和機關黨委的幹部組成,組長則是剛剛就任農場副書記的湯平。
本年3月,就在我去京寫稿的當兒,沈陽軍區某團500多名轉業軍人來場,領隊即為政委湯平。這批人肩負著特殊使命:當時中蘇邊境形勢緊張,他們過來組建“兵團值班分隊”,相當於二線部隊。平時的生產勞動隻是做做樣子,他們主要在底下組織軍事訓練,所以是能夠拿槍的一批人,有別於以前的退伍老兵。石書記迷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對湯平大加籠絡,讓他扮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
其實湯平新來乍到,在農場並無根基,也不了解各方關係。石書記盡管委以重任,仍不敢完全放手,於是在背後使出縱橫手段,一方麵把蘇啟尚免職,調離中學,一方麵對閃紅旗實施招安,提拔為教導主任。與此同時,讓工作組把全校140多名教職人員圈起來,先搞“背靠背”揭發,然後對“重點人”進行“麵對麵”的鬥爭,目的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以免再出第二個閃紅旗,把矛頭指向當權派。
“文革”初期的主戰場在學校,這一點無論對北京還是對867農場都一樣。並且867農場的出牌路數與北京也是一樣的,皆由上級派出工作組進駐學校、取代黨委,然後關起門來搞“官辦”文化大革命。工作組是劉少奇的看家法寶,王光美當年搞四清時整出來的“桃園經驗”,也被工作組搬進了校園。其時北大黨委因為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大字報”已經垮台,學校由工作組掌握大權,確定“重點人”,然後組織批鬥,各地紛紛效仿。“重點人”都是一些無權無勢的老師和群眾,由於發表過錯誤言論或有曆史問題而被揪出來。這與“反右”大同小異,屬於炒冷飯。
“重點人”裏麵自不會有“五·一六通知”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遑論級別更高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並不是完全不明白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用意,而實在是“屁股決定腦袋”——當權者怎麽可能把自己揪出來?所以隻能拋出一大堆牛鬼蛇神,借以轉移鬥爭大方向。後來官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把劉少奇打扮成懵懂無知而被毛澤東下了套的可憐角色,其實經不起推敲。就連先前《海瑞罷官》與中共高層之間的牽連,也屬於“莫須有”,而非“完全無”。政治利益的驅動,經常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劉少奇搞“文革”,隻能用“反右”的套路來搞,而絕不可能“踢開黨委鬧革命”,那不是搞到自己頭上來了嗎?
做官的邏輯,上下皆然。石濤不需要劉少奇麵授機宜,也會如法炮製。何況劉少奇這期間確實下過多項指示,所以墾區搞文革或許比北京慢半拍,但方向和做法卻不會有什麽大分別。事實上,連“內外有別”都不是石濤的發明,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為了工作組進駐學校而製定的“中央八條指示”裏麵的第一條,目的就是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從校園蔓延到社會上去。
然而運動一旦開始,總是愈演愈烈,朝著失控的方向發展。“重點人”鬥得群情激昂,讓葉林楓這樣的“問題人物”再也隱藏不了。他們失去人身自由,下了班也不能回家,而隻能在學校辦公室裏過夜;白天則要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葉林楓有一次遭到學生毆打,額頭上鼓起老大一個“金包”。眼看丈夫遭受虐待,葛芹異常憤怒。她雖是女流,可比老葉剛強,從不會忍氣吞聲。她串連了六名年輕教師(其中有兩名北京青年),寫了一張針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指責他們壓製革命群眾,要求“取消束縛我們革命手腳的一切框框”,開門搞運動。
“大樓裏發現反革命大字報!”湯平一得到報告,馬上組織手下對小葛等人進行圍攻,走廊、教室、宿舍都貼滿了針對他們的大字報。石書記也親臨大樓,召開工作組緊急會議,要求把星星之火撲滅在燎原之前。但這七人並不示弱,一周之內又連續寫出兩張大字報,而且把矛頭抬高,對準了總場黨委,說他們派出工作組鎮壓群眾造反,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
此時已進入8月,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並在天安門廣場高調接見紅衛兵,從劉少奇手中奪走了“文革”指揮棒,派駐工作組的做法遭到否定。但是農場天高皇帝遠,一時還要勉力支撐。為了維持自身合法性,工作組換了個駐校名目:對全體教師進行40天的“反修防修集訓”。集訓方式還是鬥批結合:“先橫掃,後豎掃,兩類矛盾一齊揭,人人過關。”盡管大門緊閉,工作組仍怕出現“內亂”,於是動用專政手段,大搞“紅色恐怖”,各人腰間都別把手槍,並讓紅衛兵舉著紅纓槍,在校園裏來回巡邏。
工作組搞到9月底,實在沒法再搞下去了,於是根據兩個多月來的運動成果,把所有教職人員劃分為四類:一二類是表現好和較好的幹部,三類是犯有錯誤的幹部,四類則是右派分子。這也是劉少奇搞四清的標準作業程序。葉林楓和小葛成了理所當然的右派夫妻,連同其餘40名三四類人員被下放到生產隊勞改。工作組隨後換了一副招牌——“赤衛隊指揮部”,繼續駐校,控製局勢。千名師生每天刷出上百張大字報,批判走資派和各路牛鬼蛇神,但沒有一張是衝著場黨委去的。石書記很清楚:青衛山上這個人口密度最大的單位穩定住了,他的統治才能穩定,為此他是不惜使用專政手段的。】
867農場搞的“紅色恐怖”,與北京血腥的“紅八月”相比,實在太文明了。據官方統計,在這一期間,“首善之區”有1772人被第一代紅衛兵(即所謂“老紅衛兵”)和大興縣貧下中農打死。此外還有很多人自殺身亡,其中最知名的當屬作家老舍。不過這裏需要小記一筆的,是曾經深刻影響過老煙命運的黃紹竑。
建國之初,黃紹竑“棄暗投明”,在共產黨治下任政務院委員、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職。1957年“鳴放”過程中,他說了一些不太中聽的話,諸如:“黨不應該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就司法方麵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勞動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
這些放在今天多半仍屬“厥詞”的言論,令他毫無懸念地被打成右派。盡管事後獲得摘帽,但文革一來,黃紹竑仍然難逃厄運。1966年8月31日,在家被抄光、人被毒打之後,他用一把剃刀切斷了自己的頸動脈,享年70歲。
2023-2-10
毛這一招高,實在是高。
有那麽多心思整人鬥人,為什麽不用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