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1966 年5 月5 日，毛澤東對到訪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說：“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1966 年6 月10 日，他見胡誌明的時候又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 “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
毛澤東有一個特點，在外國友人麵前會比較放鬆，說些心裏話——有時他是故意這樣做，借外事談內事。上麵的兩次談話，正是在“五一六通知”前後，道出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緊迫性。事實上，毛澤東活過了七十三，但沒過得了八十四，導致文革搞了十年，這是曆史玄秘的一麵。不過在跟胡誌明談話的時候，他已經不是“要準備”，而是“準備好了”。一個認真琢磨要見閻王爺的人，不可能等到最後一年才開始準備，所以他的整個圖謀至少要往前再推兩三年，而這正是1963年到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教運動”現在經常與“四清運動”混為一談，甚至被當成一回事，這不光是理解錯誤，而且會掩蓋毛、劉衝突的根源。在毛製定的“社教運動”第一個指導文件“前十條”中，“四清問題”隻是其中一條，主要解決農村中的貪汙腐化問題，“這種矛盾主要是幹群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解決，也不難解決。”可以看出，毛澤東把這種矛盾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不是什麽天大的事。但是劉少奇在推進“社教運動”的過程中，始終把“四清”當作主要矛盾，並且搞得相當激烈。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偷梁換柱的行為，是形“左”實右。
所謂“四清”，即“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在“大躍進”期間，農村基層核算秩序受到嚴重衝擊，管理混亂，“四不清”成為普遍現象。現在趁著經濟好轉，適時進行整頓（當然不能反“大躍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毛澤東剛開始對此挺支持，認為通過“四清”能夠教育幹部，達到“防修”的目的。但後來劉少奇大規模派出工作隊，架空社隊權力，卻讓他認為別有用心，是在奪權，要搞掉自己在農村中建立的基層組織。
其實“奪權”這個詞是劉少奇先用的，他說農村中不少組織已經變質，被原來的地主、富農和他們的代理人所控製，工作隊就是要把權力奪回來。但毛澤東認為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奪權之名拔掉自己的三麵紅旗。毛澤東對農村中的貪汙腐敗並不很在意，他自己說過：無非一兩百塊錢的事，有什麽大不了？超過一千塊錢的能有幾個？退賠不就完了嗎？真退不了也就拉倒了。他根本不認為農村基層幹部有什麽大問題，這些人都是他發動“大躍進”的忠實擁躉，他不能容忍劉少奇派出110萬人的工作隊取而代之。這不是奪他的權嗎？這不是資產階級複辟是什麽？
不過毛澤東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出新。他沒有用對付高崗、彭德懷的手段來對付劉少奇——他要這樣做輕而易舉，因為他在黨內、在軍隊中仍有絕對權威，他當麵訓斥劉少奇時，劉也服服帖帖，趕緊認錯。然而毛澤東卻選擇了發動“文化大革命”這種代價高昂的方式，因為他的目標不止劉少奇一個人，而是所有領域、所有部門、所有單位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人數目眾多，並且都是在革命陣營裏，隻有通過群眾起來造反才能打倒。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新新人類才能誕生出來，保證在他死後紅色江山萬年長，所以這是一場思想文化上的大革命。
在這場運動中，毛澤東利用了中國的年輕一代，因為隻有年輕人才有可能從精神上改變成為他所需要的人。他數次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像個教主似的親自給他們進行革命洗禮。之後更是讓兩千多萬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現在有種看法是毛澤東把天下搞亂後，從劉少奇手中奪回了權力，紅衛兵沒有用了，毛澤東便對他們棄如敝屣，把他們統統趕到鄉下去，正好可以解決城市裏的失業問題。這實際上把毛澤東矮化了、庸俗化了。毛澤東對“失業”這種純經濟問題不感興趣，更不會出於某種陰暗心理來收拾一代知識青年。這些人裏麵將會出現他未來的接班人，他必須先對他們進行肉體和精神的改造，“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而後方可降大任於斯人也。這與“反右”動機是不一樣的。右派不可能委以重任，但這些年輕人是“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中國的未來在他們手裏，毛澤東要讓他們變得足以信托。
人類再造的工程一旦完成，“一代新人”就有了紅色基因，哪怕他們的老子不搞社會主義，他們將來也能把江山替毛澤東奪回來——毛澤東本人確實說過類似的話。這種想法用世俗眼光來看相當瘋狂，甚至不可行，因為毛澤東是在與人類的本性作對——人怎麽可能徹底拋棄自利心，變得永遠大公無私？外部約束一旦鬆馳，人馬上就會“返樸歸真”，追求自己的小幸福。但毛澤東從來不是俗人，他年輕時便相信人類能夠在精神上發生根本改變，過一種嶄新的、世代都未曾經曆過的生活。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毛澤東完成了自己的哲學體係，確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並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以能為“紅色基因工程”提供製度上的保證。今天，這部分學說已經從官定“毛澤東思想”當中剔除出去了，但要讓毛澤東本人發表意見的話，這恐怕是他對馬列主義的最大貢獻。
毛澤東在這段時期的思想嬗變，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都摸不著頭腦。他已經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哲學家，用自己剛剛煉出來的火眼金睛審視周圍每一個人，發現其中不少都是“妖精”。妖精們卻蒙在鼓裏——照他的指示搞運動，怎麽就搞到自己頭上來了？哲學家按照自己的哲學理論行事，往往不合常規，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整個文化大革命充滿了怪誕與瘋狂，其實並不違反邏輯，背後都有一套毛澤東思想在作支持。
1963年5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時，有感而發，寫了1000多字的批語，後來成為很重要的一篇哲學文章——《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裏麵包含著“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的玄妙論述，可以說是對“大躍進”思想的提煉與肯定，而下麵這段話更可以說是對這場運動的辯護：
“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隻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這是一段非常危險的論述。毛澤東把“大躍進”的失敗歸結為“反動勢力”過強，而不是指導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什麽問題，所以他要用階級鬥爭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挫折。一個飛躍失敗了，並不意味著錯了，他要用下一個飛躍證明其正確——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這意味著他可以永遠折騰下去，不達目的不罷休。
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對當時的經濟困難做過一番與劉少奇截然不同的詮釋：“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麵的，不是一方麵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這通高見令毛澤東龍顏大悅，直誇“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再對照《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便不難看出毛澤東打心眼裏認為錯不在己，而在“反動勢力”，他在會上做的那點自我批評完全是應景之語，甚至可以說是引蛇出洞的故伎重演。劉少奇如果讀懂了這篇哲學文章，應能明白“請君入甕”的把戲在後麵等著他，自不會在文革初期賣力地為毛澤東打頭陣。但從文中隱含的殺機來看，劉少奇的政治命運在1963年已經注定，不管他此後如何韜光養晦，恐怕也是在劫難逃。
202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