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上,王實味是一個十分另類的人物。1942年“整風運動”期間,他寫了篇《野百合花》的雜文,批評延安的某些官僚主義現象,結果由毛澤東欽定為重點打擊對象,被批倒鬥臭、逮捕入獄。1947年在中央機關撤離延安途中,李克農和康生擔心王實味落入國民黨之手,決定將其秘密處決,當時他已經身患重病,神經也不太正常。1991年,王實味最終獲得平反,但黨籍不予恢複。這時距其被打倒已過去半個世紀。
王實味事件發人深省。不少人現在出於各種動機,把王實味刻意拔高,認為他是挑戰黨內思想專製的第一人,其骨頭之硬,遠遠硬過魯迅。我不同意這個觀點。與魯迅相比,王實味並不是一個自覺的鬥士,他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的政治弱智和性格缺陷造成的。他的《野百合花》寫得很拙,既談不上什麽章法,也沒有什麽文采,隻是記錄了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瑣事,並對此發了一通牢騷。這篇文章要是今天擱在“雜談酷評”,恐怕連200點都掙不到,更甭提置頂、加精、推薦了。說句市井俗語,王實味就是“傻冒”一個,一點打架技巧都沒有,哪有魯迅的閃轉騰挪功夫,最後倒楣也是自找的。
我佩服魯迅,並不在他的骨頭有多硬,而在他的鬥爭藝術。骨頭再硬硬得過鋼刀嗎?所謂“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隻是上刑場說的話——反正也躲不過去了,喊點豪言壯語倒也瀟灑走一回。在平常,這腦袋還是第一要緊的。魯迅就很善於保護自己。當年寫《記念劉和珍君》時,他還有點欠火候,結果讓段祺瑞政府給通緝得東躲西藏,最後才在上海灘落腳。經過磨難的魯迅,其鬥爭藝術迅速提高,再不會吃這眼前虧了。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選擇日本租界作藏身之地,先保護好一家老小的安全,再談其他。他寫文章時也非常小心,雖然抨擊時政,但從不指名道姓罵國民黨和日本政府。假如非要這樣罵,那也得換上個馬甲才行。如果魯迅授人以柄,他早就“壯烈”了。幹掉他這樣一介文人,還真不用大動幹戈,一兩個便衣足夠了。魯迅不願別人稱他“紹興師爺”,可正是紹興師爺的老辣,讓他得以在虎豹環伺的舊中國生存下來,並爭得了不同凡響的話語權,這是魯迅真正了不起(偉大?)的地方。當然,魯迅這樣做也是出於無奈。一個文人不能直抒胸臆、甚至還要說些違心之語,確實讓人感到悲哀,可這是舊中國的現實。
反觀王實味,則始終沒有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他於1926年在北大加入共產黨,後因黨組織介入其戀愛問題而憤然脫黨。其實在那個時候,黨組織介入個人生活是很正常的事。如果黨員配偶的政治身份有問題,黨組織會遭受不必要的危險和損失。1937年王實味重新加入共產黨,並奔赴延安。1942年遭受批鬥時,他又天真地提出退黨,希望藉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見,王實味的黨性是很不堅定的,從未準備用行動去捍衛自己在入黨時立下的誓言。這樣一個人在你死我活的對敵鬥爭中,會讓黨組織感到極不安全。後來政府在給他平反時並沒有恢複他的黨籍,也算是尊重他生前的願望。
應該說,王實味剛到延安時,還是被當作人才使用的。他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專門從事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他的生活待遇也不錯,有自己的勤務兵。可是他這樣一個人好象生性就是要找別扭,整風時不斷發表一些揭露延安“陰暗麵”的文章,自以為在配合運動,完全不考慮這些文章的政治後果。當時延安的生活非常困難,共產黨完全靠一種信念和精神在堅持鬥爭,這給包括斯諾在內的國內外記者以極深的印象。但是,現實社會不可能十全十美,延安也確實存在一些官僚主義問題,毛澤東早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否則他不會發動整風運動。王實味發現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向組織反映,他卻以雜文方式把問題公開化。這樣做對黨的形象造成嚴重損害,其破壞力甚至要大過國民黨幾個師的兵力,因為這是來自自己陣營的進攻。國統區腐敗黑暗,你就是寫點批評文章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大家已經見怪不怪。延安卻是“聖地”,在人民心目中已經潔淨得不能有一點汙漬。所以當王實味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他的頂頭上司陳伯達公開叫板時,毛澤東馬上對他的真實動機產生高度警惕,加上他與托派分子確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所以他很快被打成“叛徒”,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整風運動中的王實味,很象文革中的吳晗,都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選定的第一打擊目標。當時延安有不少知識分子對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追求一種不受限製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全不顧共產黨正處於殊死搏鬥之中。王實味平時暴躁倔強,人緣關係極差;文章寫得陰陽怪氣,很招人反感。他這個人百無一用,卻是個理想的靶子。打掉他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戰果;但為了取得最大的戰果,就必須對他狠狠打擊,殺一儆百。這是政治裏麵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深悟此道,王實味卻到死還象阿Q一樣糊塗,不知自己的政治命運早已注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集中表達了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這意味著,知識分子不能獨立地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知識分子的價值在於為無產階級服務,不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存在價值的。毛澤東文藝路線的推行正是以批判王實味為突破口的。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想從肉體上消滅王實味。這樣一個人已經產生轟動效應,名聲在外,國統區經常有記者過來要求見他,留著他可以讓外人知道延安對知識分子的寬容政策。李克農和康生最後決定殺他實屬無奈之舉:當時形勢危急,此人真要落入敵手,其爆炸當量可是不得了。即便如此,毛澤東得知王實味被處決以後,依舊勃然大怒,讓李克農還他一個活的王實味,李克農還為此做了深刻檢查。這事頗有戲劇性:起先王實味不過是一個小人物,卻自命不凡,非要挑戰權威;等到被搞成半個神經病,卻成了一顆重要的政治砝碼。他大概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毛澤東心中的份量已經有多重。
統觀王實味的一生,他雖有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卻是個政治上的低能兒,以及生活中的失敗者。無論他當初的“惡名”,還是他現在的“英名”,都不是他自己主動爭取來的,而是別人強加在他身上的。如果在今天,他隻不過是個無關痛癢的“憤青”;在戰爭年代,他卻為幾篇雜文丟了腦袋,並得以青史留名。造化弄人,真不知這是他的不幸,還是他的幸運?
2007.10
是戕害中華的邪惡勢力。
兄弟您這個屬於沒看懂文章啊。這篇文章說了好幾次,王實味罪不該死,即便是毛,真心也好做個姿態也好,也因為王而大罵手下。
這就像80年前後的嚴打,有不少人因為關了燈跳舞之類的"罪行"被槍斃了。您細琢磨琢磨,是不是一回事兒?
文章裏麵還寫到如何為人處事,我活到這個歲數,讀完仍然有茅塞頓開的感覺。當然了我是屬於"這商"太低的那一類,但是有人願意跟你說明白這種事,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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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你文章中王的種種不是羅列在此,想問下: 一個人文筆差,脫黨後黨性不堅定,將存在的問題公開(並沒有無中生有地造謠),人緣脾氣不好就該被砍頭嗎?因為這些原因殺人,算部算是犯罪,算部算草菅人命?這個立場都不表明,這文章寫得有何意義?
不是指王實味,是你.